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向承鉴口述 作者: 向承鉴
01
1959年，向承鉴21岁，已戴上右派帽子三年。他1956年初入兰州大学时，意气风发，如同欣欣向荣的国家。他是苦出身，对共产党，“那是磕头作揖都表达不了的热爱”。
他就读的兰州大学，作为当时全国仅有的五所理科重点大学之一，与北大、清华等名校并肩而立，更因地处辽阔的大西北，在当时“冷战”的背景下，更具有国家战略层面的重要意义。他选择的化学系，是“重点大学的重点系”，系主任是左宗祀女士，她与丈夫陈时伟（时任兰州大学副校长）于1949年后一同从美国归来，二人都是备受尊敬的科学家。
与此同时，政治运动的浪潮此起彼伏，令人眼花缭乱。“肃反”、“镇反”、“思想改造”、“三反五反”，这些运动在中国民众的内心深处掀起了波澜。对于向承鉴而言，由于他尚未踏入社会，对这些运动尚无深刻体会。家境贫寒的他，每月二十多元的生活补贴足以让他心满意足。兰州大学的学习氛围浓厚，学校对学生的要求也极为严格，“两科不及格便面临退学”的规定激励着学生们奋发图强，实验室里灯火通明，夜以继日。校领导甚至不得不劝诫同学们注意休息，“保持健康的体魄，方能更好地报效祖国。”
02
1957年5月，一场风暴悄然酝酿。在“五一”节前夕，学校党委突然发起“整风”运动，号召大家畅所欲言，积极向党组织提出宝贵意见。
“经过深思熟虑，我反复思索，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我对党并无任何异议。”向承鉴说。但这可不行。学生会与系支部等组织屡次举办点心宴、茶话会，诚邀大家齐聚一堂，共商国是，为党组织建言献策。然而，向承鉴并未参与其中，只因心中实在难以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不料此举反遭批评。“若无法提出任何建议，则表明对党缺乏深厚的感情。”
最终，因学校党委的持续动员，形势发生了转变。5月下旬，几位高年级学生勇敢地贴出了兰州大学“鸣放”运动的第一张巨型海报。这一夜，校园内的大字报如同繁星点点，铺天盖地。在党委的积极鼓励下，越来越多的高年级学生参与了进来。他们年纪稍长，见闻丰富，能提出宝贵的意见。在向承鉴的回忆中，学生所张贴的大字报中，鲜见“反对党派，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其内容多以批判学校管理层中的官僚作风为主。众多学子对兰州大学招生过程中的“夸大其词”表示不满，他们觉得学校的设施与顶尖学府相比尚有差距，因此“合并”的呼声日益高涨，呼吁将兰州大学并入北京大学等知名院校。
在向承鉴的记忆中，随着“鸣放”活动的愈发热烈，学校和上级部门却选择了沉默，学生的情绪开始急剧攀升。运动风向转变之快，甚至超过了天气的变化。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这是为什么》的著名社论，将原本“整风鸣放”的活动瞬间推向了全国性的反右斗争。
向承鉴成为了化学系一年级小班中的右派成员，然而，他并非那个时期鸣放热潮中的积极分子。即便在鸣放活动展开之际，他依旧选择在周末前往图书馆沉浸在书海之中。不久后，他凭借自己的能力和影响力，被班上同学推选为“鸣放委员会”的一员。他随即组织同学们共同撰写了一份独一无二的大字报，标题定为“某某教授访问记”，详细记录了兰州大学一位教授在肃反及思想改造运动中所经历的坎坷历程。
除去对储安平提出的“教授治校”理念表示赞同，向承鉴亦被指控犯有“仇恨党”之罪，缘由是他曾目睹一份批判某党员滥用职权的标语，在心中不自觉地咒骂了一声“该死”，此举遭他人告发，被指责为意图“灭绝党员”。
1957年7月，随着副校长陈时伟的批斗会落幕，兰州大学公布了首批被划为右派的学生名单，名单上共有二十余人，向承鉴的名字亦在其中。生活补贴随即取消，吃饭成了他们面临的一大难题。在遭受冷眼与歧视的环境中，他和其他被划为右派的同学不得不外出至校外建筑工地劳作，以换取微薄的收入来维持生计。
