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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独一份

2020年12月30日 7:26 PDF版 分享转发

来源: 新三届 作者: 聂平

开批斗的大会,经常喊的口号有两类,一类是打倒走资派的口号;一类是革命路线万岁的口号。可以说在全国范围内,没有一个批斗会有人敢喊打倒的口号。

但是,有句老话,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在1967年时14岁,可以说不怎么怕天地,好打抱不平。当时对那些造反派、红卫兵打人的做法很是看不惯。那时只有个朴素的看法,我是从小在父亲拳头底下过来的,归结为东北人暴脾气。所以,对文革造反派打杀人的现象很是看不惯。

将军被厨子批斗

1967年初,,总后在总后大院开了一次批判“总政阎王殿”大会后,总政各大院的造反派成立了造反组织,主要由带领章帽徽的炊事员和不带领章帽徽的厨子组成。为了表忠心,拿着红宝书,由造反派头头领着全体人员,天天读。以前的皇帝是天天要大臣喊万岁,万万岁。文革中不仅要喊万岁,而且要把金口玉言的话儿整成全国人的座右铭。我们北太平庄总政大院的造反派组织,“天天读”确实坚持得很好,炊事班就在我家的对门,我向毛主席保证,他们坚持了天天读。真是:主席的思想闪金光,革命的人民有了主张,男女老少齐参战……

大概是只读红宝书不能落实到行动上,还只是口头革命派。1967年一个夏天的晚饭后,造反派头头,还未转正的小郝(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大家都叫他小郝),“神采奕奕”的直奔总政副主任刘西元的家中。不一会就把刘西元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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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郝把刘西元带到食堂中央低头站着,然后他就喊打倒刘西元的口号。应者寥寥。喊了几句口号后,他又请总政群工部还是青年部的肖部长讲话,他与刘西元还是一起从山东到东北的战友,可能是文革一来就个人顾个人了吧。一个是走资派的阎王,一个是造反派的领导,命运不同。

我就是看不惯造反派的派头,向大门口走去,找好了逃跑路线,突然喊出了口号:打倒小爬虫小郝!打倒肖xx!

想起来,这恐怕是全国批斗走资派大会上唯一呼喊打倒造反派口号的,蝎子的尾巴——独一份。

喊完了我就猛跑。

这时,肖部长的儿子气愤地从大门追出,小郝从烧火间的大门追出,没有截击成。边追边喊:打死你个小兔崽子!幸亏我跑在了前面,钻过篱笆墙消失在黑夜中,否则会真成小兔崽子被他打死。

势利眼

造反派有个普遍的特点势利眼,看见谁的老子成为走资派,黑帮之类的,其子女就必然是“狗崽子”。谭立夫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著名反人类论断也应运而生。我大院最大的走资派是总政副主任刘西元,他的大儿子身高体壮,130斤重的活人,他轻轻一抓就举过头顶,在全院的孩子中是“大哥”级的人物,岁数也是最大,19岁。

为了管好这些孩子,总政和国防科委各派一人,在门口六号楼的“部长楼”占了一层为办公室。这也是史无前例的办公室。我们叫它“管办公室”。总政法院出个人,叫李家涛,总政审判员,中校军衔。因是福建人,福建口音管“李”叫做“米”,管“叔叔”叫做“嗖嗖”,因此我们叫他为“米嗖嗖”。国防科委派出的是王成旭叔叔,自然也用福建口音叫他“王嗖嗖”。

真是有军人作风,“管小孩办公室”一成立,马上开展了工作。首先把全院十岁以上的孩子组织起来,在大门站岗。女生站白天岗,男生站晚上岗。我记得晚上站岗时,手里还拿根木棍,说是打阶级敌人的。那时以楼为单位,值夜班。我们几个人还手持木棍,到路上巡逻。俨然是“暴徒”模样。那会还觉得是好样的。不是说要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吗?学校虽然停课了,但是还要自己主动地参加文革,要主动的宣传领袖思想。

