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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岁成为“右派”的北大学生

2026年09月13日 7:58 PDF版 分享转发

来源: 来稿 作者: 余墨渡简

1957年5月19日,大饭厅南墙上出现了一张质疑青年团代表产生方式的。此后不到两天,校园内便贴出一百多张大字报。学生围在墙前阅读、争论、演讲,一场后来被称为“五一九运动”的学生鸣放由此展开。

在众多参与者中,学生谭天荣尤其引人注目。

谭天荣是湖南湘乡人,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后来留级至1953级。他并不是成绩最出色的学生,却有一种近乎执拗的怀疑精神。读物理时,他敢于质疑爱因斯坦和玻尔;接触政治理论后,他同样不肯因为某种观点出自权威便停止追问。至于他的物理学见解是否成立,那是另一个问题。真正影响其命运的,是这种不承认权威天然正确的性格。

“五一九”期间,谭天荣贴出《一株毒草》,此后又陆续发表《两点论》《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救救心灵》等大字报。他批评青年工作中的强迫命令和思想教育中的教条主义,反对以出身、立场和政治帽子代替事实与论证。他写道:“我们要思考,除了我们自己谁又能禁止我们思考?”

这些言论颇为尖锐,但谭天荣当时并不认为自己是在反对。他和不少北一样,仍然相信社会主义制度,希望建立一种能够容纳批评和独立思考的“社会主义民主”。他们反对的是个人崇拜、官僚主义和思想压制,而不是试图推翻现存政权。

5月29日,谭天荣与陈奉孝、张景中、杨路、王国乡等学生参与成立“百花学社”,并筹办刊物《广场》。后来宣传材料常把谭称为这个团体的“领袖”,但现有参加者的回忆表明,学社没有严密的组织结构,内部还曾因刊物编辑权发生激烈冲突。谭天荣甚至一度被取消编委资格。他与其说是组织者,不如说是当时最显眼、最富挑衅性的发言者。

6月,政治风向骤然改变。中共中央开始“反击”,此前受到鼓励的批评迅速成为追究对象。谭天荣赴天津演讲、参与校园广播站纠纷等行为,都被解释为有组织的政治活动。6月29日,他被开除团籍,被称为“资产阶级右派在北京大学的急先锋”。

谭天荣没有认罪。他在批判会上宣称:“我今年才二十二岁,还没有学会害怕。”这句话令他声名大噪,也使他成为重点处理对象。1957年7月,毛泽东在讲话中点名提到谭天荣和“百花学社”,称他已经是“全国有名的人物”。一个普通大学生由此被塑造成具有全国影响的“学生右派领袖”。

此后,北大一度把谭天荣留在校园充当“反面教员”,让他不断接受批判。1958年,他被送去,先后在北京清河、团河及黑龙江兴凯湖等地劳动。在饥饿、监视和政治审查中,他仍然借阅数学、逻辑和马克思主义著作。由于不肯附和管理人员的结论,他多次被认定为“拒绝改造”,劳动教养期限也被延长。

1968年,谭天荣在羁押中写下《中国革命与斯大林时代的终结》,试图解释反右运动及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制度原因。原稿后来散失,今天所知内容主要来自他本人的追述,因此不能完全作为同期文献使用。但可以确认的是,长期惩罚没有使他停止思考,反而使他逐渐否定自己在1957年对政治制度的天真认识。

1969年,谭天荣被遣回湖南湘乡监督劳动。在缺乏实验室和研究资料的条件下,他继续钻研物理,自嘲是同风车作战的“现代唐吉诃德”。1978年以后,他摘掉右派帽子,被安排到湘潭师范学院任教。北京大学保存的材料显示,他的彻底改正经历了较为曲折的过程,确切完成时间尚不能仅凭现有材料断定。1986年,他调入青岛大学教授数学物理,后来出版《哥本哈根迷误》《揭开EPR关联之谜》等著作。这些著作记录了他的个人探索,但并不意味着其物理理论获得学界普遍承认。

晚年回顾1957年,谭天荣承认自己本不适合从事政治,也曾说,如果回到鸣放开始以前,他宁愿不再卷入;然而,如果已经置身其中,他仍会把没有说完的话说下去。他始终强调,自己当年是在响应整风号召,并未打算反对社会主义。

谭天荣的历史意义,不在于他是否提出了一套成熟的政治理论,更不在于他对现代物理学的挑战是否正确。他的经历揭示了政治运动的一种典型机制:批评最初被公开鼓励,发言者因而相信自己拥有表达空间;当政治界线突然改变,批评本身便被重新解释为敌对行为,而拒绝认罪又被当成罪行成立的证明。

1957年的谭天荣只有二十二岁。他的锋芒中有狂妄,也有幼稚,却没有后来强加给他的周密政治图谋。这个青年真正坚持的,不过是一条最朴素的原则:一个判断不能仅仅因为出自权威,就免于理性的检验。正是这一原则,在那个年代使他成为“全国有名的人物”,也使他付出了二十余年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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