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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裴毅然《党史真相》第十集:井冈山的烧杀抢掠与逃兵
一、井冈山时期的红军逃兵
中国暴力造反一向里带恐怖与强制，从太平天国烧屋胁迫入伙（走出百裡，你也不认得回家的路，只好跟着走了），长征时也是这样。过湘江前，因离家乡还不远，逃兵甚多，八万红军只剩三万，伤亡是一方面，但至少一半是逃兵。为什麽入贵州还有三万，因为距离家乡远了，逃兵少了，另一方面红军过湘江后一直避战，没有大的战斗。有关逃兵，插一则典型资料。1928年7月4日，湘军2个师向井冈山进攻，红四军长朱德、军委书记陈毅率28团、29团下山迎击，战斗顺利，但返回井冈山时，7月12日晚当红军大队进至酃县（今炎陵县），红29团藉口省委有要红四军去湘南的命令，瞒着军委和上级军官，私下召开士兵委员会，决定13日将部队开往湘南，带路的人都找好了。红29团士兵委员会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因为这个团的官兵大都由宜章农民组成，本土观念很重，不习惯井冈山的艰苦生活。朱德、陈毅得知后，劝说无果，强令该团回师井冈山。但红29团官兵思乡心切，许多人磨蹭不愿走，秩序大乱。朱德、陈毅只得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会上，特派员杜修经、29团党代表龚楚提出执行省委指示，出兵湘南。7月23日，部队到了郴州。考虑驻扎于此的国军范石生部队掩护接济过朱德的南昌暴动残部，朱德不想攻打郴州，但杜修经以党纪相逼，他只好下令攻城。守城敌军不战自退，不久开始反扑，29团腹背受敌。朱德、陈毅急令红28团支援，但白军数倍，作战失利，只得撤退。此时红29团官兵因惦记宜章的老婆孩子，不 命令纷纷往宜章方向溃散，部队顿作鸟兽散，千馀人的部队只剩200多人，红29团从此不再存在。
湘军趁势向井冈山发起进攻。留守井冈山地区的红31团、32团及地方武装力量不得不退入山区坚持游击斗争。国军相继占领永新、莲花、宁冈等边区县城及平原地区，边界党组织、红色政权大部分损失殆尽，史称“八月失败”。1928年底，朱毛被迫离开井冈山，下了赣南。所谓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在井冈山也就燃烧了一年零三个月。
二、井冈山时期暴力烧杀抢掠
1943年5～6月，抢救运动使延安一代首次领教红色恐怖。延安红青（像李锐、韦君宜、何其芳、胡乔木）被理想与革命所燃烧，不惟不瞭解遥远的苏联，也不瞭解近在眼前的中共党史——南方苏区的红色恐怖就相当惨烈了。北伐时期（中共称大革命时期）两湖农运的暴烈，因为有毛泽杔那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早已坐实，三大暴动（即中共单独撇出来干的一开始）就满带暴力。如广州暴动（1927-12-11）——
张发奎（1896～1980）：1927年12月中共广州暴动，国军迅即回师，见大势已去，中共竟准备焚城，集合五六百人力车夫，人手一小桶五加仑油、一盒火柴、报纸一捆，准备各处放火，所幸粤军及时赶到，才制止暴行。犹太人莫裡斯·何恩乃孙中山保镳，1970年代周恩来统战对象，亲历广州暴动，其传记中：共党攻佔反共的总工会馆，烧死一百多名工人；500多名农运分子进城参战，分散小股到处烧房、抢物、杀人；中央银行起火，共党佔领消防队，不准救火；暴动者火烧日本医院，15岁女孩持枪把守码头，难民上下船要搜查行李。中共出版物也披露：广州暴动前中共拟有捕杀名单，持国民党立场的文化人俱在其中。中山大学学生张资江、《民国日报》主编袁某等不是当街打死，就是拖到暴动总部枪决。傅斯年也在名单中，幸得通风报信才躲过此劫。
延安时期，革命手段无限制、道义原则工具化的极左倾向有所遏制。十年「闹红」杀富济贫的绝对平均主义，短期内虽能动员一部分农民「入伙」，但这种只破坏不建设的暴烈政策至多见效于一时，难以维持于长久。1929 年 2 月 25 日，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杨克敏（1905～1930）向中央彙报：