那会觉得女生在白天站岗,对领袖思想宣传的作用要明显。米嗖嗖要求白天站岗的女生要手捧毛主席红宝书,像接龙一样口念最高指示前半句,进出大门的人接着念后半句。然后让进出门。那会,菜市场买菜都要接龙。想买菜,先说一句最高指示,为人民服务,来一斤胡萝卜。然后售货员就说,斗私批修,五分钱一斤。开始,很多人没读过最高指示,就是不卖给他们。为了买到商品,只好背诵两句最高指示。

不要吃老本

最可笑的一件事是这样的:一个抗战入伍的老同志正要出门,站岗的女生想起了一句最高指示,上句是,不要吃老本,下句是,要立新功。当这位叔叔走近门口时,站岗的女生大声地说:不要吃老本,正等着那位叔叔的下一句呢。没想到等来的却是那位叔叔的吼叫声:我吃什么老本了?并把那个女生拉到“管小孩办公室”让米嗖嗖评理。可能是为了少出笑话,以后就只站岗,不背诵最高指示了。

米嗖嗖为了让全院的小孩都听他的,想了个“打蛇先打头的”办法。刘西元的大儿子刘晓东是老高中的,刘西元在整个大院里是职务最高的,最难得的他是走资派,刘晓东自然就是走资派的狗崽子。整狗崽子有几点好处,一是坚定地站在革命路线一边。二是杀鸡震猴,刘晓东是老高中的,又很壮,虽然对人和气,但是大院里的孩子都敬畏他。整服了他,全院的小孩就都老实了。

把刘晓东关在“管小孩办公室”的七间屋子中的一间。那时可能是“公安六条”的精神吧,造反派可以随意设监狱,非常方便。给刘小东戴上“革命的手铐”,总政法院弄一个手铐不成问题。关押他的窗户用木板订上,防止他跳窗逃跑。刘晓东出“监狱”后说,我根本就不想逃跑,要想逃跑,那几块木板根本就不管用。这里的条件也许比监狱的条件要好点,除了是单人房间,部长屋子外,刘晓东的妹妹每顿都来送饭。刘西元因为是走资派,只能眼睁睁看着刘晓东被关而无法拯救自己被关押的儿子。

刘晓东被关押着,食堂的战士轮流值班看押他。一天晚上,我们正在值班看大门,一名看押刘晓东的战士半夜从“管小孩办公室”出来说,我不敢睡了,万一他晚上把我打死怎么办?我们听了觉得好笑。也是,造反派做的缺德事确实太多了,今天斗这个,明天杀那个的。阶级斗争的觉悟挺高,看谁都像坏人。这可能也是对造反派的报应吧?

把刘晓东关了差不多一个月放了他出狱。由于手铐和手腕的摩擦,两个手腕全是伤疤,伤痕累累。那会也没有“非法拘押”那么一说,关押狗崽子反而是革命行动。

老子挨整,儿子挨揍

文革中,也分人,在人群中分成两个阶级,无论在哪,人都分为两个对立的阶级。1969年8月底,我作为没有文化的知识青年,响应领袖的号召,来到了内蒙建设兵团13团9连。1970年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一打三反运动。连队的领导牛奇珍(大家在背后叫他牛魔王)。他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分寸把握的很准确。在同样是将军的后代里,一个叫韩旺生,他的父亲是北京军区副司令。因此韩旺生就作为革命的后代,不敢惹。另一个北京知青,也是将军的子弟,父亲当时是走资派。因此,两个人在1970年底开始的“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命运完全不同。

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没人敢把韩打成反革命,而另一位由于父亲是走资派,他自然就是走资派的狗崽子,在运动中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命运挺悲惨的。我班的周同志几乎天天揍他,还把他吊在树上揍。每次揍完,都要和大家讲他揍人的过程,体会。

可怜之人也有可恨处。几十年过去,他早已不是挨揍的反革命知青,成了“将军后代合唱团”的成员。大概以为自己又是高高在上的红二代了。他的变化我一无所知,还以为是以前的他,在微信群里还为他在一打三反运动中鸣不平,谁想到热脸贴上了冷屁股。他说,有他没我,有我没他。最后,把我清除出北京的知青群。

这里,看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文革中,那些造反派之流的人物,自觉不自觉的按照: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做事。另一个是,文革后,有些人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以前的朋友不在一个层次上,天下是自己的父辈打下来的,因此没有低端人口的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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