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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文革亲历三记

2020年12月28日 6:59 PDF版 分享转发

来源: 华夏文摘 作者: 江凡

如果从1966年算起,已经过去五十多年。几十年前的腥风血雨,有些事在记忆中开始模糊,并随年龄的增长而离我渐行渐远。北京大学是文革的煽风点火之地,也可以说是全国开展运动的样板,干部和知识分子惨遭迫害,无辜群众被颠来倒去地整肃,无数生灵被涂炭,这里也是全国最恐怖的重灾区之一。作为教师的第二代,我想把自己亲历的几个小故事记录下来,以唤起更多的人对那段历史的关注。

一,两上北大“

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伟大领袖支持的北大的大字报,揭开了文革序幕。自此,北大进入了一个现在人们无法理解的癫狂的时期,那时我不满13岁,在北大附小上六年级,刚刚考完毕业考试,还差一次升学考试填志愿即可升入中学,但自此求学之路嘎然而止。一切正常的生活学习秩序全被打乱了,人妖颠倒,是非混淆,邻居伯伯叔叔阿姨一夜之间成了走资派、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叛徒、特务、反革命,我因为身体不好,已经长期休病假,当时还没有被波及。

1967年,聂元梓在北大办红卫兵造反展览,从附小抽出了40名小学生做讲解员,我是其中之一。因为停课不上学了,当讲解员是件很新鲜的事。

我清楚地记得自己分在展览的第四馆,主题是“巴黎公社式选举”。在大学生的指导下,我们每天要接待一批又一批全国各地串联的红卫兵学生,按照解说词认真讲解。在这期间,和指导我们的大学生熟悉了,偶尔会听到他们不避讳我悄悄议论图片的真伪,选举的虚假,这一切和介绍中的解说词完全相悖。时间越久,听到的越多,他们说聂元梓是一个飞扬跋扈的人,由于有领袖和中央文革做后台,权倾一时,独断专行,打击排斥异己,残酷迫害干部和知识分子,是一个品质恶劣的坏人。当时这些大学生要成立自己的组织:“大井冈山”,我就下定决心不当讲解员了,连第二天就发到手的新北大纪念章都不要了,马上追随他们上“井冈山”。

回家以后,我串联了几位要好的邻居发小:G,B,G和Z。G和B五年级,G和Z只有三年级。我把自己在展览会听到见到的讲给他们听,问他们愿不愿意,敢不敢跟我一起上“井冈山”反聂(当时在北大,反聂即是反革命)?我现在也记不起当年说了些什么,总之动员很有力,他们毫不犹豫地点头答应,颇有几分天不怕地不怕的豪气。就在几年前,G的妈妈X阿姨回忆起这件事,说有一天G跑回家,认真地告诉她说:“妈妈,我明天要跟江凡上‘井冈山’干革命去了!”虽然那时我们年龄不大,却已立下要坚持真理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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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干就干,我们五人一起找到“井冈山”设在28楼的总部,要求加入“井冈山”,造聂元梓的反。大学生看我们这群天真稚气的小孩儿,开始可能觉得我们是瞎胡闹,把我们凉在一边不搭理我们。我年龄最大,上“井冈山”也是我出的主意,眼看目的要泡汤儿,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泡在那儿缠住大学生一劲儿磨,表示我们支持“井冈山”,反对聂元梓的决心。我们说,需要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只要有什么任务交给我们,保证完成。而且,我们还说一定会保守秘密。当时总部头头是牛辉林,还有魏秀芬,都是大哥哥姐姐,看我们很坚定要跟他们一起战斗,精神也挺可嘉,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就真把我们留下了,还分了28楼顶层的一间房间做印刷间,布置给我们的任务是印传单,撒传单。领下任务,就等于得到了承认,我们五个小伙伴儿真是开心啊!

当年28楼是留学生宿舍,每个房间有大衣柜,书桌等家具,都被我们利用起来。我们每天工作时,都要先抬大衣柜用来顶门,防止新北大公社的人来抄我们。我刻钢板,两个男孩子负责油印,女孩子打下手翻片儿,累了大家互相轮换。开始我刻蜡纸掌握不好力度,一张蜡纸也就能印二百来页,一漏油就废了还得重新刻,小伙子们推滚子劲也使得太大。后来大家技术提高了,操作越来越熟练,一片蜡纸印个1000来张也不成问题,效率非常高。印好传单先晾起来,等油墨干了,再把印好的传单一张张叠起来码好。两个男孩儿使用印刷机,蹭得到处是油墨,常常搞得像个唱戏的花脸儿,休息的时候,我们互相看着打趣,太好笑了!就像上班似的,每天一早吃过早饭,我们就一起结伴而行来到28楼,先去总部头头那领来要刻写的文章,然后紧张而有序各就各位开工。下午印好大批传单,每人分到一大摞,装进各自的挎包里,到大字报席棚人最多的地方去散传单。一张张传单就像一发发出膛的炮弹,在北大聂元梓控制的魔窟里炸响,传播到全国各地。“井冈山”总部的哥哥姐姐经常表扬鼓励我们,那时我们觉得自己参加了革命,很神圣,也很开心!当然小插曲也不少,为了多分点传单,男孩儿女孩儿之间也闹别扭,我经常得连说带哄。还有个小伙儿傻乎乎把传单攒了一麻袋,想多散点儿痛快,结果当然早就过了期,被哥哥发现挨了通骂。小Z从小腿有残疾,每天往返北大,比我们吃的苦更多,可她从来都是乐呵呵的,现在想想还真是不容易。