“我对党怀有如此深厚的感情，怎么一转眼就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敌人？”他困惑不解。从暑假之前到新学期伊始，批斗会接连不断，年仅十九岁的向承鉴，成为了兰州大学最年轻的右派，被冠以气焰嚣张、顽固不化的标签。由于他性格中的那份刚毅，他始终不肯低头认错，拒绝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因此被定性为极右分子。
03
1958年7月，向承鉴及同行四十余人，自兰州大学启程，乘坐火车抵达天水。抵达天水后，一群人被划分为两队，其中向承鉴、苗庆久等被派遣至武山县，张春元、谭蝉雪等则被分配至天水县北道区的马跑泉公社。向承鉴被具体指派到武山县城关的联丰公社，寄宿于村支书家中，并与社员们共同劳作。
自1958年8月下旬起，农村地区掀起了人民公社化、大跃进的高潮，这些浪潮亦波及到联丰社。联丰人民公社的成立仿佛一夜之间，突如其来的变革让整个社区为之震动。向承鉴被委派负责布置公共食堂，并负责书写巨型标语。在鞭炮轰鸣、锣鼓震天的喜庆氛围中，人们洋溢着喜悦之情，紧随最高领袖的指引，高呼“人民公社就是好”，迈开了通向着共产主义理想的步伐。家家户户纷纷拆除自家的炉灶，转而前往公共食堂集体进餐。“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标语遍布各个角落。
自人民公社宣告成立，随即涌起的便是大跃进的浪潮。那时的口号响彻云霄，诸如“人有多大胆，地就有多大产”，“十五年超英赶美”……向承鉴所在的武山县，是一个全国知名的红旗县，它也不停地发射“大卫星”，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玉米亩产万斤”和“白杨树上结苹果”。
随之掀起了一股“全党全民大炼钢铁”的热潮。由于大家纷纷涌入食堂用餐，农家的铁锅、铁铲一时之间失去了作用。为了达成炼钢指标，干部们逐户走访，将农民家的铁锅摔得粉碎，甚至连农民家箱柜上的锁头、锁扣也一一拆卸而去……
灾难的降临并非无迹可寻。回溯至1958年那个狂热的八月，向承鉴奉县委之命，肩负起研制高炉的重任。他目睹了乡间蜿蜒的山路上，熙熙攘攘的人群背负着矿石，男女老少齐声高歌，情绪激昂。而就在此时，路旁田野中的庄稼已经枯萎泛黄，麦穗纷纷掉落在地。大炼钢铁的热潮席卷而来，将往年夏天的抢收抢种景象尽数淹没。向承鉴心中不禁掠过一丝不祥的预感：明年大家该如何度日？农民又将依靠何物充饥？
在向承鉴的记忆中，从1958年的隆冬时节起，天水地区的农民便陷入了饥饿的困境。1959年春日，他因视力问题返回兰州接受治疗。此时兰州街头已经遍布衣衫褴褛、沿街乞讨的农民，而饭馆所提供的，不过是“人造肉”“小球藻”等替代食品。至于武山，映入眼帘的是一群带着老弱幼小逃荒的人群。他们漫无目的，只知道不断西行，目标是新疆，至少在那里，他们还有一线生机。
1959年的夏日，饥荒肆虐，横扫大地。在武山县，渭河河川的杜家垅、百泉等地，往昔丰饶的景象已不复存在，粮食颗粒无存。那些正在灌浆的苞谷地，生产队派出人员手持棍棒，日夜守候，以防有人偷盗。而在邓家堡，一位社员因偷挖土豆，竟用铁锨将看守人员打死。火车站附近，乞讨的百姓随处可见。每当向承鉴进城，他那为数不多的粮票和钱财，便尽数施舍给了那些饥寒交迫的人们。
荒芜的土地之上，饥民哀声载道，而大跃进的号角却愈发激昂。上级号召社办工业，遍地开花，向承鉴与他的同窗先是被派去筹备化工厂，后又转至盐井公社负责肥料厂的建设。九月，向承鉴获得了前往北京采购菌种的机会，这次他特意沿铁路线在天水甘谷、山西太原、河北石家庄、天津等地中途下车，一方面是为了解开心中对现状的疑惑，另一方面则是进行一番社会调研。他每到一地，皆见流离失所之景，逃荒、乞讨的农民随处可见。在太原，他与已经工作的哥哥发生了一场争执。哥哥指着城市中崛起的崭新高楼，反问道：“你为何未能目睹新中国的辉煌成就？”
起初，向承鉴自己亦饱受饥饿之苦。然而，随着当地领导意图借助大学生的力量树立政绩，他们被分配到工厂工作。武山县委对这群大学生给予了“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每月提供一斤清油，并配给三十斤口粮，皆为精粮。与此相比，那些濒临生死边缘的农民们所承受的苦难，简直难以描述。
