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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中国百弊之首——夜郎自大,上诈下愚

2017年03月20日 22:03 PDF版 分享转发

来源: 争鸣 作者: 牟传珩

总统特朗普上台不久,不按常规出牌,国内抗议不断,又被妖魔化为“天下大乱”,“制度衰败”。其实,在美国,政治问题与街头抗争相伴始终是常态,这就是官权与民权的对治。近看二〇一一年九月“占领华尔街”运动,远观越战时期与民权运动时代,情势较今日更为混乱,但其制度自矫机制,始终都在乘风破浪,没有谁可以颠覆美国民主。一些宣扬美国已经堕落的喉舌舆论,如果不是出于无知,就是出于欺诈。

美国制度非“模式”可比肩

近年来,党国舆论与言论越来越诋毁美国,误导民众仇视西方民主,以此彰显其“爱国”与“自信”。毋庸讳言,民主制度的确不能包治百病。美国国内问题多多,民众不满,但关于中美制度优劣,世界公论自有一杆秤。民主有问题,但不民主会更坏。美国制度再不完美,却非“北京模式”可以比肩:从经济上比,美国普通人比中国普通人富有得多;从科技上比,美国的创新领先世界;从军事上比,美国武器系统鹤立鸡群;从文化上比,美国大学品牌与好莱坞大片雄冠全球;从政治上比,美国公民可以选总统、骂总统,自由结社、自由办刊,社会却无需封杀维稳,更不用所谓“正能量”宣传造假。美国的地方法官就独立到能把新总统特朗普的法令“关进笼子里”,而的最高法院院长,却臣服一党意识形态,向司法独立“亮剑”。事实胜于雄辩:“北京模式”除了举国体制可以大搞面子工程,超负经济发展可以罔顾生态灾难,高压维稳可以封杀街头抗议外,其它似乎都乏善可陈。中国官方再自慰“制度优越”,高喊“四个自信”,但其官员、富豪、知识精英都往美国跑,甚至反美斗士司马南、民粹派宋晓军等也都鱼贯移民美国,而美国最穷的贫民都鲜见来中国。

今日中国公民,经济上没有一寸土地,政治上没有一票权利,司法没有一点独立,权力没有一点监督,媒体没有一家自由,文化没出一位大师,社会没有一样公平,制度几乎没有进步,却反把世界诺奖获得者关在监狱。在中国特色里:土地是“公家”的,选票是政党的,权力是领袖的,法律是政府的,财富是官员的,媒体是官办的,文化是太监的,苦难却是民众的。如此深受“看不起病、买不起房、上不起学”三座大山压迫的民众,还要养着世界上最撒钱的元首、最昂贵的政府、最腐败的官员、最虚假的媒体和最庞大的歌功颂德“五毛”队伍。

官方高调“反腐打虎”至今,号称“硕果累累”。但农民有耕地了吗?工人当主人了吗?公民有选票了吗?司法独立了吗?新闻自由了吗?官员廉政了吗?社会公平了吗?依法治国了吗?民众幸福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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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只能制造愚昧

眼下,雾霾堪称北京“带血的GDP主义”发展模式的图腾。“逃离雾霾,冲出围墙”已经成为一个时代性的最新口号!由此导致了三十多年来的第四次移民浪潮冲击国门。对此,易中天教授有一段精彩点评,“现在移民潮无非就是两种人:财富精英和知识精英,而财富精英和知识精英移民带走的是财富和知识。如果一个国家的财富和知识都被带走了,那么留下的只有贫穷和愚昧。一个贫穷和愚昧的国家需要的是什么呢?一个皇上,一个强权的政府。越是贫穷、愚昧,就越是寄希望于一个好皇上和强权政府。而这个政府如果越强势,那结果是越贫穷、越愚昧,从而陷入恶性循环。专制只能留下愚昧,而民主可以吸引人才。”

其实抹黑别人,夜郎自大,不如反思、鞭策自己,这才叫爱己、爱国。眼下,谁要“妄议”中国制度不好,谁就会被诬蔑为“卖国”。什么混账逻辑!当政者禁止“妄议”朝廷,是怕戳穿皇帝新衣;大臣们阻拦“妄议”朝廷,是怕摘了顶戴花翎;太监们恐惧“妄议”朝廷,是怕撕了遮裆内裤;衙役们不准“妄议”朝廷,是为了酒肉骨头;“五毛”们攻击“妄议”朝廷,是获取五十分铜币;“自干五”们抵制“妄议”朝廷,是怕叫醒春梦。而那些自称“爱国者”们也反对“妄议”朝廷,所能给出的理由就只能是一个“愚”字。正如林语堂先生那句名言:“有一群人明明生活在社会底层,却拥有统治阶级的思想。”

爱国不是阿Q式的精神自慰,不是所谓以“正能量”宣传抵制舆论揭短与透视真相。爱国只属于敢于直面差距、批判现实、砥砺国家前行的人。中国满清帝国“一统江山”梦没落以来,致力于社会变革的爱国志士,无不都是从批判国家现实,寻求人类普遍价值与西方先进经验开始的。只有“文革”时的愚昧与“四人帮”类的“爱国”,才会妄自尊大,闭门锁国,阻止中国融于世界文明主流。

没有民权,何以爱国

左翼作家鲁迅曾在《随感录》中写道: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梁启超在《爱国论》中说:“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为君相者务压民之权,是之谓自弃其国。为民者而不务各伸其权,是之谓自弃其身。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当下中国没有民权,何以爱国,何以自信?中华文人领袖严复曾有“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之痛诉。文化大家陈寅恪也曾怒斥,“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这是对中国国情最具批判性的概括。史实证明,从义和团运动到红卫兵运动,都是下愚上诈合谋的结果。今年年初,山东官方与民间“毛左”沆瀣一气,重演文革,围攻、惩罚邓相超教授事件,再次印证了这种上下合谋,毫无法治、毫无人权的现实政治。

其实,人类社会发展史实一再力证,哪个国家拥有最彻底的不断批判与更新的国家精神,那个国家就会创造出最先进的自由制度与科技体系,那个国家就无庸置疑拥有领衔、影响全世界的凝聚力。这绝非是靠政府自大宣传、愚民灌输和以“稳定”借口压制“妄议”所能赢得的。如今,为官者“台前学雷锋,台后包二奶”,是谓“上诈”;为民者“合群自大”,歌功颂德,可谓“下愚”。由此可见,中国的百弊之首,就是夜郎自大,上诈下愚。如不破除“北京模式”如此政治生态,一切的改进都难推动。

《争鸣》2017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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