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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明报

中共十九大闭幕，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功成身退，退出中央领导层。过去5年，王岐山被视为党内反腐急先锋，除了配合总书记习近平从严治党“打虎拍蝇“，更重要是推动“制度反腐“。近年一些西方学者开始尝试以“唯才主义政体“（Meritocracy）审视中国政治模式，随着大陆版“超级廉政公署“国家监察委员会明年成立，理论上反贪工作可望更为全面，深化用人唯才唯德改革，然而中共能否透过制度反腐，有效自我监督，实现自我完善，仍是一大疑问，还须视乎法治建设是否得到贯彻落实。

中共十九大焦点有二，一是“习近平思想“写入党章，另一则是高层人事变动。中共党大会有所谓“七上八下“不成文规定，68岁或以上者要退休，67岁或以下者可以再任5年。观乎中共新一届中央委员名单，66岁的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出局“，可说是意料之外；至于意料之内的，是69岁的王岐山从反贪火线退下，不会续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纪委书记。

王岐山出任中纪委书记，大力反腐，立下不少汗马功劳，5年间逾百名省部级以上高官落马，当中包括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和郭伯雄等副国级以上的“大老虎“。经过5年整顿，虽然内地官场腐败现象远未根除，惟多少受到遏制，有所收敛。然而王岐山的贡献不止是“老虎苍蝇一起打“，而是从“制度反腐“入手，希望形成制度化的自我监督。即将成立的国家监察委员会，正是最重要的制度改革。

内地反贪工作一直存在架牀叠屋问题，除了中纪委，还有隶属国家机关的监察部和审计署，以及检察院的反贪反渎职部门。中纪委是龙头，惟始终只是中共执行“家法“的部门，负责查处党内违纪行为，倘若党员有违法行为，需要交由检察院等国家机关处理。中国政治模式强调党领导、党国融合，党纪可以严过国法，惟也不代表党与国之间全没分际。王岐山雷厉风行打贪，各方莫敢不从，可是中纪委属于治党系统，由它向政府机关发号施令，又或要求非党员民企老板协助调查，难免名不正言不顺。中纪委并非执法机关，却有权对涉嫌违纪者“双规“（在规定时间和规定地点交代问题），限制人身自由，也惹来非议。

习近平十九大报告提出在国家、省、巿、县各级成立监察委员会，与党的同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办公，将检察院的反贪反渎职部门并入其中，目的正是希望由中纪委牵头，集中统一领导反腐工作，建立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系，覆盖所有公职人员乃至上市公司高层，不再限于党员；至于制订国家监察法，赋予监察委员会权限，以“留置“取代中纪委的“双规“措施，则是要推进依法治国，免招话柄。

国家监察委员会将与国务院、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并列，形成“一府一委两院“的权力新架构，是中国政治制度一次重大变革，不过在中共坚持一党专政下，反腐制度化建设是否真能做到自我净化，始终充满问号。随着国家监察委员会成立，中纪委权力大增，会否出现权力过大的问题，令人关注。过去中纪委内部也曾爆出贪腐案，“监督者由谁来监督“这个永恒难题，对中共亦是一大考验。前年王岐山会见美国着名政治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时，也承认自我监督难如“自己给自己开刀“。

习近平上台后，要求实现“优者上、庸者下、劣者汰“。一些西方学者尝试跳出西方本位主义，探讨中国治理模式长远是否可行、是否真的能够自我完善，例如有学者提出以“唯才主义政体“的视角，去讨论中国政治体制。简单而言，“唯才政体“就是“举贤任能“，核心是建立一套以才德治绩为考核标准的提拔制度，确保政治领袖才德兼备。有学者认为，举贤任能属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既然中共尝试朝“唯才政体“方向走，就应该以此作为标准，去衡量中国政治发展，不应只以“民主对专制“的二元对立观，作为尺度准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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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才政体“的观点，惹来不少争议和回响。曾几何时，政治学者福山预言“历史终结“，自由主义民主将定于一尊，惟近年亦开始调整观点。福山认为，现阶段无法判断中国官员提拔制度，有多大程度是基于才德而非“关系“，需要更多实证了解，不过他认为，只靠党内自我监督，很难长治久安，关键仍要看中共高层能否贯彻法治，接受宪法约束。习近平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能否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会有人凌驾法律，将决定中国反腐制度化和政治体制自我完善的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