他一次次拿起笔，想给上面写信反映情况。可信写好了，又一次次撕掉。“你本身是右派，被管制的对象，人家领导明明说形势大好，你却说这里饿死人，这不是污蔑攻击社会主义吗？”他为此承受煎熬，痛苦不堪。
饥荒的阴霾日益浓重，谎言却依然肆虐。1959年，武山新寺公社在一次全县性的粮食现场会上宣称，不仅“超额完成了国家公购粮的任务”，而且在保障了社员口粮、种子及饲料之后，尚有如山堆积的余粮。然而，据向承鉴从武山县委书记处书记、城关公社第一书记杜映华处得知，在那次现场会议上，满地的粮食，除去其表面，那麻袋内实则填充的全是麦草……盐井公社则采取了不同寻常的措施，召集了脱产干部，对农村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粮食征缴。面对未完成的“高产”公购粮任务，加之农民纷纷诉苦饥饿，上级部门怀疑农民私自囤积粮食，遂下令全面征收。于是，家家户户的火炕被翻找，连枕头也被拆开，房前屋后，猪圈和地窖都成了挖掘的对象，深挖三尺以求一粒粮食。“饿殍遍野，惨不忍睹”。有些村庄，饿死之人没人掩埋，没人有力气挖坑，只得动员中学生帮忙埋葬，每人可得到四两粮食的补贴。
04
1959年11月，与向承鉴一同下放到天水的中文系同学孙自筠，不幸在北道被捕，这一消息迅速传至武山。孙自筠在被捕前的一个多月，曾向《红旗》杂志寄出一封信件，彼时他正辛勤地在田间劳作。“我那时对其他同学的想法一无所知，心中只怀揣着将所见之真相公之于众的责任。”2015年11月，孙自筠在接受采访时回忆道。
孙自筠的被捕，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幻想必须破除。若欲拯救苦难中的农民，我们必须另辟蹊径。向承鉴说。此时，数十公里外的马跑泉公社，兰大同学张春元等人已开始行动。1959年5月，张春元与谭蝉雪、顾雁、孙和等人在马跑泉公社的拖拉机站聚首，共同商讨在当前形势下应如何行动。
11月，他们在北道一家旅社内共商大计，决定创办一份杂志，以此传播思想。此后，谭蝉雪专程赴武山探望苗庆久，并与向承鉴等人进行深入交谈，交流了创办《星火》杂志的构想。顾雁执笔撰写了发刊词《抛掉幻想，准备战斗》，张春元则撰写了《论人民公社》等文章。
由于缺少一篇关键文字，向承鉴再次执笔，续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政论文章《当前形势与我们的使命》，另一篇则是《我的自述》。
首期《星火》杂志，仅有薄薄的二十页篇幅，共计印制了三十份，以极其隐秘的方式，将其中的大部分分发了出去。
1960年9月，先是谭蝉雪在广东被捕，张春元前往营救，也被囚禁。随着告密者的出现，9月30日，向承鉴在武山的天水被捕。
在天水监狱，“星火”事件已然成为震动全县乃至全省的“右派反革命集团”重大案件。张春元、谭蝉雪与向承鉴，均被视为主要嫌疑人。当时，一同被捕的，除了“星火”的同学，还有支持与同情他们的武山县委常委杜映华，以及与案件有所牵连的本地农民。在武山，一夜之间，共有33人被捕。
1963年7月1日，武山县举行了公判大会，向承鉴因被定罪为反革命，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随后的日子里，同道的其他成员也依次受到了各种惩罚。向承鉴起初在兰州的砖瓦厂服刑，后来又被转送至青海海南州的农场进行劳动改造。
1970年，向承鉴再次面临极为凶险的命运。正是“一打三反”最严酷的时刻，在劳改队，每天都有人被拉出去枪毙。向承鉴此时尚不知道，在兰州，他的挚友、“星火”同道张春元、杜映华，也正是在1970年3月被处决的。
1971年，向承鉴与其他囚犯一同被迁移至青海的德令哈农场。在那之后，他度过了一段相对宁静的服刑时光。到了1978年，十八年的刑期终于画上了句号。身着一件黑灰色棉袄的向承鉴，走出了劳改队的大门。“在这十八年间，我从未有一天自认自己为罪犯。”向承鉴说。
随后，他踏上了申诉的征程。历经漫长的挫折与等待，直至1980年，“星火”案终于得到了全面的昭雪。
选自《向承鉴口述：兰大星火案完整始末》，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