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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监狱琐记17：上诉期，地震与悲痛的父亲
来源: 监狱琐记 作者: 王学泰
1976年已经恢复了上诉制度（“文革”中被砸烂了），判刑之后，从普通号转入等待上诉的11筒。这个号关的有两种人：一是已经判刑，不宜于送劳改场的；二是判刑后等待上诉的。这个号有三个人给我留的印象极深。
一是在小号关了近十年的张姓农民。见到他时，他还戴着重镣死铐，从镣铐的光洁度可以测知这副镣铐陪伴他的年头已经不短。张某已经很久没有与人说过话，一到大号，他的话多了起来，仿佛害了“话痨”，似乎要把这十来年没有说的话全都补回来一样。张某是个杀人犯，判死缓。1962年困难时期，饿得不行，便到玉米地中去偷半熟的玉米，不料，张某刚刚掰下一个棒子，还没有来得及装进衣兜，后面就有一双手死死地把他拦腰抱住，高喊“抓贼”。张某十分紧张，马上蹲了下去，从地上捡起一块鹅卵石向后砸去，也是十分凑巧，一下子砸中对方头部要害处，伤重而死。这个案子很简单，1964年张某被市中法判死刑，他不服，上诉到市高法，市高法维持原判，他再次上诉到最高法院。不久，“文革”爆发了，“公检法”被砸烂，这种纯刑事案没人管了，案卷一直躺在市高法档案柜中。这个农民则一直戴着镣铐关在小号里。直到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搞整顿才重新捡起这些积案。一个是时间久了，环境变了；二是当时对反革命案判得重，刑事案则相对轻些，法官高抬贵手，张某便从死刑立即执行，改为缓期两年执行（这个档的死刑，实际上是不死）。十年等待，从“立即”改为“缓期”，他还挺高兴，特别是上诉期过后，给他摘下戴了十多年的镣铐，虽然走路还显着别扭，但他的神经一直处在兴奋状态，一天到晚不停地说。他说的是什么我一点也不记得，但他说话时的兴奋状态，是我毕生难忘的。实际上从死缓到出狱、重新获得自由，一般还要三十年，对于这个农民来说，他还有漫长的监禁生活需要慢慢熬过，可是这并不妨碍他高兴，他毕竟能活下来了。从这个人身上我看到了人求生欲望的强烈。
第二个是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李某，16岁。住在北京近郊，父亲是首钢工人，父母都上班，是脖子上常挂着个门钥匙的双职工子女。就是前面说的李一的同案。这四个孩子全部判了，一个死刑，一个无期，一个15年，一个8年。这个李某15年，他是个与李一完全不同的小孩，平常老拿着一本《新华字典》让别人考他难字，好学，也爱帮助人，什么活都抢着干。他说在家里干惯了，弟弟妹妹都是他照顾。李某对判他15年不服，但他也没有上诉，那时刚刚恢复上诉，一上诉就被认为是不认罪，态度不好，有可能被加刑。这个胖圆脸的中学生拿着判决书对我说：“他的一条命就那么值钱！我们为他抵命还不说，还要一个无期，一个15年，一个8年啊！”说这话时小脸涨得通红。他的不满是因为被害者有背景，他爸爸是军官，在北京革委会中有亲戚，所以对这个案子追得很紧，因此对这四人判得很重。
我看这个孩子“判决书”上写的是“反革命杀人犯”。很奇怪，一个16岁的孩子、作案时才14，怎么就成了“反革命”了呢？“判决书”书写之奇，也使我很难忘怀：“该犯思想一贯反动，说什么‘在家不自由，上山当土匪’，并扬言要到‘云南打游击’。”这些是给他定为“反革命”的根据。一个住在乡镇的十几岁小孩儿大约连“云南”在哪里都不知道，判决书引证的那些话无非是小孩子作“猫捉老鼠”游戏时的信口开河罢了，哪能做数？宋代范仲淹的儿子范纯礼，曾奉命审一个所谓“村民谋逆”案。原来刚刚看完“三国戏”的村民，回家的路上见匠人做桶，便拿起一只戴在头上说：“我比刘先主（刘备）如何？”匠人告他想当皇帝，是“谋逆”大罪。范纯礼审的结果是“村民无知，说了句不该说的话”，只打几板子了事。看起来现代人还不如古人明正通达。
