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来稿 作者: 尺素笺

康熙初年，清朝看似已经入主中原三十余年，天下却远未太平。

康熙十二年，吴三桂在云南起兵。次年，福建耿精忠响应，战火迅速蔓延到湖南、江西、浙江等地。军队往来，城邑反复争夺，百姓既要躲避叛军，也要防备官军。清初战争中的俘掠制度尚未消失，人口仍可能随战利品一起被军队带走，沦为旗下奴仆。

江西余干人朱寿命，就是在这场动乱中失去了母亲。

关于事情发生在哪一年，史书记载略有出入。《清史稿》记为康熙十三年，《清稗类钞》记为康熙乙卯，即次年。两书相差一年，却都把故事放在三藩之乱初起、江西兵乱之时。

朱寿命与母亲李氏失散后，四处寻找，始终没有消息。他日夜哭泣，几乎不想活下去。后来他听说，母亲并没有死，而是被军队俘走，编入正蓝旗，送往北京为奴。

《清稗类钞》将这段经历写得更有传奇色彩，说朱寿命曾在梦中得到神灵指点，告诉他母亲平安，正在正蓝旗下。梦境是否真实，后人已经无法查证；但《清史稿》也记载他得知了母亲的确切下落。于是，那个从未到过京城的江西人作出了决定：只要见不到母亲，自己就不回来。

从余干到北京，相隔数千里。朱寿命没有车马，也没有足够盘缠，只穿短衣草鞋，背着简单行李上路。他沿途乞讨，别人给饭，他便吃；别人给钱，他却舍不得花，而是缝进衣服，准备将来为母亲赎身。若讨不到饭，他宁可忍饥，也不肯动用积下的钱。

他一路北行，不只要翻山渡河，还要穿过战争留下的残破地区。道路不靖，盗匪出没，一个衣衫褴褛的外乡人，随时可能病死途中。可是朱寿命终于走到了北京。

北京城中人口众多，八旗分驻，寻找一个从江西俘来的妇人，无异于大海捞针。朱寿命继续在街头乞食，一面打听母亲下落。经过长久寻访，他果然找到了李氏。母亲已经成为正蓝旗下人家的奴仆。

母子重逢，却不能一同离开。在当时的旗籍和奴仆制度下，李氏已被主人视为名下人口。朱寿命拿出一路积攒的钱，请求赎回母亲，对方却索取高价，不肯放人。

钱不够，他再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每天跪在主人门外哀求。日子久了，双膝肿痛麻木，他仍不离去。《清稗类钞》又记载，母亲生日那天，他捧来一碗肉面，跪着献给母亲，等她吃完才起身。

朱寿命的事情后来传到侍读学士邵远平耳中。邵远平是浙江仁和人，康熙三年进士，曾任江西学政，对江西并不陌生。他敬重朱寿命的行为，替他拿出赎金，终于从主人手中赎回李氏。母子二人在北京无处安身，邵远平又让他们暂住家中，等待南归的机会。

李氏经过战争、俘掠和多年奴役，性情变得急躁。朱寿命稍有不合她意，她便斥骂，有时甚至抓住儿子，扇他耳光。朱寿命不但不还口，反而笑着承受。《清稗类钞》说，他担心的不是自己脸疼，而是怕母亲打疼了手。

《清史稿》还记下了他一句朴素的话。朱寿命没有读过书，每逢别人问他为什么如此侍奉母亲，他总说：

“在母腹中时，每日吃母亲的血长大，怎么忍心不报答？”

数月以后，终于有南下船只可以搭乘。朱寿命扶母登船，沿水路返回余干。从江西到北京，他孤身走过数千里；从北京回江西，身边终于有了失散多年的母亲。

朱寿命的故事后来被收入《清稗类钞》和《清史稿·孝义传》，成为清代著名的孝子故事。后人称赞的，当然是他忍饥步行、跪求赎母的孝心。但这段记载还保留了另一个不应被温情遮盖的历史侧面：清初战乱中，一个普通妇人可以被官军俘获，远送京师，编入旗籍为奴；她的儿子即使找到她，也必须向占有她的人支付赎金，才能把母亲带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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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朱寿命千里寻母，不只是一则劝孝故事。它也是一个普通家庭被战争和奴役制度撕裂后，以个人全部力量重新团聚的记录。真正使这个故事沉重的，不只是儿子跪肿的双膝，还有那个时代竟然允许一个母亲成为他人的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