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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上海生死劫 作者: 郑念
朝鲜战争结束后，周恩来总理觉察到知识分子的困境，想改善他们的处境，试行比较开明的政策。薇妮和亨利得以分配到一层较宽敞的公寓，该公寓就在我住处附近。工作上也少了些约束。薇妮经常来我家，借阅一些我能从香港及英国办事处进口的杂志和书籍，或来我处享受一番立体声音乐唱片。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各级领导都鼓励人民群众向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改进工作。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及人民群众，向共产党提出了建议，也有发牢骚的。但薇妮和亨利却克制着，他们什么也没说。因此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时，未被波及。当时，不少提意见的成为右派分子，其中许多人失去公职，作为敌人被送去劳动改造。有些人降级降薪，这使全体知识分子胆颤心寒，使中国的文化实质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当薇妮和我抵家时，未及我举手打铃，门已开了，原来老赵一直在门口焦虑地等着我。他告诉我，我女儿已来过电话，说是不回家吃晚饭了。
“请关照厨师，黄太太今晚在此吃晚饭。”我吩咐老赵，一边带了薇妮上楼去了。
老赵在餐桌上安排好两人的西餐，桌上铺着白亚麻绣花台布。餐桌中间，是一瓶白颜色的荷兰石竹花。
“厨师说，菜是炸鲑鱼和新鲜色拉，可以吗？”老赵问我。我通常中西菜轮换着吃，以厨师在菜市上能买到什么菜决定当天的菜谱。
我转向薇妮征求她意见，她说：“太好了，我就喜欢吃‘鲑鱼’。”
当我们在餐桌前入座时，薇妮望望我那幅浅蓝色的大幅油画，那是位名画家、原浙江美术学院院长林风眠的作品。这幅油画，是我那以蓝白色为基调的餐厅中的中心装饰。它在外形和色彩上，都和我陈列在餐具橱里的蓝白青花瓷器及康熙花瓶相配。
“你听说林风眠有严重问题吗？”薇妮对我说。
我感到不可思议。我知道那位画家为人民政府赚了不少外汇，政府以低价收买了他的画，然后在香港以二十倍或三十倍的价格出售。
“他被指控宣扬西方腐朽文艺。但更严重的是，他里通外国，并给来访中国的外洋船船长递送情报。他家所在的里弄干部看到，常有外国人上他家去。”
“呵！他的妻子和女儿在巴西。我可肯定，那位船长是来他家买画的。”我说。
“许多画家都出问题啦。你的老师鲍小姐也受批判了。说是有一次她画腊梅树，她让上面的花枝都是往下垂的，没有往上攀，这就影射共产党要灭亡。”
我放下刀叉，对薇妮说：“他们简直是疯了。古代画家描绘梅树，总是挂在悬崖上往下垂的。这并不是她发明的。”
“你真不知道，他们可能也从未见过名家的画。美术部门中不少领导，根本都不懂画；也不要求他们具有区别水彩画和石版印刷的能力。”
我们的话题都是不愉快的事，因此影响了我们的胃口，使我不能公正地评价我的厨师给我准备的可口晚餐。
当我们在起居室里饮茶时，我对薇妮讲述今天参加批判大会的情况。她沉吟了一下，说：“现在亚细亚公司上海办事处已关闭，可能你也要和我们同等待遇了。因为不会有一个海外人士会知道你的情况。”
“你看他们要我参加会议的目的是什么？”我问她。
“当然是恐吓你。”
“我可不是那么答易给吓倒的。”
“我想他们不了解你。他们只知道你很富有，养尊处优，从未经历过政治运动。他们认为你可能会害怕的。大概他们低估了我们的胆量了。”
“他们要恐吓我什么？目的是啥？”
“在这节骨眼上，一切都难说。不管怎样，你总归要作好思想准备，从最坏处着想。要小心谨慎，守口如瓶，不管怎样激怒你，说话都不可疏忽大意。”
“那你自己呢？你如何应付呢？”我问她。
“我已精疲力尽了！一天到晚开大会、写大字报。学校已停课。有几位教授和专家都已被揪出来了。情况似比一九五七年反右更严重。”
“那你会成为揭发批判对象吗？”我问她。
“也难说。不过我看我并不是重点对象。我当了十六年普通讲师，从末升过级也未加过工资。我总是谦虚地向党支部请示汇报，也从未带头沉迷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总是按领导指示办事，哪怕我明知他是错误的。在政治学习会上，我也从不发言，除非他们点名，我也只是把小组长或支部书记的话再重复一遍。我想我的表现没啥不妥之处，我分析结果认为，职位越高的人，将会有越多的麻烦。俗话说‘树大招风’嘛！”
“亨利呢？”
“我正在为他担心呢。我想，他会和其他教授一样被打成牛鬼蛇神‘挨斗’的。”薇妮无奈地说，然后闭上眼睛叹口气。
“我想他平时就是闷头教书，也从不乱说什么。”我说。
“真的，他从他那些被打成右派的朋友中吸取了教训。但一则他是一级教授，且他出身富家，姬姐又在台湾。”
“但你们和她姐姐又无来往，你们又不和她通信。”
“那不管。她在台湾，她是亨利的姐姐，假若他们要把它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我们也没有办法。”
老赵进来为我们冲茶。
“厨师说在他回家前要与你讲句话。”
“好，请他进来。”
老赵和厨师一同进来了。
“刚刚你回来之前，亚细亚工会副主席戚又来过了，他要我转达个口信。”厨师说。
“他说什么？”
“要你对领导讲话谨慎些。今天你走了后，他们在责怪你态度粗鲁。戚要我告诉你，领导发火了。”厨师说。
“戚是个好人。”老赵插嘴说。
“好人？你没看到他刚才在批判大会揭发陶方那副穷凶极恶的样子，我还记亿犹新呢。”
“假若有人授意他如此，他也没办法呀！如果他不是好人，何必要自找麻烦来告诫你呢。”老赵为他申辩。
“对的，老赵。我是要当心点。难为戚来通知我，谢谢你们两人来告诉我此事。”我对他们说。当两个佣人离去后，薇妮说：“他们讲得对。你必须小心谨慎，在政治运动中犯不着去触怒这些头儿脑儿。他们具有决定你命运的权力。假若他们送你去劳动改造，你也只得去。”
“他们怎么可以送我去劳动改造？薇妮。”我说，“我没有为人民政府工作，我也未犯法！”
“你太天真了！假若他们真要这么做，也是可以的。你住在这里，你没有离开这儿出境。不受人民政府雇用唯一的好处，是他们不能减你薪水。”薇妮起身告辞，我把她送到门口。
“你为何在去年亚细亚申请停业时不去香港定居？”薇妮问我。
“我怎能提出呢？总经理在谈判时需要我。他不懂中文，全部业务都是用中文办理的。我不能撇下他一人去独自应付这些。亚细亚公司向来待我很好，我不能在他们需要我时抛弃他们。”我说。
“我希望他们赞赏你的责任感。现在他们不能帮助你了，你应该及早离开这里。”薇妮说。
“我希望你和亨利俩，能像反右时那样，安然度过。”我对她说。
“我有种不祥预感，一场大难将来临了。”薇妮神情戚然地说，“想想这些年来，我们活着，仅仅就是为着生存！”
我们在门口互相道别。薇妮走了几步，又回头对我说：“我可能在问题未搞清之前，不能再来看你了。必要时我们通通电话。”
“好，保重。”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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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保重。”她对我挥挥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