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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监狱琐记59：鲜为人知的“反动学生”案
来源: 监狱琐记 作者: 王学泰
大学毕业之前……
八十年代中叶，有一年7月初到山东大学出差，住在山大招待所。住所的窗外经常聚集着活泼欢快即将毕业走向社会的大学生。看着那一张张富于青春朝气的笑脸，听着那一串串银铃般的笑声，可以感受到他们发自内心的喜悦。偶尔还听到三三两两的学生在我的窗下细声细语地设计美好的未来时，也不禁融入这欢快而美好的氛围之中。这时不由得想起我那即将大学毕业的时刻……
我是1964年大学毕业生。从那年的春天开始，院里系内已经在悄悄准备，如何在学生中清理阶级队伍，划分左中右了。在系总支的领导下，学生中的党员和积极分子不断地开会，提高阶级觉悟。这是在组织阶级队伍，而我们这些即将被整的有各种各样问题的学生对此却懵然不知。
6月份毕业考试完毕（当时师范学院不做论文），便开始了清理思想这个苦难的历程。现在的大学生们很难想象那是一个多么痛苦与艰难的过程，无休无止的大会小会，学生们，特别是那些自我感觉不太好的同学拼命地要表现好一些。我记得有位女同学被树为样板，在全系大会上讲自己清理出的思想问题，边哭边讲，诉说自己人生观受资产阶级毒害之深，其根子就在《外国名歌二百首》（其实这个歌曲集中还有《国际歌》和许多“革命歌曲”）和外国小说。《二百首》常常由头唱到尾，还照着外国影片设计时装。她检讨说：这种状态怎么做符合“五项条件的革命接班人”呢（这是“九评”对青年和立志接“无产阶级革命班”者的要求）？她真诚的忏悔感动了领导，可以既往不咎了（可能她根本就不是被确定的重点）。在一般同学中这已经是严重的问题了，而对于系领导心中早已有数的重点人物，这些是远远不够的。不用说没有资格到系里作样板，连小组里也通不过。因为“重点”所在的小组都会有本班的政治辅导员或系里派的青年教师参加，对“重点”的问题早有估计，不会让你轻易过关的，有的根本就不会让你过关。我在小组清理思想时整整讲了四个小时，讲自己所受老庄思想的影响，讲自己消极的人生选择，政治辅导员连听都不要听，认为讲这些离我问题的实际太遥远了。我们这些早已被内定的“重点”只有静静地等待命运的安排。
同学们一个个地过关，一些次“重点”也在反复的“清理”之后勉强过了关。只有几个人“挂”了起来，大约我是“挂”得最高的，因为那些“挂”起来的同学还有系或院的领导在找他们，做他们的工作，而我则是最“清闲”的，没有人管，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仿佛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平静，我惴惴不安，第一次感到等待苦难比苦难本身更残酷。
在一个乌云低垂令人十分压抑的下午，约三时许，全系毕业生三百余人（这是北师院最引以自豪的，它有全国最大的中文系）在食堂集合。我知道决定命运的时刻终于到来了。系总支书记宣读由北京市委、教育部党组联合上报、中央批转的“处理大专院校应届毕业生中反动学生的决定”。“决定”中指出社会上阶级斗争十分激烈尖锐，这在大学生中也有反映。其标准就是攻击“三面红旗”，反对“反修斗争”，同情“右派分子”“右倾分子”等等。书记讲了话，宣布“清理思想”运动已经结束，现在进入了对敌斗争的新阶段。于是，我被当做唯一的反动学生公之于众。后来听说中文系四个班，划了九个反动学生，八个是内定的，不公开，一个班俩，再加上公之于众的我，共九个。这大约也是按比例来的吧！因为它符合“四清”中规定的打击面只占百分之一、二、三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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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王学泰著《监狱琐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