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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蜀:没有低端的国民,只有低端的体制

2017年08月12日 16:04  PDF版 分享到微信

人大教授顾宝昌在评论城市人口政策时,提到“低端人口”的概念。他实际上并不同意这个概念,所以用的是“所谓的低端人口”;而且对排斥“所谓的低端人口”的歧视性政策,他也表示了自己的质疑,说“这不一定有好处,也不可持续。”但即便如此,他还是陷入一场舆论狂飙之中。“低端人口”四个字一经见报,马上点燃了千万读者的怒火。没有人有耐心去推敲教授的原文原意,都认为他在为城市政府的歧视性政策背书,一时千夫所指。

舆论的粗糙固然令人啼笑皆非,但公众的愤怒的确有充分的理由。按说,国民是一个国家的主权者,主权者怎么可能低端呢?主权者本应是尊严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恰恰是在这个承认“主权在民”的国度,在这个“一切属于人民”早已写入宪法的国度,国民常常被政策性地、体制性地规定为三六九等,常常不是这部分,就是那部分被政策性地、体制性地规定为“低端人口”即“贱民”。而一旦被规定为“低端人口”即“贱民”,其就会遭到公权力系统的限制甚至剥夺,他们就不能不陷入权利上的巨大困境,陷入权利上的贫困状态。

权利是什么?一定程度讲,权利就是对机会均等的保障。权利上的贫困,必然导致机会上的贫困。本来就是弱者,社会资本本来就匮乏,再失去机会的公平公正,还有任何出头的希望吗?歧视性政策和歧视性体制之罪恶昭彰,根本原因在这里。它不仅是对主权者的侵犯,更重要的是,它通过公然的行政干预、强力压制,限制或剥夺了所谓“低端人口”的上升通道,限制或剥夺了所谓“低端人口”改变自身命运的可能,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所以,不存在天然的“低端人口”,只有权利层面的“低端人口”、机会层面的“低端人口”。而权利和机会层面的“低端人口”,无不是政策和制度安排的结果。这种公然侵犯主权者,公然歧视、排斥自己的国民的政策和体制,显然与普世文明背道而驰。

多年以前,南周同仁、曾经的著名调查记者傅剑锋有过一篇对发廊女苟丽的写实性报道。这篇报道对我极具震撼性,为此我有过一篇评论,侧重谈底层社会的权利贫困问题,谈权利与机会的关系问题。苟丽是个缩影,底层社会的缩影。他们不是不能干,他们不是不勤劳,但他们遭遇了权利的,实际上是政策的天花板、体制的天花板。所以无论他们怎么能干、怎么勤劳,总之无论他们怎么挣扎,都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样的歧视性的政策和体制,才叫低端。改变这种致命的低端,是每个中国人的使命。

不均权,何以均富——从发廊女苟丽的遭际说起

原载2006年6月9日《经济观察报》

报载,中共中央政治局近日召开会议,拟议改革分配制度,以缓解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读到这个消息,我想起了发廊女苟丽的

地处西北穷困山区的苟丽,一年种地收入总共不过2000来元,只能勉强维持家用。而一次婚宴,就让她欠下三万元而且包括部分高利贷。全家不吃不喝至少十五年,才可能还清债务。无可如何之中,苟丽夫妇只好选择了移民,跟一亿三千万农民工一样选择到,到大都市寻找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

本来,他们应该有机会的。他们不乏勤劳,只要能够改变自身命运,他们什么苦都能吃,什么脏活累活都能干,什么屈辱都能忍受。他们的任劳任怨本来也是大都市所需要的。只要就业市场充分敞开,只要就业机会基本均等,那么苟丽夫妇甚至不必奢望所谓市民待遇,凭借他们的任劳任怨,他们足以实现改变自身命运的梦想。

但是,所有梦想都成泡影。苟丽夫妇的奋力拚搏,换得的只是一次接一次的打击,一次接一次的失败。大都市之于他们仿佛是条金光闪闪但却暗潮丛生的河流,他们根本无从应对,陷入一个接一个的漩涡,直到最后,如我们已经知道的,苟丽那柔弱的身影终于在漩涡中沉没。

此类悲情故事,于市民阶层或许匪夷所思,但如南方周末记者傅剑锋在报道中所说,其实这并非个别。闪烁的霓虹背后,有多少血泪在流!有多少悲情故事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在捉弄着苟丽夫妇?!看得见的杀手已经落网,但看不见的杀手在哪?!不追踪这样的问题,不弄清这样的问题,就会时间永是流逝,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就真的不算什么。

非法生存是苟丽夫妇进入大都市之后的基本生存状态。但这并不是他们的初衷。最初进入大都市,苟丽夫妇并没有尝试非法生存,而是力图通过合法劳动来换取自己的生存资源。但出乎他们的意料,此路不通。“一开始,苟丽在一个服装批发市场找了份月薪300元的工作,陈小林在一家工厂找了份月薪350元的工作。夫妻俩算了笔账,房租50元,其他费用最省也得100元,一年下来只能落下5000元左右。‘债什么时候才能还完啊?’发愁的苟丽曾经在半夜把陈小林推醒。”

逐水草而居是所有活物的天性。既然合法的雇佣劳动水草匮乏,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急于突围的苟丽夫妇不能不另做打算。苟丽丈夫陈小林辞掉工作借钱买了辆旧摩托车,跑起摩的生意。记者傅剑锋没有告诉我们摩的生意的收支状况,只是告诉我们跑摩的很累。但从苟丽宁愿背着丈夫主动跳进卖淫火坑这样的决断来看,跑摩的不止是很累而已,摩的收入也应该非常微薄,以至让苟丽彻底失去了耐心。非法生存就这样发端,潘多拉的匣子就这样敞开了。

