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书专页
粉丝交流群
RSS/FEED订阅群星为何寂灭——1949年前后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
来源: 来稿 作者: 苏姗姗
1949年前后的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后来很少再见的特点：他们不像一种人。
胡适是胡适，陈寅恪是陈寅恪，傅斯年是傅斯年，梁思成夫妇又是另一种人。张爱玲既不热衷革命，也没有多少改造社会的兴趣，她只是冷眼看着上海男女怎样恋爱、结婚、算计、离散。再往前看，梁启超、王国维、鲁迅、徐志摩，也没有谁可以轻易塞进同一个模子。
苏晓康后来回忆这批人物，曾经问过一句话：
“这样的时代，为什么只会星光一闪就寂灭了？”
这个问题，或许比简单争论1949年谁选择正确，更值得追问。
一
1949年并没有一张发给中国知识分子的标准答案。
有人走，有人留。
胡适离开了。傅斯年去了台湾。年轻的余英时1950年从罗湖桥进入香港，后来赴美。张爱玲则在1952年离开大陆。
陈寅恪留下了，梁思成、林徽因也留下了。
留下的人，也不能简单解释为都相信共产党。
抗战八年，随后又是内战，知识界对于国民政府的不满是真实的。腐败、通货膨胀、政治压制以及战争带来的疲惫，使不少人希望出现一个能够结束混乱的新政权。共产党在知识界中的形象，与后来政治运动中的共产党，并不是一开始就完全重合的。
梁思成夫妇的经历颇有代表性。
北平易手前，中共方面曾请梁思成标出重要古建筑的位置，以备军事行动中加以保护。这件事给梁氏夫妇留下了很深印象。对于一个毕生研究中国古建筑的人来说，一个准备取得政权的政治力量在攻城之前还来询问哪些建筑不能炸，很容易产生好感。
然而，几年以后，北京开始大规模改造旧城。城墙、城门、牌楼陆续消失。梁思成保护北京旧城的主张没有得到采纳。
历史的复杂之处就在这里。
1948年保护古建筑的共产党与1950年代拆除北京旧城的共产党，并不需要有一个是假的。一个政党在取得政权以前如何吸引知识分子，与取得政权以后如何理解自己的权力，可以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而知识分子在1949年所作的选择，只能根据他们当时知道的事情作出。
不能要求他们预先读到十年、二十年以后的历史。
二
张爱玲的选择尤其不同。
她没有胡适那样明确的政治立场，也没有梁思成那种建设新中国的热情。
她似乎从来不太相信宏大的东西。
别人关心民族、革命、阶级和时代，她写的是饭桌上的一句话、夫妻间的一点猜疑、女人的衣服、男人的虚荣以及一个家庭怎样在金钱和感情之间慢慢变形。
张爱玲后来谈小说时说，作家不能先有一个目的，再到生活中寻找材料。短期到一个地方搜集“地方色彩”也没有多大用处，因为真正的生活经验来自长期的“沁润感染”。
这也许可以解释她为什么越来越难以适应1949年以后的文学环境。
一个要求文学不断回答“我们应该走向哪里”的时代，与一个专门描写“人其实是什么样”的作家之间，本来就存在距离。
1952年，张爱玲从罗湖离开大陆。
这并没有使她后来的人生变得幸福。她在美国的晚年甚至可以说相当孤独。可是她保住了一样东西：她可以不写。
一个作家能够沉默，本来也是一种自由。
三
留下来的人面对的是另一条道路。
最初几年，不少知识分子仍然相信自己可以参与建设一个新国家。问题逐渐发生在一个看似并不起眼的地方：
知识究竟有没有自己的边界？
建筑师能不能只根据城市规划讨论城墙应该不应该拆？经济学家能不能只根据经济规律讨论价格？历史学家能不能根据史料得到一个与政治需要不一致的结论？
这些问题在一个政治高度动员的社会里越来越难以单独存在。
1950年代的思想改造、院系调整，随后而来的反右运动，使知识分子逐渐明白，专业判断之外还有一个更高的判断：政治判断。
这才是知识界真正发生变化的地方。
一个社会当然仍然可以培养教授、工程师、医生和作家，甚至可以培养非常优秀的专家。
但是，专家是否可以说：
根据我的专业判断，你是错的？
这是另一回事。
顾准的经历可以作为一个旁证。
他原来就是共产党干部，而且曾参与建立上海新的财政税收制度。可是一个会计专家长期面对经济实际以后，会不断追问成本、价格、亏损和价值规律。当专业判断与政治理论发生冲突时，他最后不得不从经济问题一直追问到制度问题。
