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书专页
粉丝交流群
RSS/FEED订阅监狱琐记8：预审、逮捕、审判
来源: 监狱琐记 作者: 王学泰
到K字楼住定下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照相”。这是拘押犯人之后必不可少的程序，为判刑之后验明正身时使用，免得被人调包。调包的事儿，在监狱屡有发生，直至今日，仍有传闻。最有名的是抗日战争胜利后被判死刑的汉奸（正名应称“满奸”）川岛芳子（金璧辉），报纸报道了在北平第一监狱执行死刑的过程。然而当时就有怀疑被调包，1980年代经过专家的细心考证，确定行刑时川岛芳子被调包，他们甚至找到并查验了被处死刑的妇女的骨骼。确证这是一个有过生育历史的农村劳动妇女的骨骼，而川岛芳子根本没有这方面的经历，说明死者是顶替的，川岛芳子得以逃脱。
看守所的照相室在K字楼东面的一排平房里，与普通照相室一样，屋门、窗子被黑幕布遮盖，一架台式照相机，五六台聚光灯；不同的是，这里没有化妆间，连个梳子也没有。被看守领进的犯人哪怕蓬头垢面，也是进屋坐定，在犯人胸前用别针别个写着犯人名字的白纸条，咔嚓一声，即告完毕，再由看守领人回牢房。有个从山区来的犯人，从来没有照过相，还问照相的警察，什么时候给他照片？他好寄回家去？照相的警察笑弯了腰，领他来的看守嫌他啰嗦，气得骂了他一顿。
到K字楼不久就被提审。预审室很简陋，与普通的办公室没有多大差别。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犯人坐的凳子的腿儿是铁的，而且是牢牢地铸在水泥地上，不能撼动半分，大约是防备犯人以凳子为武器袭击审讯人员的罢。
这里的审讯与文教局的干部逼迫我交代问题时态度不同。文教局的干部总爱讲一讲大道理，比如他们是如何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与我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呀，揭发、批判我的反动思想就是防“和平演变”呀，等等。而且有事儿与没事儿的地方，都要问一问，仿佛是秋天收枣，有枣没枣，都要打上几竿子，或许有点意外的收获，把案弄得越大越好。
这里的预审人员没有这一套。他很实际，一开始就说：“王学泰，我们俩没冤没仇，你也没有把我们家的孩子抱到井里去。今天我审讯你，是因为我挣这56块钱。”的确如此，在审讯时，他也没有多开渠道。因为我的事儿就是几句话，“话”这个东西，说过之后，无影无形，当时也没有录音，人的记忆也不那么可靠。如果他有意扩展，这种事儿是没完没了的。
如果就以言治罪的时代而言，我有个致命的弱点：我说过的话，不管对错，哪怕只与一个人说过，人们问起来，假如我还记得，也总是情不自禁地想承认，很难紧咬牙关，死不认账。如果真没有承认，事过之后，内心总觉得有些不安和亏欠。“文革”当中有许多人，不仅是食言而肥，甚至能够当时说的，马上就矢口否认，用号里犯人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提上裤子就不认账”，这也是能耐。我真是做不到这一点，几十年连续倒霉，也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
虽然因为言论问题倒过多次霉，可是爱说的习惯总难彻底改掉。只能在单位和大庭广众下说话谨慎一些，而在朋友、特别是多年的老同学、老伙伴之间真是不能做到一句真话没有。前面说过，我的事情就出在一个老同学身上。
预审员也是抓住他认为的“要害问题”——攻击江青。其中介就是《推背图》，正是由此而引发对江青的批评的。我也理解这在当时是犯大忌的。自从林彪倒台之后，虽然公开的政治排位，江青位在七八之间，但在政治现实中除了毛主席外，她自然就成了第二个不能批评议论的人物。我也知道，只要说到江青，不论说好、还是说坏，都可能成为罪状。理解这一点，我本能地回避，只能说记不清了。预审员穷追不舍，他拿出《推背图》第四十二象的图片，那个怀抱琵琶、“此时混迹居朝市，闹乱君臣百万般”的女子，就在眼前。预审员直逼着我的双眼说：“记不记得这张图了？”我只得承认记得。他紧接着说：“好。既然你记得这张图，说说它的来历吧。”我只好叙述得到这本书的过程和用途。“好。你说的这些都是正当的。如果你与《推背图》的关系仅限于此，我们也不会找你了。关键是你把这本书借给章某，以及你借给章某书时与章某说了些什么？”我当时觉得这位预审员还算通情达理，但从他的话中我也直觉到“议论江青的任何话都是犯罪”。然而，我思想深处还是存着侥幸，总觉得尽管我与章某谈论过江青，但并没有扩散，这哪能算犯罪呢？预审员：“你想不起来，不要紧，我给你提个醒。你与章说，那个女子像谁？”话说到这里，我也不能假装糊涂了，只好承认。承认了我们私下的不当的议论。