我到了这个号的第二天（7月28日晨3点42分），天刚刚有点儿亮，突然一片嘈杂之声，灌满了整个的K字楼。人们睡的炕箱仿佛立起来一样，把炕上的人推滚到一边，刹那又滚了回来。暖气片甩出一二尺远、又甩回来，敲打着水泥墙壁，发出震耳欲聋的轰响；暖气上放的茶缸子被震得稀里哗啦，摔了一地，屋里的人都惊醒了。当我们醒过神来，听到许多筒道监室的铁门被无数拳头捶得咚咚作响，“地震了”！“地震了”！“快开门”！“我们要出去”！这大多是青年人的吼声。最初，还有一些弹压声，“不许闹监”！“违者严惩”！但这些弹压声很快消失了，任凭监中人吼叫。此时外面下起了瓢泼大雨，电闪雷鸣，监室之外大自然制造的各种声音与监内人们的叫嚷声、手捶脚踹声组成了一部不和谐的交响乐。大地还在颤抖，我们躺在炕上，随着大地的起伏也在不停地颠簸。我想到K字楼的监门不可能洞开，反而安下心来，听天由命罢。正像孔子说的“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睡在我旁边的老谭（我下面要说的第三人）大约快六十岁了，头顶的前半部已经光秃一片，他拿起一条破旧的羊毛毯折了十几折，顶在光秃的头顶，紧紧地靠着一个墙犄角坐着，眼睛直愣愣地望着天花板。我觉得他的样子有点可笑，劝他说：“算了罢，躺着睡觉罢。房子真要塌了，那是没有用的。外面下这么大的雨，大概所有的北京市民都在雨地里站着躲地震，K字楼的队长不是都跑到外面去了吗？全北京只有我们K字楼的人还安稳地躺在床上享清福呢。”我眯着眼睛养神，炕箱板的反复震荡还是搅得我心神不安。幸好，第一次大震是这次地震的主震，其后的都是余震，虽然震来震去，但K字楼都能扛住，除了碎了几扇玻璃窗之外，没有大的损伤。当天打饭时，在饭桶后面有两个荷枪实弹的士兵，可能怕因地震犯人会铤而走险。
7月28日后的十余天内，余震不断，但越来越小，有逐渐转弱的趋势。但整个北京警惕起来，搭起防震棚，绝大多数的北京人都睡在建筑物以外的防震棚中。看守所的工作人员与士兵当然也不例外，筒道里除了送饭、放两次茅基本上就见不到看守了，有通知也多是通过每个监室的小喇叭广播传达。号里的犯人万般无奈之下，自然是吃罢饭后就海阔天空地神聊。
被称为“苏修第一特务”的老谭是K字楼中资历很久的老犯人，那位“死缓”的农民虽然在看守所的时间比老谭更长，但他长时间在小号，什么也不知道。老谭在K字楼待了近十年，见过的犯人有数百人之多，不少是名人。他的记性又好，说起K字楼的掌故如数家珍。后来听说他平反后移居澳大利亚，不知道他写没写回忆录，记录这段神奇的遭遇。
老谭有一半血统是俄国，另一半是中国。他的父亲是山东人，清末民初闯关东，来到了海参崴（现在俄罗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那时那里的中国人比俄国人还多，但多作苦力。老谭的父亲有点文化，能写能算，这在苦力中是凤毛麟角的，因而成了工人的头领。后来一个俄国姑娘看上了他，结了婚。我想那位俄国姑娘一定十分漂亮，老谭快六十岁了，鼻直口方，额头圆亮，天庭饱满，双目深蓝，儿随母相，其母可以想见。
老谭特别爱回忆年轻时代无忧无虑的生活，那时他生活在靠近海参崴的东西伯利亚。老谭的父亲后来在那里务农。我问：“你们有多少地？”他回答得很奇怪：“想有多少就有多少。”“这是什么意思？”“那里太大了，又没有什么人家，你想种多少，就种多少。只要你有那么大的力量。”“那么多的地，一定出很多粮食，为什么苏联粮食老进口呢？”“西伯利亚地方太大，劳动力缺乏，那里的俄国人整天喝酒，不求致富。再说西伯利亚有粮食，离欧洲太远，中央政府也收不上来。”“老百姓生活怎样？可好？”“那当然啦。牛奶绝对喝不完，除了做奶油、做酒，大部分浇灌到田地里，回归了大自然。夏秋是西伯利亚最美丽的季节，那时天高气爽，一片片红黄绿，到处可见大自然给予人类的馈赠。”我对老谭说：这种景象可用杜甫《北征》中的几句诗概括：