斗争从来都是残酷的,风平浪静的时候很快就过去了。聂元梓哪里容得下反对她的力量,大约在66年底到67年初,开始了对“井冈山”,“红联军”等群众组织采取了残酷镇压和无情打击,查封了“井冈山”和“红联军”,批斗、抓捕这两个组织的重要成员,揪斗了200多人,其中把100多名“井冈山”的教师和学生打成反革命。我们平时经常看到的魏秀芬姐姐,一夜之间被押在大卡车上,反扭着胳膊,脖子上挂着名字被打了叉子的牌子游街。我们的印刷室也被刷了封条。一时间风声鹤唳,一片白色恐怖,高音喇叭里全是声嘶力竭的打倒反革命分子×××!打倒反革命分子×××!的狂吠声。昨天还是“井冈山”的哥哥姐姐,今天在校园里的大卡车上成了被押解的反革命,顿时让我们这些初次体验“革命”二字的小学生吓得心脏砰砰狂跳不已。

冬天的北大校园,寒风肆虐,政治的寒流更是肃杀令人毛骨悚然。记不清回家猫了多少时日,每天从高音喇叭里传来的都是聂元梓这个老佛爷不可一世的嚣张。当时北大各个系里对“井冈山”人的政治迫害也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关押、批斗、威逼、毒打、刑讯,而“井冈山”人不畏强暴,组织起来,在北大五四运动场召开了万人控诉大会,揭露聂元梓镇压群众的暴行。慑于上面的压力,聂元梓释放了一些“井冈山”的学生,“井冈山”的力量又回来了。于是,又有了我们二上“井冈山”。

楼还是那座楼,房间还是那间房间。二上“井冈山”的我们,却多了一分警觉和机敏。平时经常爱说笑打闹的五个小伙伴儿,工作更认真了。回到28楼的总部时,我们会观察是否有人跟踪,注意甩掉后面的尾巴。我们会在撒传单时,装作去抢传单的人,以不被坏人注意。由于亲眼看到了政治斗争的残酷和你死我活,不由从心里更加敬佩我们身边这些不怕牺牲、坚持真理的“井冈山”的大哥哥姐姐们,同时也为能给“井冈山”尽一点小小的力量而感到由衷的自豪。因为直接接触印传单这份工作,我们是“井冈山”组织宣传内容的第一读者,对聂元梓在北大的所作所为有了更多的认识。

文革中,聂元梓是北大革委会主任,她手中掌握的亲兵就是新北大公社,他们在北大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全校的高音喇叭都控制在他们手中,“井冈山”仅有的零星高音喇叭,完全被遍布校园的新北大公社高音压制,几乎等于噤声。一日,听说总部夜里有任务,我们几个都很兴奋,原来是“井冈山”要把公社的高音喇叭缴获过来,改换线路,为“井冈山”服务。想想也是,北大的才子精英成百上千,无线电系,物理系,生物系,化学系,让新北大公社的喇叭改换个门庭还不是易如反掌的事儿!趁着夜幕掩护,我们当放哨的哨兵,帮助“井冈山”的大哥哥姐姐神不知鬼不觉,干掉了几乎大半新北大公社的高音喇叭。第二天早上六点整,本该播报新北大公社呼叫的高音,突然变成了“井冈山”广播站的呼叫。我们一路听着“井冈山”广播站激昂高亢的播音,内心喜不自禁。

1967年的冬天来临,北京市的中小学校复课了。当时北大附小的革委会主任、充当聂元梓打手的王××把我父亲叫到学校,训诫他没有教育好自己的孩子,参加被聂元梓定性为反革命的“井冈山”组织,说我就是个小反革命。在附小复课这段时间很短,我和同学们一起被分配到清华园中学就近入学,从此逃离被聂元梓控制的北大校园。

“井冈山”这一北京大学文革中的群众组织,之所以能像野草一样,在聂元梓铁腕手段高压控制下历经百死而烧不尽,只要保存一点点的火星,就能瞬间复燃,正说明人的思想是压制不了的,压迫越深,反抗越强烈。在北大,如果没有“井冈山”,没有豁出性命也要揭露聂元梓的正义力量,没有那些身在监牢里誓死不投降的勇士,聂元梓在台上会更加疯狂嚣张。文革虽早已结束,历史已经翻过了那一页,但文革欠下的血债并没有得到清算,对文革的反思太少了。