红军经济唯一的来源全靠打土豪，又因对土地革命政策的错误，连小资产阶级、富农、小商也在被打倒之列，又以大破坏之后，没有注意到建设问题，没有注意到经济恐慌的危机，以致造成乡村全部的破产，日益激烈的崩溃。
因为供不应求之故，价值的昂贵，等于上海的物价，因为经济如此的崩溃，经济恐慌到了如此程度，一般民众感觉得非常痛苦，而找不到出路，所以富中农多反水，中农动摇，贫农不安，农村中革命战线问题发生了严重的危机。······这个经济恐慌的危机，是边界割据的致命伤。 （江西省档桉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上册，页19～20。）
杨克敏（杨开明），杨开慧堂弟，长沙县白石乡一个知识份子家庭，1924年毕业于湖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1925年秋，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干事，1926年入党，1927年初，奉命回湖南开展农运，长沙马日事变后，派往安源组织工人纠察队，1928年湖南省委秘书长，7月任命湘赣边界特委书记（多次被派往井冈山瞭解情况）。与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一起执行省委要求红军回湘南的命令，对造成湘赣边界和湘南两地八月失败负有责任；9月患病，谭震林代理特委书记；1929年初病癒，红五军政治部主任，旋赴（1月）上海彙报井冈山情况。
杨开明在上海撰写了数万字报告，就湘赣边界的政治、经济形势、湘赣边界武装割据和红军斗争经验，以及他对有关工作的建议等十馀个问题，作了详尽彙报和分析。党中央派他任湘鄂赣特派员，赴长沙、武汉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并参加武汉特别支部，他参与恢复重建武汉地区党组织。9月，任湖北省委鄂西特派员。年底，因叛徒出卖被捕。1930年2月，枪毙于长沙识字岭。
三、延安时期对江西南方苏区暴烈政策的纠正
南方苏区的土地政策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邱会作回忆录》：「对地主不分田，杀了不算还杀亲属。」 地主毫无出路，要麽逃要麽跟你拼命。
1935年，浙闽游击区红军领导人粟裕在党内正式提出：
打土豪、分田地，打击面大，不利于团结和争取其它社会阶层。
陝北红区也跟南方苏区一样，红军不时烧杀掳掠，当时的记者报道：「共产党又乘机暴动，抢粮、杀人，不但旧有积蓄被洗劫一空，甚至因社会秩序溷乱，农民离开了耕地，生产机构惨遭粉碎。」延川县长李腾芳：「延川县城在陝北向以文风鼎盛出名，自被共产党攻陷后，杀人放火，不久即成空城一座。西安事变之前，还是只有狼踪，没有人影。」
第二次国共合作后，得到国府军饷，中共也「实践出真知」，认识到过分激烈的左倾政策行不通，无法得到群众拥护，政策由激进转宽缓，「没收地富一切财产」转为减租减息，逃跑的地主若归来，另给土地房屋，或从已没收的土地中划出一部分归还。 1938年3月的延安街头大标语——「欢迎商人投资」、「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广泛的民主政治！」
延安时期实行减租减息，延安时期不再彻底剥夺地富。地主、资本家也被包括在「人民」之内，排位还在农民、工人之前。拿钱出来支持中共政府的乡绅，冠以“开明人士”，安排政治席位，安排个参议员、副主席之类。如李鼎铭。 边区经济较之此前苏区有了更多推进力——因允许求富而敢于思富。政治方面也立竿见影，得到知识分子与中间阶层的支持。1944年6月，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陝甘宁边区建设简述〉，承认「以私有财产为基础、自愿为原则」。
四、毛泽东也亲自杀过地主全家（包括孩童）
至少两条资料可证实此事（张国焘、胡乔木）。张国焘说毛泽东亲口向他承认井冈山时期的烧杀，自己亲令杀死地主全家，包括几岁孩童。 胡乔木：「秋收暴动期间，提倡杀人放火。毛主席说他亲自点过火。一放，周围的农民都跑了，群众根本就不赞成。」 1928年3月，湘南特委代表周鲁对毛说：「我们的政策是烧，烧，烧！烧尽一切土豪劣绅的屋！杀，杀，杀！杀尽一切土豪劣绅的人！」「我们烧房子的目标就是要让小资产者变成无产者，然后强迫他们革命。」 与太平天国逼民入伙一样，「房屋俱要放火烧之，家寒无食之故，而随他也。乡下之人，不知远路，行百十裡外，不悉回头。加后又有追兵，而何不畏。」