因此，1949年以后知识界的变化，并不是突然“没有人才”了。
人才仍然存在。
发生变化的是人才与权力之间的关系。
四
陈寅恪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他没有离开大陆，却越来越退回自己的学术世界。
后来余英时研究陈寅恪，很重视他晚年的精神处境。苏晓康回忆，余英时曾劝他在困境中“跳出来”，不要一直缠在现实里面，而应该“去同历史上的优秀人物接通心灵”。他提到陈寅恪1949年以后在极度困苦中写自己的“心史”。
这是知识分子面对时代的另一种选择。
不能走，不能说，或者不愿意按照规定的方式说，于是退回历史。
表面上写隋唐，写柳如是，写几百年前的人；真正留下来的，却可能是自己对于这个时代的判断。
这种表达方式在中国并不陌生。
当现实政治不能直接讨论的时候，历史往往就承担了现实政治的一部分功能。
五
余英时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一条路。
1950年，他离开大陆，经香港赴海外求学，后来成为历史学家。
多年以后，他对苏晓康讲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你们是创造历史的人，写历史则是另一回事情，你须先知道前人说过什么，然后才知道你能说什么。”
这句话看起来平常，实际上包含了一种与革命时代很不一样的知识态度。
革命者容易相信自己正在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因此过去可以被推翻，传统可以被重新解释，知识也可以服从未来的需要。
历史学家的态度恰恰相反。
你必须先承认，在你出生以前已经有很多人活过、想过、失败过。你首先要知道他们留下了什么，然后才有资格判断自己发现了什么。
余英时后来反复强调渐进的重要性。苏晓康在文章中由此谈到，市场经济并不是宣布开放市场就会自动形成，它还需要法治、银行、保险、社会保障等漫长的制度建设过程。
这也是20世纪中国一个很沉重的经验。
建立一个制度，比推翻一个制度慢得多。
六
不过，反省激进主义，也不能简单得出“革命都是错的”。
这一点余英时自己看得很清楚。
晚年谈到辛亥革命时，他并没有因为反对激进主义就否定辛亥。相反，他认为晚清统治集团迟迟不肯进行真正的制度改革，本身就是革命发生的重要原因。
这给20世纪中国史留下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渐进改革需要时间，更需要统治者允许改革。
如果和平改变的门始终开着，激进主义的吸引力自然会下降；如果门被一层层关死，人们最后撞门而入，也不能只责怪撞门的人为什么不够温和。
所以，真正值得反思的并不是“革命还是改良”这道简单的选择题。
应该问的是：
一个社会有没有能力让错误在变成灾难以前得到纠正？
七
再回过头看1949年前后的那批知识分子，便会发现他们的命运其实非常不同。
有人去了台湾，有人去了香港和美国；有人留在大陆参与建设；有人后来沉默；有人受到政治迫害；有人退回书斋。
很难简单说谁聪明，谁愚蠢。
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正在展开、而不是已经写完的历史。
但是几十年以后，我们至少可以看见一件事情。
民国知识界最可贵的地方，并不只是出了多少“大师”。
真正难得的是那些大师彼此不一样。
胡适可以反对鲁迅，鲁迅可以讥讽胡适；傅斯年有傅斯年的脾气，陈寅恪有陈寅恪的坚持；张爱玲甚至可以对他们共同关心的宏大问题毫无兴趣，只管写自己的男女饮食。
这种“不一样”，本身就是知识世界的重要条件。
一个时代是否繁荣，不能只看大学有多少教授、出版多少论文、培养多少博士。
还要看一个社会能不能容忍最聪明的人彼此不同，并且允许他们说出这种不同。
苏晓康问，那个群星灿烂的时代为什么“星光一闪就寂灭了”。
也许答案并没有那么神秘。
星星并没有突然消失。
有些去了海外，有些留了下来，有些沉默，有些改变了自己，还有一些把想说的话藏进历史和故纸之中。
真正发生变化的，是天空。
- 🔥免费PC翻墙、安卓VPN翻墙APP
- 🔥灵魂之谜|中华文化|治国大道
而一个能够容纳群星的天空，往往比制造一颗最明亮的星，更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