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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监狱琐记 作者: 王学泰
人一进了监狱，两眼一抹黑，谁也不认识，允许看的书又仅限于《毛选》四卷和马列著作，那么最关注的就是人的动物本能——“吃”了。
1974年，毛主席有个关于“监管”的指示“要把犯人当人看”。这个指示不仅向监管人员宣读，也要求向每个犯人宣读。随着这个指示，犯人待遇要比聂翁他们在K字楼时好一些。我到看守所的时候，基本能吃饱。定量每天增至1斤，除了节假日，每天3顿饭，上午2两，半个窝头，1碗玉米面粥；中午4两，两个窝头；下午两个窝头，基本上可以吃饱。伙食费每月12元5角。
十二块五的伙食费在当时不算少了，大学生的伙食费也是这个价码，城市中的一般家庭，如果人口多的，还达不到这个标准。有个老看守就说：“十二块五，伙食费不少了，就是没给你们细做。”有个年轻犯人跟他很熟，开玩笑说：“老队长，如果再细做，炮楼（看守所四角的瞭望楼）的机枪就不冲里，得要冲外了。”老看守说：“为什么？”“大家都想进来吃呀。”惹得号里哄笑。
“没细做”，这是真格的。判了刑，到了“一监”，同样还是十二块五，而且粮食还比看守所多出10斤（因为要从事体力劳动），而伙食的质量比看守所高出一两倍也不止。为什么？关键是谁安排伙食和谁做。“一监”是犯人自己做饭，自己安排伙食，每月报计划由队长出去采购，做得好不好是他们的劳改表现，而且他们自己也在这里吃，做得好了自己吃的也舒服。而看守所则是雇人做饭（可能工资也从这十二块五中出），从右安门生产队雇的临时工。这些临时工大多是青年，那时农村收入还很低，伙食指标远吃不到十二块五，因此看着犯人吃饭就生气，你一个罪犯还吃这么多钱？不由得因嫉而生恨，常常与犯人发生冲突。甚至用饭勺子殴打去打饭的犯人，做饭时能把粗糙发挥到极致。这是时代风气，以能虐待不能反抗的弱者为一乐。
看守所炒菜的“锅”很奇特，就像澡堂子里的洗澡池子，四四方方，四周贴有瓷砖。这样的“锅”不能用火炒，只能用水煮。煮菜流程是先用铁锹把菜铲到置放在池子边的粉碎机的传送带上，（“粉碎机”与养牛场做青储饲料的粉碎机一样。）菜从传送带送进机器，槽口有三把像室内吊扇扇叶一样的大刀片，快速旋转，把菜切断，由卷扬机喷到煮菜的池子里，在池子里洗一遍或两遍，水放尽，再放进新水，开高压蒸气（高压蒸气管在池子底部），一百多度的高压蒸气，不用几分钟锅里的水和菜就沸腾了，时间稍长就能把菜的魂摧没了。煮菜之间，或加上点廉价酱油，或加上桶盐。有时煮着菜炊事员出去了，也许就忘了加盐，犯人吃到的就是白水煮菜，或者加了一桶盐后，出去聊天，回来时忘了，可能再加一桶，其结果可以想见。反正这些身为“人民”的炊事员，谁也不会去尝一尝菜的口味，因为在牢狱中打工的“人民”有个禁忌，好人不吃牢饭，所以看守所饭菜的口味就很可怕。
第一是泥多。因为菜是煮的，多少都会有汤，吃完菜后，碗底必有土。初进看守所的人受不了，怕生病。其实尽管菜中有泥，但绝不会有细菌病毒，因为高压蒸气能超过摄氏100度，就是最耐热的结核菌也受不了。犯人吃了绝不会拉肚子，监狱当局比犯人自己更怕犯人拉肚子，坐监久了，身体的抵抗力全面下降，一传染不得了。那时，人们也还不懂高温除不去的重金属、有毒分子链等，这些比细菌病毒更危险。没有洗净的菜中会不会有？谁也不知道了。大体上说，当时使用化肥农药还较少，土地污染也较少，菜尽管脏，大体上还算安全。
第二是菜无营养。本来蔬菜也富有营养，可是其做菜的方式使得菜中的营养消失殆尽。用粉碎机切菜，菜切得过碎，煮得过熟，大约除了纤维素以外的营养都破坏掉了。