按说私下的议论，不管对不对，影响也就在二人之间，当时我不觉得这是严重的罪行。现代文明社会没有据此治罪的，只有中国古代的法律才有因言治罪的。《唐律疏议》中就有“指斥乘舆”罪。“乘舆”指皇帝，“指斥”指“言涉不顺”，也就是“说坏话”，言臣民不许私下议论皇帝，如被发现，视言论的轻重，重的则有被杀头的危险。然而，历代还没有法律规定不许臣民非议皇后、嫔妃与大臣的。古往今来也没有臣民因为议论嫔妃而入罪（如果事涉宫廷内部争斗除外）的。法律上更没有“指斥凤辇”罪。我承认议论了江青，使预审员松了一口气。但他认为我对这件事的严重性毫无认识。
他说：“你以为这是小事。你轻松地说：‘我们不应该私下议论江青。’这是私下议论？这是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反革命活动！是进行反革命宣传！制造反革命舆论！”我问：“如果与别人说话就是行动，那么‘言论’与‘行动’还有没有区别呢？”他回答很干脆：“你自己与自己说，别人没听到，才是言论。”这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预审员还就章某交代的一些与我私下的谈话进行了核实。如说“上海派”（指当时上海《文汇报》所代表的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政治立场）“反周”。他问：你有什么根据？我说只要注意看报，谁看不出来？本来作为“法家”的李斯受到吹捧，可是近来却转而大批作为“宰相”的李斯对于秦朝“二世而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文汇报》一连发表了好几篇批判西周的“周公”和“批宰相”的文章，这是不是在影射周总理？预审员说，你这样说是在“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当时我感到特别好笑，一个普通的无拳无勇的小民，却有“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能量！真是不可思议。后来又问了关于手抄小说《第二次握手》，这是我从弟弟那里看到的，那时这本小说在青年工人中流传很广。这些“文革”前夕参加工作的青工，多是初中毕业生。八九年的“文革”，文化被剿灭了。除了装模作样的样板戏外，文化领域是一片沙漠。《第二次握手》虽然在艺术上不甚成功，但其题材的新颖，还是让青年人大开眼界的，许多青工竞相传抄。记得我弟弟是抄在一个日记本上的，许多人传看过，不知谁揭发的，也向我核实。我这次出事也给家里带来了许多麻烦。
有一次我问预审员，《宪法》中也有保护“言论自由”的条款啊，现在《宪法》并未废止。审讯员回答：“《宪法》是保护人民的言论自由的。你是阶级敌人，当然不保护你的自由。”我说：“我本来也是人民。”他回答：“你看看你那些言论。你是人民？人民有你那样说话的吗？从言论来看就证明你是敌人！”这真是“互为因果”。因为你是“敌人”，所以不给你言论自由；而“敌人”的定性又是由“言论”而起。
不过预审员并不太在意我如何认识这些问题，只要我认账，他的任务便完成了。我的印象中，他只提审了我两次，主要问题（议论江青）认了，也就完了，最后他让我在交代上签了名、按了手印，完事。此后一直被拘留，既未升级（逮捕），也未处理，不知在等什么。此时我还有些幻想，希望邓小平主政，对于极左路线有所抵制、削弱。没想到正因为邓搞整顿、力图清除“文革”中的一些极端做法而遭到“四人帮”等的排挤和打压。“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势汹汹，不久激变为“反击右倾翻案风”。终于许多中国人耐受不住了，爆发了轰动一时、长存青史的天安门“四五事件”。左右矛盾的激化，使我感到前景黯然。
