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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从八十九斤米到恢复高考
来源: 来稿 作者: 余墨渡简 
1959年，我十岁，姐姐十二岁，弟弟四岁。我们一家五口，每月总共只有八十九斤米。这个数字刻在我的记忆里，一辈子也忘不了。
父母都有工作，工资虽然不高，本来足以维持一家生活。问题是，那时即使手里有钱，也买不到更多食物。吃的、穿的、用的，全要凭票限量供应。父亲年轻时是学校足球队的“五虎将”之一，身体壮实，一度还很胖。为了让三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多吃一点，他和母亲尽量少吃。三年下来，父亲瘦得连朋友都快认不出来了。
父母白天上班，我在街道食堂搭食。食堂供应“双蒸饭”：几两米加水蒸熟，再加一次水，重新蒸一遍。米饭看上去满满一大碗，其实只是多吸了水，吃下去不久便又饿了。
学校还组织我们培养小球藻。每个学生拿几个玻璃罐头瓶，里面是绿色的小球藻，隔一段时间还要加点尿。老师告诉我们，小球藻含有蛋白质，可以填饱肚子。我只记得每天看着瓶里的绿色越来越深，后来究竟怎样吃，却已经没有印象了。
那几年，我们还吃过番薯藤和很难下咽的蔗渣糕。所谓蔗渣糕，是在米粉中加入榨过糖的甘蔗渣，为的是增加肚里的饱胀感。东西能不能真正养人，当时的孩子说不清楚；只知道肚子经常是空的。
母亲在广九火车站旁的一家杂货店当售货员。店里偶尔供应炒米饼，每户凭粮簿限量购买，买完以后，售货员要在粮簿上盖章，表示已经领过。
为了让我们几个孩子多吃一点，平时知书识礼、胆小怕事的母亲想出了一个办法。她叫我放学后带着粮簿到店里，趁顾客少时，把钱和粮簿交给她。她装模作样地盖章，实际上没有把印盖下去，然后把炒米饼称给我。
我抱着那包饼，生怕被人查问，一路小心翼翼地赶回家，从来没有偷吃。当天晚上，姐姐、弟弟和我每人分到一块。那种味道，我多年以后仍然记得。
过了一段时间，炒米饼吃完了，我又用同样的办法买了一次。可是学校给予我的正统教育，使我觉得这种行为是错误的。尽管肚子饿，我却不愿意再去了。父母没有强迫我。结果是，我的精神得到安慰，肚皮却继续遭受虐待。
三年下来，我由一个白白胖胖的孩子变得瘦小。因为名字中有一个“基”字，同学原来叫我“鸡仔”，后来便改叫“瘦鸡”。
中学时，班主任关永强老师组织同学办饲养场。我被任命为养鸡场场长，把同学分组，每天轮流喂鸡、打扫鸡舍。女同学到食堂要来菜头菜尾，切碎以后喂鸡；还有人从自己不多的午饭中省下一两口，留给小鸡。
期末时，鸡已经长大。关老师和班委会决定，全班举行一次“群鸡宴”。关老师从家里带来食油，同学们带来锅碗瓢盆。鸡是我们自己养大的，最后也由我们自己吃掉。至于当时有没有依依不舍，我已经想不起来，只记得那顿鸡味道很香。
后来，我同两百多名广东实验学校的同学一起到雷州半岛农场。我的花名也跟着去了。农场十年，我始终没有胖起来，最轻时只有九十二斤。
农场食堂的伙食很单调，一般每月才杀一次猪或牛，偶尔有一个煎鸭蛋，已经算是加菜。1970年12月25日，我们几个知青实在太缺油水，便推举我去找生产队长，希望第二天杀猪改善伙食。
我对队长说，明天是毛主席生日，应该杀猪庆祝，为伟大领袖祝寿。队长很为难，因为生产队原定元旦才杀猪，计划不能随便改变；可是“毛主席诞辰”这顶帽子，他也不敢轻易拒绝。最后双方折中，第二天不给杀猪，改为每人煎一个鸭蛋。
托毛主席生日的福，我们终于吃到了一个煎鸭蛋。
在农场那些年，我一直没有放弃离开的希望。可是，一半因为“家庭出身”，一半因为农场的文教干事不愿放走一名他认为合格的教师，我与读大学、招工始终无缘。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雷州半岛。我和许多省实校友、农场职工子弟以及自己教过的学生都报了名。从宣布恢复高考到正式考试，中间只有大约两个月。对我来说，这可能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
徐闻县教育局人手很少，无法在短期内完成准考证填写工作，于是从各公社和农场抽调文教干事到县城集中办理。五一农场的文教干事不愿意去，便叫当时借调在场部宣传科的我代替。
我一百个不情愿。我本来正在抓紧复习，生怕这件差事影响一生前途。文教干事对我说，组织信得过我，我可以带书过去，白天工作，晚上复习。
到了县教育局，我发现十多人中，只有我不是文教干事。工作本身并不复杂，无非是核对名单，在准考证上填写姓名、考场和编号，再交给教育局干部检查盖章。我急着完成任务回去复习，填写得又快又认真。那些老资格文教干事却不紧不慢，边干边聊天，一会儿抽烟，一会儿上厕所。
到了下午，有人向局长抱怨工作太多，晚上还要加班，应该弄点东西慰劳大家。另一个人马上接话，说某个鸡场的鸡最好，适合做鸡饭。局长于是叫人去公社鸡场拿了几只鸡。
晚饭时，白切鸡油光锃亮，鸡汤煮成的饭香气扑鼻。我们一个个吃得满嘴流油，几乎直不起腰。第二天，工作仍然拖拖拉拉，晚上又是一顿鸡饭；第三天也是如此。我原本急着回农场复习，后来也入乡随俗，暂时把书放到了一边。
多年以后，我仍然没有再吃过那么香的鸡饭。
我终于考上大学，198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毕业不久结婚，学院没有住房分给我。即使能够分到，可能也只是七平方米左右、厨房厕所共用的单身宿舍。后来，我争取住进教学楼三楼副楼的一间电教修理室，面积约二十平方米。
1984年，儿子出生。那时肉类和蛋类仍不充足，我每月工资只有六十多元，妻子又没有工作。岳母从老家来广州照顾孩子，带来八只快要下蛋的母鸡。我把鸡养在教学楼下的小竹林里。它们每天生下的蛋，我很少吃，基本都留给妻子和儿子。
从一家五口分配八十九斤米，到农场里借毛主席生日换来一个煎鸭蛋，再到恢复高考时被一顿鸡饭暂时留在县城，最后靠八只母鸡给孩子补充营养，这些都是我亲身走过的日子。
后来回头看，我这一生总与“瘦”连在一起。发育时遇上经济困难，饿成了“瘦鸡”；年轻时在农场劳动，也没有多少油水；进了大学，结婚生子，又被家庭和工作拖瘦。别人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但我知道，“瘦鸡”这个花名背后，并不只是一副身材，也藏着我们这一代人曾经怎样吃饭、怎样劳动，又怎样等待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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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陈家基：《我的鸡缘》，2012年12月写于南非约翰内斯堡。本文仅依据作者在原文中的个人回忆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