山果多琐细，罗生杂橡栗。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缅思桃源内，益叹身世拙。
我为他详析了诗意，他说，真好，既能表现西伯利亚的夏秋之美，更能代表他此时此刻的心境。到了秋天，那些知名、不知名的果实，都长成了，等待万类的采摘。它们或甜、或酸、或苦、或者各味兼而有之，大自然的阳光雨露没有偏私，把能够给予它们的都给予了。想起西伯利亚少年时代，那真是身在桃花源啊。再看看现在的囚徒生活，真是造化弄人。我说，你也有过好的时候，五十年代，您老头上有多少光环啊！“那也不是我想要的。从内心说我热爱中俄两大民族的文化，希望从两者融通交流中弄懂文化的真谛。谁知道搅到政治里面去了。”
老谭对我讲：“父亲因为有文化，收入比苦力高出许多，所以他特别鼓励我上学。我一连读了两个大学。”解放前老谭毕业于中央大学（现在的南京大学）中文系，后来又到苏联学习，毕业于高尔基大学俄语系。他既是中国通，又是俄国通，娶俄罗斯姑娘为妻。他这种身份与学历，在苏联还是“老大哥”的1950年代，真是风光无限，大红特红。据说中共八大，苏联米高扬率领代表团代表苏共参加，这是此次会议上最尊贵的客人。老谭是翻译组组长，专门为米高扬做翻译。米高扬是苏共的第三号人物。也是老谭这种特殊身份，在中苏分裂和对立之后便倒了大霉。困难时期，因为物资极端短缺，他常常跑苏联大使馆搞些吃的、喝的，最后搅到一桩苏修间谍案中被判20年徒刑，妻子被判15年，押在王八楼。老谭的英文也很好，那么长的刑期，又没有劳动，只好用英文与俄文翻译中国诗歌散文。一遇到有文化的狱友，他便让别人给他背诵，他记下来再翻译（不知在哪里他搞到一个铅笔头）。他给我看已经译完的文字，密密麻麻写在《毛选》的边边角角和各种各样的零碎废纸上，他很担心自己几年辛辛苦苦的劳动被看守抄走。那是个精神劳动被看做犯罪的时代。
很庆幸自己少年时曾背诵过一些古诗与古文，能为他提供精神劳动的材料。我给他背诵过一百余首杜甫诗，其中有许多是他没有收集到的。记得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等杜甫长篇史诗时他就很高兴，因为这些长篇是一般诗歌爱好者不会用心去背的，因而是他没有收集到的。我还给他背过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这封书信中有许多与监狱、冤狱有关的荡气回肠的文字。虽然，我在上大学时就能背诵司马迁的这篇血泪文字，但进监狱以后却没有想起过它。这次我给老谭背诵，书信中的血泪文字再次给我以震荡。司马迁在述及往古的贤人君子所遭遇的冤狱与其人格尊严所受到的侮辱，往往饱含血泪：
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可入；削木为吏，议不可对，定计于鲜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且西伯，伯也，拘于羑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面称孤，系狱抵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于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何足怪乎？且人不能早自裁绳墨之外，已稍陵迟，至于鞭箠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