二,我认识了沈达菲姐姐

第一次因白色恐怖离开“井冈山”时,我没闲着,找到北大红卫兵接待站去义务服务,就是现在的志愿者。那时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都往北大涌,一拨儿来了一拨儿走,川流不息似的。我在接待站帮助新来串连的外地学生换饭票,买邮票,寄信,指路带路,凡是学生们需要的,我都去做。在忙碌的工作中,我接待了一拨儿从上海来的学生,其中有一位漂亮的姐姐,身材苗条,梳着两条长长的辫子,气质超好,每次见到不由得总想多看她几眼,而她眼里流露出来的那种忧郁总留在我心里忘不掉,也很好奇。终于,我从她同来的伙伴中得知,她是北大被聂元梓迫害致死的中文系学生沈达力的妹妹,名叫沈达菲,此次来北大是要找聂元梓讨说法,就是来上访的。

沈达力是谁?她为什么会死?这当然和聂元梓,和新北大公社有关。沈达力是1962年考入北大中文系语言班的学生,她聪慧、开朗,是中文系师生熟悉的公众人物,常以中文系晚会主持人的身份出现在大家面前,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因反聂参加了北大红联军组织,因而被聂元梓及其新北大公社整肃;又因为她的男友在被斗时抄出他们的情书,在斗争会上以此来打击羞辱她(引自《华夏文摘》增刊第762期,薄亚达:“周培源与聂元梓——十年风焰漫燕园”)。沈达力不堪屈辱,以死抗争维护自己做人的尊严。沈达力的死,是聂元梓及其一伙暴行所致,聂元梓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刽子手。得知真相,我回家转述给父母,父亲当即要我邀请沈达菲姐姐得空到家里来做客。虽然父母和沈家非亲非故从不相识,但他们要以北大有良知的教师、慈爱的父母之心,温暖和支持受难中的妹妹和她的家庭。

达菲姐姐来过我家两次,还带来她的一位同伴。每次都是妈妈亲手为她们做上一餐好吃可口的饭菜,还包过一次北方的饺子。我家旁边的空地,是我们一起打羽毛球的地方,达菲姐姐轻盈的跑动,灵巧的身段,挥拍自如的潇洒,这一切虽然都过了五十多年,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在那个聂元梓一手遮天没理可讲的年代里,达菲姐姐哪里讨得出什么说法?!经过一天又一天的等待,终无结果。她是怀着愤怒、悲伤而离开北大的。五十多年过去了,我想,还有人记得沈达力姐姐吗?她的孤魂是否还在未名湖畔徘徊?如果没有文革,达力大姐这位才女,应该是一位学识丰富的教授了。呜呼!文革是中华民族之觞,把我们带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三,挺身护家,荒唐闹剧终收场

1966年8月起,北大抄家之风盛行。无论什么理由,北大来的红卫兵呼拉一下把一家围住,房间里立刻就传出呵斥、打骂,稀里哗啦连砸带摔的声音。父亲几次要跟我谈话,又犹豫着不知道怎么谈。终于一天他严肃地看着我跟我说,“如果,”父亲加重了语气,“要是爸爸妈妈犯了错误,还挺严重的,你怎么办?”我根本不信,我说,我爸爸妈妈都是好人,我不相信你们犯错误,我是保爹保妈派,我铁杆保定了!爸爸摇摇头,不再说什么了(以后我才得知,66年文革开始后,我母亲在心理所被打成反党小集团成员,天天挨斗,并且心理所造反派把暂住在所宿舍里的我的外祖父母拉去批斗,抄家,还强行赶回河南原籍。外祖父1918年考取庚子赔款公费名额,赴美国耶鲁大学留学,1925年硕士毕业回国效力,曾任河南大学农学院长、教授,北京大学农学院教授,北京林学院教授,河南农学院教授,是森林测绘学专家。文革中外祖父母均被迫害致死)。