1952年7月16日，李锐日记——
湖南暴动时杀（土豪）政策实不如太平天国。
1928年1月，朱德率南昌暴动残部发动湘南暴动，3月国军进剿，中共湘南特委决定焦土政策，拟烧尽宜章至耒阳一线公路（二百多公裡）两侧各五里之内房屋，乡农暴力顶抗，追杀千余赤色分子，郴州城几十具共干尸体倒街，妇联主任赤身裸体，两乳被割，开膛剖肚，外阴被挖······
1930年10月7日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1902～1933）的报告：
地主商业资产阶级的经济日益破产，城市的商店，没有农民上街，闭门的闭门，搬走的搬走，吉安、赣州突然增加了几十万土劣（金汉鼎报告，吉安有十九万，赣州亦相差不远），土劣的妻女，以前威风凛凛的现在大半在吉安赣州当娼妓，土劣则挑水做工，现在又跑回来向苏维埃自首，愿意将所有家产拿出来，请苏维埃不杀就是。······江西全省的反动政府，在经济上亦大减少，过去每月收入八十万，现在只收得七八万元。景德镇的磁业过去每月有百六十万，现在只有十六万，统治阶级的财政经济到了困难的极点。
1929年11月6日，闽西特委报告：「一般过去斗争失败的同志脑子里多充满了杀人观念，他们杀人太随便了，以为反动派可以杀得尽的。」 赣西南，据1930年6月《红旗》，「农村的豪绅地主，简直没有生存地步，捉的捉，杀的杀，逃跑的逃跑的，赣西南有廿馀县的乡村，农民协会即变成了临时政权机关。」
五、苏区经济政策具体资料
为贯彻阶级路线与体现苏维埃制度优越性，苏区制订出许多违反经济常识的规定。赣闽中央苏区规定：「工人每週经常须有连续不断的42小时的连续休息」；「在任何企业内的工人继续工作到六个月以上者至少须有两个星期的例假，工资照发；在危害工人身体健康之工业中工作的工人，每年至少须有四个星期的例假，工资照发」。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第21条规定「须一律停止工作」的纪念日——列宁逝世、二七惨桉、巴黎公社、国际劳动节、五卅、十月革命、广州暴动，「纪念日节日前一日工作时间，至多不得超过六点钟」。夜工必须高于常薪、非特许额外工作发双薪、女工带薪产假八周、女职员带薪产假六周、小产带薪产假二周、被征入伍者发三月工资、暂失劳动能力亦须保留原职与原中等工资。雇主还须为工人支付薪额10～15%的「社会保险基金」。
一些工人甚至要求企业主免费提供雨衣、梭标、制服、套鞋，过年费与双薪等等。雇工成本太高，收穫季节请不起帮工，「有时农民出售一担稻穀，所得款价还不够支付割禾工资。有些地方的农民甚至稻子黄了无力雇人收割，也不愿意雇人收割，宁肯让金黄的稻子掉在田裡。」苏区私企一一倒闭。石城县某小店开除工人，县劳动部罚款210元，可这家商店全部资本只有200元。
汀州恒丰荣烟店工人李振光，1932年11月～1933年4月抽调苏维埃，五个半月未在店内服务，但按苏区《劳动法》，老闆须支付他大洋145．8元，该店总资本仅400元。张闻天都为这家老闆叫屈。 闽西工人薪水提高三四倍以上；长汀等地造纸工人月薪原十元大洋，提高至二三十大洋，其他店员工人一律提高至16块大洋，且不问劳动纪律。工人经常开会、放假。闽西赤区创始人张鼎丞：「拿了工钱又吃老闆的饭，许多资本吃光了，商店关门，店员失业，反而造成了自己的困难。可是省苏维埃政府还在说：要更多维护工人的利益，这样才叫做执行『进攻路线』。」
鄂豫皖赤区的成彷吾：「工人每星期休息36小时，每年休息四星期，工资照发等等过『左』的劳动政策。这些政策实行的结果，造成工商业店铺的倒闭，使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发生极大的困难。」
为填补财政赤字，1932年6月中央苏区发行第一期「革命战争公债」60万元，10月再发行第二期120万元。1933年7月22日，再发行「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 1934年1月底，中央苏区银行人员：「公债已发行了近半年，交库尚不及半数，土地税自十二月开始，至一月下旬，所收不及十分之一，后方机关限量吃饭，直到开始长征。」 财政困难迫使「国家银行」超量发行纸币，长征前发行总数约八百万元。红军走后，这批纸币大部分被苏区百姓焚毁。1955年中共发行新币，以1∶1收回一小部分。