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所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当我把这些文字翻译成白话、讲给老谭听的时候，他流泪了……
老谭给我讲的是K字楼过去的故事，前面说的巨赞大师的逸事就是他讲给我听的。巨赞还赠给老谭一首七律——《咏绿珠》。我说：“什么不好咏，为什么单单咏绿珠？他又是个和尚。”老谭说：“你别忘了，他是个政治和尚。”我还朦胧记得诗中有一句“不与豪贵通声气”。总之，我们相谈甚欢，因为我在K字楼几乎没有遇到过文史爱好者，老谭是我遇到的第一位。他也认为没有白认识到我，给他提供了一些有用的资料（指古诗文）。然而最使我难忘的是同监室的十多天中，我看到一位做父亲的最悲惨的一幕。
也许是缘分、也许是老谭过于寂寞，在同室的十多天中除了地震最紧急的一两天外，老谭与我谈得很多，他的个人家世、生活、历史，几乎都谈到了。然而他似乎有些避讳谈及他的两个女儿。我只是从他零零散散的叙述里得知他有两个混血儿的女儿，那是他的骄傲，每当偶然涉及她们，他必然双眼发亮。可以想见，那是一双玉璧，纯洁无瑕，光鲜亮丽，像是芭蕾舞剧《天鹅湖》中的小天鹅。老谭没有细说她们，可能要把那点珍爱深藏在心底，也可能是不愿意在这没有自由的、肮脏牢房里谈论他心中最为宝贵的事情，好像这会玷污其神圣一般。
有那么一天，号里来了个小流氓，因盗窃被判5年。一到了号里便夸夸其谈起来，其实都是些自吹自擂，但大多青年也很爱听，这更增加了吹嘘者的乐趣。比如说吃过哪个饭馆（当时北京也没有几个好饭馆，大多是人所共知的那几个），在哪里刷过夜（这是“文革”中流行于流浪青年中的一句黑话，指在外面睡觉），哪次得手拂（偷）了多少张叶子（钱），拍过几个婆子（指与陌生女孩子交往）等等。这些虽然是司空见惯，我们这些中年以上的人对此毫无兴趣，但由于监室就那么大，青年们谈得热火朝天，我们不听也得听。当他说到在海淀区“北外”“拍”“两个洋妞”时，我突然感到我坐的床板颤抖了一下，我侧身一看，坐在我旁边的老谭（他在“北外”工作），全身处在紧张状态，脸色变得特别难看。那个小流氓仍在兴致勃勃地说着，听众则是垂涎欲滴。吹嘘者不时地喷出些污言秽语，我侧目偷看老谭，他头上青筋暴露，眼睛微红，痛苦与愤怒扭曲了他的脸部轮廓，似乎一场暴风雨就要发生。我有点震惊、甚至恐惧，担心会有什么意外发生……
此时我对身边的一个小青年说，你不是要听故事吗？我给你讲林冲吧。号里的青年人大多知道我做过教师，喜欢听我给他们讲故事，于是听众都转到我这里，小流氓的谈话圈子遽然解体，于是，鲁智深出场，倒拔垂杨柳……青年人都围了过来，听我讲述。我用余光扫了老谭一眼，他颓然地倚靠在自己的被褥卷儿上，望着天花板呆呆发愣。中午，他没有吃饭。同号都以为老谭病了，只有我知道，孩子的遭遇给他带来的打击。后来我也从其他人口中得知，他的女儿——“柳芭”、“丽达”在北京很有些名气。“文革”当中，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的，许多家庭（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干部家庭）父母都被抓了起来，儿女尚小，无依无靠，有的甚至流离失所，走向堕落，酿成悲剧。吴晗夫妇的养女吴小彦就是一例，在监狱听到许多小流氓谈到她，吴晗是幸运的，他在1969年已经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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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王学泰著《监狱琐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