话说抄家,这一天突然降临了。一个下午,北大经济系的红卫兵十几二十个人突然闯入我家院子,一路还裹挟了不少好事者,把竹子和蔷薇扎成的篱笆踩塌了一大片。为首的红卫兵高喊:“地主婆江一纯滚出来!”“打倒地主婆江一纯!”来者气势汹汹,嗷嗷乱喊。奶奶当时已经79岁了,本来就极胆小,被这突如其来的吼声吓坏了,扑腾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浑身颤抖着说不出话来。不理他们是不行的,我什么也顾不得想,一个箭步冲出去,挽起衣袖,双手叉腰,站在院子当中间儿,脱口而出一声大喝“他妈的!老子是红卫兵!谁敢再往前走一步!”(我哪儿是什么红卫兵啊,情急之下拉大旗做虎皮而已)领头的大概也没有想到,会遇到这么强势的小崽子,稍微软下来一点,问道:“江一纯是你什么人?”“是我奶奶!”来人说,“你奶奶是地主婆,我们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把你奶奶交出来!”我当时一定是吃了豹子胆了,用手指着他大吼“谁说我奶奶是地主婆!我还说你奶奶是地主婆呢!你们好好查清楚了,我家没有地主婆!你们要是眼没瞎掉,回去再好好扒拉扒拉档案去!”吃了我的一通叫骂,为首的有点二乎了,我进一步说,我家几代没有农村户口,怎么可能在农村划成分?没有划成分,怎么可能是地主?这时来人中有的觉得没趣了,小声嘀咕着没准儿看错了,往院子外面溜达,有人还不大甘心,骂骂咧咧的,但也没有刚来时的威风了。就那么僵持了一阵,我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特别长。不能不说,来的红卫兵头头还有点儿政策观念,要不然我一个小女孩哪能抵挡得住啊。不知到底过了多久,红卫兵竟然撤了。围观的好多小孩在他们屁股后面“噢——噢”地起哄,我手心渗出冰凉的冷汗,浑身都瘫软了。我是独生女,从小父母对我管教甚严,岂敢张口骂人?这可是本人平生第一次骂脏话。一场闹剧就此收场,可否当成是受到文革的洗礼了呢?

回家我问父亲,爷爷是做什么的?我们家怎么会是地主?父亲告诉我,我的爷爷幼年父母早亡,从平江徒步到长沙考入湖南高等学堂(湖南大学前身)求学,毕业后跟随湖南爱国将领唐生智,受到重用和提携。因国民党内派系斗争,上世纪二十年代爷爷和唐生智一起被蒋介石通缉,逃往到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学习经济学。回国后,曾任职于湖南省建设厅,做过湖南省机械厂厂长、汉阳兵工厂厂长、武昌造币厂厂长,水口山矿矿长,是民国国有企业管理的人才和精英。我奇怪这跟地主怎么搭上的?父亲说,爷爷成事后,在平江老家购置了田地,捐给江氏祠堂,开办教育。父亲为此曾填表写了地主成分(怕欺骗组织,隐瞒成分),但随后写信给平江当地公社求证,公社开来证明材料,证明土改时江家在农村没有土地,也没有划成分。

1968年正值春寒料峭时,一天中午我放学回家,祖母惊慌地告诉我,正在病重卧床的父亲,上午突然被经济系新北大公社来人抓走,他们以清理阶级队伍为名,说我父亲是经济系漏网的阶级异己分子,需要隔离审查,将父亲关押在北大经济系37楼,日夜派人看管,失去人身自由。我不顾一切跑到37楼去找父亲,问谁都没人理我。当下我心生一计,找到二层办公室人多的房间见门就踹,“嗵!嗵!嗵!”巨大的声响惊动了许多人,有人认出我,悄悄告诉我父亲关押的房间,我一口气跑上了五层。见到父亲和那屋子里看押他的人,我丝毫都不觉得害怕,说实在的,心里埋下的全是恨。他们逼迫父亲写检查,说我们全家都是“井冈山”的反革命,连小崽子都是黑的,一家黑,还列举系里×××新北大公社的干将是全家红。系里组织学生对父亲轮番进行批斗,连父亲到校医院取药都由两人看押。我天天往37楼跑去看父亲,虽然不能讲话,但我知道自己曾经许下的“铁杆保爹保妈”的誓言终于能够兑现了。父亲没能捱到文革的结束,于1974年初去世。而作为当年“井冈山”小反革命的我,终于在1976年看到了在文革中不可一世的聂元梓被绳之以法的那一天。1989年,我的伯父自1949年离开大陆后第一次回来探亲,遗憾的是奶奶和父亲均已去世。闻之我的家庭在文革中所遭遇种种,不胜唏嘘,也感叹他的母亲和弟弟在文革中大难来临时能有一个好孙女、好女儿时时保护着他们。

后记

1、文革结束后23年,也就是1999年,我儿子考上北大,我送他入住宿舍,居然是28楼。来到我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思绪万千。当年北大存在的两派组织:“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都源于罪恶的文革,是文革的产物。我个人所经历的点滴,从一个小小的侧面,揭露了文革这十年浩劫带给北大教职员工的灾难,也让人们了解一些北大文革中聂元梓统治下的黑暗、复杂和残酷。现在28楼已经拆掉了,但它永远在我的记忆中保存着。

2、感谢我的发小(在文中我略去了他们的姓名),感谢他们当年对我的那份信任,在随时都存在的白色恐怖中一直跟我在一起。至今我们依然像亲人一样。

201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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