“四五”之后，北京实施了大镇压、大逮捕。K字楼突然兴隆起来，来了大批的年轻人。本来K字楼的许多监号不能满员（每号满员是16人），还有空号。这时大多监号都塞到20人，甚至22人、24人，非常挤，只能侧着身睡，睡觉翻身也要一起翻。有的监号还让新来的犯人睡在两边炕箱中间的水泥地上。此时“放风”停止了，伙食质量也直线下降。全监开了数次宽严大会，重点在严惩。
1976年“五一”之后的宽严大会抓了两个典型：一个是清华大学的工人，所谓罪行，是誓死对抗无产阶级专政，拒不认罪，在监狱中哀悼蒋介石之死，以及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判处无期徒刑；另外一个是给党中央写了大量的反革命信件，被审讯一百余次，拒不交代，判处有期徒刑20年。全监惶惶然。
后来得知，前一位是清华大学的张姓工友，山东人。其父是烈士，其母是淮海战役的支前模范。这个工人也是自幼参军，早年入党，后来复员转业来到清华大学当了一名水暖工，平常工作积极，没有任何瑕疵。“批林批孔”运动中要每个人都表态，正像胡适所说，人们没有不表态的自由。因为张某是山东人，从小头脑中就有孔子是圣人的印象，所以在表态中有个疑问：“俺们山东人都说孔子是圣人，怎么成了林彪一伙的了？”那时“四人帮”的爪牙迟群、谢静宜掌握着清华大政（让两个仅有初中文化水准的大兵去领导中国所谓的“一流大学”也属旷古奇闻），为了突出“阶级斗争新动向”，便抓了这个“反对批林批孔”的典型。其实这位张工友仅仅是因为困惑而提的问题。然而他不懂得在重大政治问题上，老百姓不能有疑问，是没有“不明白权”的。他自恃根红苗正，有恃无恐，当然不服，坚决抗拒。于是，铁面无情的“无产阶级专政”就给了他点颜色看。最初，张工友决不会想到，他会经历政治运动中被打击对象所要经历的全过程。先是在小单位批斗，然后转到全校，小会大会，不服，送监管队。先是“半托”（白天监管，晚上让回家），到全托（不让回家）；先是“人民内部”，转为“敌我”；再不服，从“触及灵魂”到“触及皮肉”。老张气疯了，抗议、闹场，毫无作用，最后被送到公安局，更不服，绝食大闹。K字楼的看守常说：“这里是专政机关，不仅不怕你闹，而且有的是方法，来对付你闹！”看守派犯人看着他，并说：“三天之内不吃甭管他，饿不死。”到了第四天，把老张五花大绑捆上，仰面朝天，放在地面上，从鼻子里插上胶管，通到胃中，胶管顶端插个漏斗，从漏斗往胃里灌玉米面粥。
因为老张拒不认错，在监狱里也是不断升级。犯人看出当局要整他，也纷纷落井下石。1975年4月5日清明蒋介石去世，早上七点钟广播就播了这条新闻。恰巧那天早上张某也正在绝食，监督他的犯人看张不吃饭，给他上纲说：“今天蒋介石死了，你不吃饭，就是哀悼蒋介石。”张某大叫：“就哀悼蒋介石，你能把俺怎么样？”这句话一出，马上成为看管他的犯人“报功”的材料。“哀悼蒋介石”的罪状远远高出原先的“反对批林批孔”了。于是，1976年“五一”节前的宽严大会上，他就成了与“政府”对抗到底和死不认账的典型，被判无期徒刑。他的主要“罪状”也变成为“哭蒋介石、为国民党反动派招魂”，真是莫名其妙。听说这位身高一米八的山东大汉进监狱时膀大腰圆，到宣判时已经瘦得不到八十斤，连站也站不稳了，根本不能去劳改场，只好被送到延庆北京劳改系统的老弱病残队。“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有时重点是看“态度”。越是没有罪的，越容易被“从严”，因为这样的人肯定不认罪、态度肯定不好。
那位所谓给党中央写“反革命信件”者，是个忧国忧民之士。其父是负责财政的领导干部，他也知道一些国家经济方面的问题，因此本着对国家负责的精神给毛主席写了二十封信，表达他的忧心与建议。不料被抓到K字楼。由于其父是老干部，又在北京市委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不知道哪股政治力量想通过整他，扳倒他父亲。此人是1950年代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的老大学生，认死理，拒绝与K字楼当局对话合作。他认为当局首先犯了法。当审讯他时，他问：“你们这里是什么地方？”“北京市公安局预审处。”“我给毛主席写信，怎么到了你们这里？是毛主席转给你们的？如果不是，你们胆敢扣压毛主席的私人信件，侵犯毛主席的通讯自由，你们该当何罪？”大约公安局还没有遇到过如此较真、并与他们针锋相对的犯人，自然火冒三丈。双方你来我往，各不相让，对立不断增长，越来越僵。当时的审讯也是两种战术，一是疲劳战术，不让睡觉；二是人海战术，增加预审员人数，给人犯造成心理压力。他被提审一百多次，除了不让睡觉，还受了不少皮肉之苦；审讯员人数也不断增加，最多曾高达百十人，企图以声势取胜。最后，这个老大学生也成为“从严”的样板，被判有期徒刑二十年。然而，一年以后，他保外就医了（审讯时，被打坏了腰）。