苟丽夫妇的收入略有增长,但风险成本也随之节节攀升。星级宾馆的性服务早就是半公开的,尽管也属于典型的非法生存,但因其服务对象往往是社会主流阶层,所以有或明或暗的法外保护而颇具安全度。面向弱势群体的性服务就没这么幸运了,弱势群体不可能付得起高昂的保护费,因此必然构成选择性执法的最重要的目标之一。苟丽未能幸免,很快就在“严打”中被抓,被收容长达4个月。时间上的损失倒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4个月的铁窗生活让苟丽夫妇花了1万元,这些钱也是借来的。都市生活非但没有改善苟丽夫妇的生存状况,反而雪上加霜。为此,与妻子重逢仅一天的陈小林只得改而去可能水草较丰的北京打工,留下来的苟丽则只能重入卖淫火坑,并最终覆没。

通过苟丽夫妇沉浮轨迹的这番回顾,不难看到苟丽夫妇的生存是多么的窄逼。合法的雇佣劳动不是他们的出路,非法生存则更是他们的死路。原本,这两条路都应该向他们敞开的。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是当下政府改革的主题。而政府公共服务的首要对象,应该是像苟丽夫妇这样最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弱者。他们正因为缺乏自我保护,在面对强势资本时力量完全不对称,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往往只能被迫接受单边协议,以致劳动力价格和福利水平低于生存底线。要求得一个比较公正的劳动力价格和福利水平,没有一个有利于劳工权益保护的法治环境是不可设想的。而众所周知,建设这样的法治环境任重道远。这种情况下,像苟丽这样的弱者要么只能听任强势资本的宰割,彻底放弃突围的人生计划;要么狠下心来,拒绝雇佣劳动,成为个体劳动者。

但是,大都市并没有给苟丽夫妇腾出任何从事合法的个体劳动的空间。像苟丽夫妇这样既无特殊技能又无资金的弱者,城市管理者事实上只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合法选项,那就是接受资本雇佣。除此而外,几乎所有可行的选项都是非法的。一无所有的苟丽夫妇只能作城市苦力。但苦力恰恰为城市管理者所深恶痛绝。尽管城市的就业空间越来越小,尤其是底层人民的就业空间越来越小,自由劳动自谋生路原本是缓解就业压力的一个最佳选择,但底层人民的生计似乎没有大都市表面上的繁荣和光鲜来得重要。于是,几乎所有大都市都对底层人民的自由劳动自谋生路设置了尽可能高的门槛,甚至干脆就对底层人民的自由劳动自谋生路赶尽驱绝。城管如刀俎、个体劳动者如鱼肉的景致,便像一部没有尾声的电视连续剧,不断在所有大都市反复上演。自由劳动自谋生路的风险成本因此高到极致,收益则降到极致。这种情况下,陈小林必然跑黑摩的,而且必然入不敷出以至让苟丽绝望,让苟丽铤而走险。

城市形象高于底层人民的生存权,这种现象在“以人为本”已上升为社会主流话语之当下不仅仍然存在而且仍然普遍存在,其怪诞程度真真超出了人的想象力。正是这种怪诞,彻底堵死了底层人民除接受资本雇佣而外的其他的出路,彻底葬送了苟丽夫妇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自身命运的可能性,最终把苟丽逼上了绝路,逼到了死地。

这里我们看到,像苟丽夫妇这样的底层人民,他们的贫困不仅是劳动技能的贫困,不仅是物质财富的贫困,他们的贫困归根到底其实是权利的贫困。正是权利的贫困,使得他们在进入城市社会时,在面对强势阶层时,没有任何意义上的权利庇佑他们,没有任何屏障使他们能够防范来自四面八方的莫测风险。接受合法的雇佣劳动,逃不脱资本的敲骨砸髓;拒绝雇佣作个体劳动者,又逃不脱权力的围追堵截。怎么选择都是错,怎么选择都无法突围。强者愈强而弱者恒弱,生存资源的配置格局如此顽强,似乎不可撼动。

因此,当弱势群体的苦难终于导致社会生态失衡时,当社会公正终于成为我们再也无法回避的问题时,我们切不可把我们当施主,而把弱势群体当我们的施舍对象,只侧重如何从强者的残羹剩汤中舀几勺子倒给弱者。弱者原本不需要这样的施舍。他们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原本可以在经济上自立。他们现在之所以做不到这一点,不是他们懒惰,不是他们无能,而仅仅是因为权利的贫困。他们既缺乏与资本谈判的权利,也缺乏自由劳动自谋生路的权利。这最大限度地加剧了他们的生存风险,抬升了他们的生存成本。

这就是说,弱势群体最需要的救济,主要不是物质层面的救济,而是权利上的救济。权利机会,权利创造财富,权利创造尊严,权利创造一切,没有权利就没有一切。物质上的暂时贫困不可怕,权利的贫困才是终极意义上的贫困,最可怕的贫困。只有彻底消除权利的贫困,弱者才不至于无告,才不至于恒弱,才能为自己开辟生存和发展的广阔空间。

这就是说,物质意义上的两极分化其实不是问题的本源,物质意义上的两极分化只是果,权利意义上的两极分化才是因。要抑止两极分化,根本的突破口是改变传统的权利结构,只有改变传统的权利结构,才能改变传统的利益结构,包括传统的收入分配秩序。第一优先无疑是弱者的权利保障。“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仅仅从物质财富的分配角度来解决两极分化,只能在一时一地起作用;必须通过均权实现均富,通过均权基础上的均富,才可能实现社会的均衡和和谐,也才是真正的长治久安之道。
来源:新公民运动, 文章取自网络,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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