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学塽终身服丧
来源: 来稿 作者: 尺素笺
清代兵部主事姚学塽,字晋堂,浙江归安人。他性情沉静耿介,自幼便不随意取用他人物品。父兄坐在堂上时,他在旁侍立很久,双脚也不稍动。长大读书以后,他不以学问作为进身之具,而是立志将所读之书实行于自身。
姚学塽考中嘉庆元年进士,最初被任用为内阁中书。当时和珅担任大学士,按照官场惯例,中书要对大学士行弟子礼。姚学塽认为这种礼节有损人格,不愿屈从,索性辞职回乡。四年以后,和珅获罪伏诛,他才重新进入北京任职。
嘉庆十三年,姚学塽奉命主持贵州乡试。考试结束后,他在归途中忽然接到母亲去世的噩耗。父母在世之时,他长期在外做官,不能亲自在身边侍奉,也没能以俸禄供养他们。如今母亲已经离世,再想尽孝也来不及了。想到这里,他哀痛不已。
服丧期满以后,姚学塽回到北京,先后担任兵部主事、职方司郎中。从此,他再也不让妻子儿女跟随自己居住。既然父母在世时,自己不能陪伴奉养,他便不肯在父母去世后安享妻儿团聚的温暖。
姚学塽在北京做官四十年,生活却像一名困顿的旅人。他没有置办住宅,只租住在僧寺之中。北京冬季严寒,破旧寺院不能很好地遮风御寒,夜间寒气侵入屋内,席子上甚至结满霜花。姚学塽仍旧端正地坐在那里,不因寒冷而改变自己的仪态。
母亲去世后服丧时,他有一顶毡帽和一件布面羔羊皮袄。服丧期满,这套衣物本来可以换掉,他却终身穿着。后来,毡帽和皮袄都已经破旧褴褛,他仍然不肯更换。《清史稿》称其“盖所谓终身之丧者”,意思是说,法定的丧期虽然已经结束,他内心的哀痛却始终没有结束。
姚学塽不携家眷,终身穿着居丧时的旧衣,并不是为了向世人显示自己的孝行。他默默住在僧寺里,既不求人理解,也不向人讲述自己的操守。他所坚持的一切,都只是为了安顿自己的内心。
他在官场中也极少与权贵来往。
兵部尚书彭龄主管兵部时,曾请姚学塽到堂上相见,并亲自起身,郑重作揖。姚学塽接受了这份礼遇,事后却没有前往彭龄家中致谢。大学士百龄兼管兵部,屡次询问:“司员姚某在哪里?”想让姚学塽到自己府中见上一面,姚学塽始终没有前往。
他并非故意羞辱权贵,只是不愿通过私下拜访建立关系。上司在公署中召见,他可以按照公务礼节相见;若要他登门请谒,借此攀附权势,他便不肯前去。他将公务与私交分开,也将自己的仕途与权贵之门隔开。
当时,六部一些具备资格的官员可以为前来引见、验看的同乡官员出具印结,证明其身份和履历,并从中分取结费,称为“印结银”。这笔钱并非秘密贿赂,而是当时官场中已经形成惯例的一种收入,不少俸禄微薄的京官要靠它补贴日常生活。
姚学塽却不肯领取。
别人依照惯例接受,并不一定构成贪污;姚学塽拒绝,也不是为了指责所有领取者。他只是对自己的取舍格外严格:凡是俸禄以外、可能使自己与官场人情发生牵连的钱,即使按照惯例可以领取,他也宁可不要。失去这项收入以后,他的生活自然更加清苦,却始终没有改变选择。
姚学塽六十岁生日那天,同乡姚文田送来两坛酒为他祝寿。两坛酒并非贵重礼物,赠送者又是同乡好友,按常情本可收下,姚学塽仍然坚决推辞。
姚文田了解他的性情,便问:
“以后你再把这两坛酒回赠给我,可以吗?”
这样一来,两坛酒便不是单方面的馈赠,而成为朋友之间有来有往的礼物。姚学塽这才答应收下。他并非不近人情,只是不愿无故接受别人的财物。只要取与之间分明,不使自己有所亏欠,朋友的情谊仍然可以保留。
《清史稿》说,姚学塽的学问“由狷入中行”。他早年性情耿介,对自身要求近乎严厉;经过长期修养以后,逐渐从严毅清苦之中养成光明开阔的胸怀。他以恭敬保存内心的诚实,却不炫耀,也不求人知道,更不曾到处向人讲学。
他并没有把自己的清苦变成要求别人的标准,也没有凭借清名换取声望。他所修养的,是只有自己才知道的内心。
六十六岁时,姚学塽病势沉重。临终之际,他握住好友潘谘的手,说:
“你要努力啊!人生在只有自己知道的内心深处,很少有人能够真正问心无愧。我一生竭尽全力,想不到就这样结束了。你也渐渐衰老,能够修养自己的时间没有几年了。”
说完不久,他便去世了。
姚学塽临终没有谈自己的官位,也没有回顾文章和学问。他念念不忘的,只有人在无人知晓之处,是否能够面对自己的内心。
他终身服丧,不是因为礼法要求他如此,而是因为母亲去世以后,他仍然不能宽解未能亲自奉养父母的遗憾;他拒绝印结银,不是因为领取者都在犯罪,而是因为他不愿接受俸禄以外的官场收入;他不拜访权贵,也不是故作孤高,而是不愿以私人关系谋求仕途便利。
四十年寄居僧寺,一顶破毡帽,一件旧皮袄,构成了姚学塽的一生。别人看见的是严毅和清苦,他真正守护的,却是“独知之地”——那处没有旁人监督、无法用名声装饰,也只有自己知道是否有愧的内心。
主要史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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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列传二百六十七·儒林一·姚学塽传》
二、徐珂《清稗类钞·廉俭类·姚学塽不取印结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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