“四五事件”之后，监内气氛日益收紧。1976年5月10日，“市中法”来找我，拿出一张“逮捕证”要我填。法院的来人指着这张纸对我说：你的问题与“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差不多，都是分裂党中央，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诬蔑“批林批孔”运动。并说“为了配合打击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对你实行逮捕，你签字吧”。这在实行法治的今天，会被视做笑话的。可是在当时，这些是说得义正辞严的，仿佛背后有真理正义作为依靠。要处理惩罚一个人，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罪，而是由于政治形势的需要。
1976年7月26日，刚刚睡起午觉，看守就把我叫起来，带出K字楼，前一天夜里下了点雨，楼外的水泥地面显得很干净。楼外停着一辆212吉普，从车上跳下两个法警，问：“你是王学泰吧？”我说：“是。”一个法警马上拿出手铐给我戴上，上了车，出了看守所铁幕似的大门，向西北驰去。不一会，经过虎坊桥，和平门大街、北京师大附中，到了西交民巷，再一拐进入刑部街（现在已经拆除），到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我知道这是走入司法系统，非判刑不可了，直到此时我才打消了过去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法警把我带到候审室就走了，那是一间不大的小屋子，屋子里用一米多高的小木栏杆隔成数间，每间有个小凳子。我在其中一间坐下来，还没有来得及打量周围，就听得屋子的一端有个小姑娘在啜泣。我很好奇，看她也就二十岁左右，就问：“什么事？”她停止了哭，回答“天安门事件”。我的印象中，“四五”的案子，还停留在预审当中，绝大多数还是拘留，没听人说，进入司法程序了。我问：“怎么这样早就到法院了？”她说，似乎法院找她来证明什么，并非是审判。后来，因“四五事件”而被捕的，大都在1977年释放了。
1970年代人们基本上没有什么法律意识，包括执法、司法人员。每次审判的判决书上虽然也堂而皇之地写道“特依法判决如下”，但“依”的什么“法”，不仅被判决人不知道，恐怕谁也不知道。因为“文革”中“公检法”已经被砸烂，“法律”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历史学家唐德刚说当时是“两部法律（《宪法》与《婚姻法》）治中国”，实际上连《宪法》也是“告朔之饩羊”了。1975年初“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才通过了新宪法。“依法判决”不能说“依”《宪法》吧。
一会儿，法警把我带到一间不大的办公室。一位女审判员向我宣布(76)中刑反字第46号“刑事判决书”。判决书中说该院查明1972年到1973年伙同反革命分子章某“互相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批林批孔运动”，“罪行严重，性质恶劣”，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一张纸，几百字，既没有罪行内容，更无证据，便轻易剥夺了一个人十三年的自由。
- 🔥免费PC翻墙、安卓VPN翻墙APP
- 🔥灵魂之谜|中华文化|治国大道
选自王学泰著《监狱琐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