第三是最大限度地发挥菜中的恶味。比如黄瓜是很好吃的菜，可以说是介于水果与菜蔬之间的。我曾下放到北京远郊的山区，那里没有菜园子，黄瓜种在大田里，栽在玉米旁边，也不浇水，虽然产量低，但黄瓜鲜味极浓。在屋里切根黄瓜，满室香气四溢，能持续很长时间，当地人很少吃水果，以黄瓜为美食之极品。青年人订了婚，有件必行之事，就是到北京去采办结婚物品。他们回到村子时，如果碰到乡人，必然会问：“去北京啦？这回黄瓜可吃足了吧！”黄瓜在当地人心中是如此珍贵。我这次在K字楼真是“吃足了”黄瓜。有时能持续吃上好几十天，而且不管嫩黄瓜、老黄瓜、好黄瓜、烂黄瓜，一锅烂煮，煮到不成片，连黄瓜皮肉都分不清了，一扫黄瓜的清香，最大发挥了烂黄瓜的恶味。煮黄瓜只要一搭进筒道，黄瓜恶味马上弥漫于各号，闻着都头疼，别说吃了。可是天天如此，不吃肚子饿，只好捏着鼻子吃。有一度接连几个月都是黄瓜、胡萝卜轮流坐庄。号里人开玩笑说，“我们过珠宝市儿（北京大栅栏儿中一条街名，解放前以卖高档珍贵饰品著名）可要被高看一眼了，脑袋不是翡翠的，就是玛瑙的”。有人会问，既然伙食如此之糟，“十二块五”上哪儿去了，是不是都被贪污了？我想也不是，起码没听说过，而是钱被胡乱花了，有时这比贪污更可恶。经济学不是讲吗？花钱有四种方式，自己的钱给自己买东西最省；他人的钱为他人买东西最费。如果再加上一条的话：自认为是“良民”的人花犯人的钱为犯人买东西，那是费之又费，一分钱的东西是能用天价来买的。举个例子，黄瓜从菜园摘下来一直吃到市面没有为止，前后能吃半年多；黄瓜价格有一个从高到低再到高的过程。为自己买黄瓜的都要想一想，什么价格时不能买，什么价格时可以多买。高价位黄瓜买回来，制作和吃上都会有很多讲究。监狱里不管这一套，过春节了，黄瓜已经是人参价儿了（当时还没有塑料大棚，暖洞里出来的黄瓜可以卖到三四元一斤），照买不误，买回来照样拿高压蒸气摧不误。一闻味就头疼的黄瓜汤可能是用三四块钱的天价买来的。那时卖菜只有国营菜站，高档价位的菜来了，长时间卖不出去，菜就蔫了，越蔫就越卖不出去，眼看就要送垃圾站了，菜站的职工就会与看守所买菜的说，“拉回去给犯人吃吧”，尽管菜已经由蔫到烂了（自己花钱绝不会买），但价码不能变。不能让国家受损失、让犯人占便宜啊。您想，这样花钱，别说十二块五，就是一百二十五也照样花出去。1978年，平反出狱后，原单位按照中央平反冤假错案的规定要补发工资，但又要从工资中扣除伙食费，每月十二块五，理由是你不进监狱也要吃饭啊。杨宪益先生出狱后补发工资扣监狱伙食费是每月6元，他开玩笑说，“这像度假一样，伙食费自理”。我平反出狱之后，补发工资时是每个月按照十二块五扣除。
看守所每周有两顿细粮，或白面，或米饭，有两顿肉，也是用蒸气煮的，这种做法只能把油和瘦肉分离，很难激发肉的香味。用盆子把菜打回来，能看到菜上面浮着一寸多厚的大油。老年人把分到菜的浮油撇下来，放在自己的水缸子里，分几顿食用，放到平日的菜里（平常的菜基本没油）。由于长期坐监肚子里亏油，年轻人能当场把它喝下去，但跑肚拉稀是不可避免的。“四五事件”之后到1976年8月初我离开看守所这四个月中，犯人伙食中的细粮与肉食基本免掉了，这也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尖锐化的一种表现吧。
吃是坐监狱的人们最永恒的话题，因为饥饿每天如影随形地陪伴着我们。
1976年“四五事件”之后，牢饭的质量大幅度下降，而且量也不足了，窝头个儿越来越小。大多数人更感到饥饿难耐，不知道看守所是如何保持“十二块五”的。我与一位工艺美院毕业，在印钞厂负责人民币设计的狱友把唐人王建的《宫中调笑》（团扇，团扇，美人病来遮面。玉颜憔悴三年，谁复商量管弦。弦管，弦管，春草昭阳路断。）改为：蒲扇，蒲扇，犯人睡觉遮面（因为睡觉不关灯）。黄瓜吃了三年，不要一个小钱。钱小，钱小，窝头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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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王学泰著《监狱琐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