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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和平占中与“雨伞革命”
2014-11-30 23:24 来源: 争鸣 作者: 林保华 
占中发起人之一的戴耀廷教授，在十月底表示，现在的雨伞运动不是和平占中。在运动进入后期面临“秋后算账”时，这种说法可能被认为是有意切割。但是以戴教授的人品，我认为不是这样。作为未来总结这场公民抗命运动，划分为两个阶段是必要的。
公民抗命的两个阶段
占中从去年初由戴耀廷提出，目的是争取香港的普选，但是一直确定不了日期，加上北京的强力反击，声势越来越弱。由于北京极左当道，发出《“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才激起电子公投与七一大游行的反弹。但是占中日期与形式始终犹豫不定，乃至后来拟采取“去饮”的形式。
如果不是今年三月台湾太阳花学生运动的刺激，如果不是九月下旬香港学生为了反击人大常委会对香港政改宣判死刑而发起罢课运动，这个占中可能只是在十月一日大家在路边吃一场便当就结束。
学生的无私无畏和正义感，他们的冲劲，七月一日游行之后，没有散去，而是进行“占中预演”，以学生为主，有五百多人被捕。在罢课后，学生采取冲击体制的行动，因为警方的无理阻拦，学生在九月二十六日夜里占领了金钟的公民广场。为了声援学生，戴耀廷在二十八日凌晨一时许宣布占中开始。
学生的占领行动激怒了梁振英政府，在九月二十八日傍晚开始，先后发射了八十七枚催泪弹，引发学生的抗争，市民更加入形成轰轰烈烈的一场公民抗命运动。学生与市民以简陋的雨伞阻挡催泪弹与胡椒喷雾，被外媒称为“雨伞革命”。
要注意，戴耀廷是称呼“和平占中”而非“占领中环”，那是在北京与香港土共诬蔑之后的转变，以突出占领中环的和平、非暴力性质。
两者面临的共同问题
其实“雨伞革命”之所以被外媒称为“革命”，不外三种原因：第一，警方使用了暴力，民众反抗暴力；第二，参与者从学生变为全体市民，扩大了规模；第三，本来是政制改革运动，在温文和平的诉求被诉诸武力的全盘否定后，改为比较激进的方式。
但是革命并非全是暴力形式，例如十七世纪的英国光荣革命，三百年后的台湾宁静革命，都是和平性质。但是因为革命往往出现流血事件，加上歪曲事实是中共的拿手，为免被污名化起见，运动的温和派于是避免“革命”的称谓。
但是不论“和平占中”，还是“雨伞革命”，都面临共同的两个问题：
第一是何谓“暴力”，何谓“和平”？这是有不同的认识。对参与运动的人士，以及“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理论来说，只要没有出现人命的伤亡，就是“和平”。问题是对物件的破坏又该如何理解？我认为，既然是群众运动，第一，影响日常社会秩序不可避免；第二，造成某些物件的损坏也无可避免。否则叫什么运动，叫什么抗争？任何物件都会折旧，何况在群众运动当中。
第二是何谓“违法”？这是更大的问题。既然都是“公民抗命”，当然是不守这个“法”。至于这个“法”坏到什么程度而要去违法又有不同。有的是恶法，必反不可；有的是有缺陷而要求改进；有的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然而执法者有问题。这次香港爆发出来要求真普选的运动，在于对《基本法》的不同理解，参与者不认同北京的解释而要求讨论，但是北京拒绝，特区政府完全站在北京一边。
出现这个问题，乃是因为《基本法》是北京制定的，有些模糊的空间，以便利于北京根据不同的情况作出不同的解释，这样主动权操在北京手里，例如对“普选”的定义，对提名委员会“广泛代表性”的定义等等。不过北京以蛮横的态度拒绝作出任何退让，也与中国目前强化独裁政权、加强镇压的大气候密不可分。
当然违法的“法”还有具体的法规，例如警察不让学生占用公民广场，或者占领者影响公共交通等等。过去英国人统治时期，情愿法律严一点但是宽松执行；中国则是法令表面宽松，但是执行严酷。九七前为修改恶法问题中英之间已多次“驳火”。现在被号称“狼”的特首梁振英，加上被号称“鹰”的警务处长曾伟雄，“违法”的事件必然增多，何况已经打出“公民抗命”的旗号。
九七前后“法”已不同
可是问题就在于即使泛民的某些领袖人物，乃至大律师公会，没有体验到九七前后香港政治情况的变化，已经影响到香港的司法独立，多次的“释法”就是证明。他们沿用九七前的“守法”精神来看现在的“公民抗命”，于是不断发出和平占中与雨伞革命“违法”的讯息，严重误导市民与国际舆论。就看过去香港要上诉是到英国枢密院，现在却是由北京的人大常委会来释法，前者是民主国家，后者是独裁国家，那么对“违法”问题是否也应该重新认识？
无论和平占中，还是“雨伞革命”，面对北京的一党专政独裁政权，本来就是几乎没有胜算的可能。不论是香港的精英阶层，还是学生，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要向北京表达港人的诉求，让全世界知道，同时也是香港民主运动的自身提升。某种情况下，或许也有出现奇迹的可能。如果因此就指责他们明知这样，何必当初，那么大家就乖乖做共产党的驯服工具可也。
也因此，开展这个运动，必须发挥运动的最大张力，制造最大影响。至于运动领导者被秋后算账是必然，算账程度则有不同。和平占中如果按照原先规划，只是“去饮”，被清算会轻些；“雨伞革命”成为“革命”，尤其是让北京老脸挂不住，清算会重一些。但是依照北京的思维，占中是始作俑者，学生后面一定有“长胡子的人”在教唆，因此也不会对占中三子从宽处理。
学生是未来社会菁英
至于从开始就叫要有“退场机制”者，根本不明白运动为何物。第一，运动的瞬息万变不可能制定有英明预见的什么退场机制；第二，运动发动几天就退场，中共就不会清算吗？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六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已经宣判当年的学运是“动乱”，学运怎么退场？香港的占中，早早也被中共当局宣布为“动乱”。在这个情况下，事件的扩大，引发市民与国际的关注，才是运动增加影响力与自保的办法。九月二十八日晚上政府镇压缩手，就是这个原因，否则按照某些人的叫嚣，香港可能已经变成“六四”的香港了。
在运动退潮以后，北京与特区政府会如何算账，将决定未来香港与中央的关系。现在许多市民希望运动退出占领区，理由各有不同，并非全部否定运动。何况因为参与运动的学生，他们将是未来几十年的香港社会菁英。
《争鸣》2014年12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