六、红军还有哪些不便示人的阴暗面？
长征途中，云南某县长误将红军当国军，大开城门迎纳。红军进城后，问前来迎接的官绅：「你们给本军办好了粮食军饷没有？」回答已办妥。红军吩咐要十个嚮导，也一一派定。等县府官员前来拜访，毛泽东下令将百馀名前来欢迎的官绅处以死刑。毛说：「如果一切敌人都像云南这个县长这样蠢，中国革命早已成功了。」 这些「革命事蹟」如写进《西行漫记》，延安一代如知道这些红色阴暗面，革命热情还会那麽高麽？
这些阴暗面，中共当然不会自抖示人，「七大」代表对肃反政策的「愤怒」也不允许透露给外界。延安一代浑然不知。李锐：「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时，这个群体才第一次面临『党文化』的严厉改造。」
一则对比性资料，中共间谍「后三杰」之首的熊向晖（1919～2005），清华生，胡宗南机要秘书，撰写的回忆录〈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载《人民日报》）1991年1月7日首载，接着连载，台北的《传记文学》也两期连载，再收入《中共地下党现形记》第一辑）。1949年后，熊向晖先后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办公厅副主任、驻英代办。1971年，担任周恩来外交助理，参加中美重大外交活动。1972年任墨西哥首任大使，1973年末～1982年4月中调部副部长，1978年后兼任统战部副部长。1980年代第五～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熊向晖的回忆录中有胡宗南进攻延安时的〈安民告示〉（全称：〈国军收复延安及陝北地区后施政纲领〉内容——
实行政治民主、穷人当家作主；豁免田赋三年，实行耕者有其田；普及教育，村办小学、乡办中学、县办大学。
政治传单中——不吃民粮、不住民房、不拉民伕、不征民车。
虽然贯彻胡宗南的「要比共产党还革命」的主旨，毕竟还是有相当贯彻三民主义的具体措施，体现了国民政府为民办实事的宗旨。因为，普及教授的村办小学、乡办中学、县办大学，人家国民党在台湾做到了，共产党至今还没做到「县办大学」。
中共为什麽至今独裁话筒，自己演出自己评论，既不让民间评议时政，也不让学者评议党史（按习近平的话来说，就是不能让老百姓知道某些事，他这裡所指的是抗美援朝实为金日成打的第一枪，志愿军并未取得什麽实质性胜利。另一件习不想人民知道的是中共制造的饿死四千万人以上的大饥荒）。除非按中共口径评撰（如抬轿子的文佞胡鞍钢之流）也就是所谓拧死意识形态阀门，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完全有悖西方普世价值（美国从开国就不允许官办媒体，以避免自说自好，VOA美国之间乃二战期间对外宣传机构，不评内政、自由亚洲电台也是外宣机构），当然是中共明白，1980年代我就从北京学界 闻：中央党校的人最反动，因为他们掌握早期中共苏区资料，明白「原来如此」，所以从历史真相中思想认识发生变化，成为「最反动」。因此，大陆史学界传言：一旦中共倒台，最后一招可能会炸毁档桉馆。
文革后邓颖超拿着胡耀邦的批条上中央档桉馆烧了三天档桉，即烧刘少奇一号专桉、陶鋳二号专桉、林彪专桉等档桉。江华也持这种批条上浙江档桉馆，亲临监督烧了一天反右时他整「沙杨彭孙」的档桉。沙文汉（省长）、杨思一（副省长）、彭瑞林（省检察长）、孙章录（省委财贸部长）。
毛泽东临死时最担心的就是后人议论（最主要还是党内的「不同声音」，怕文革翻桉），全他最怕留下历史恶名，因为他知道自己实在「作恶多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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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博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