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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红色诗人军歌作者在中共治下沦为“老运动员”
记者/主持人：孙凯丽
来源:希望之声 （记者孙凯丽综合报导）公木（1910年－1998年），中国著名诗人、学者、教育家。河北省辛集市人。原名张永年，早年参加左翼作家联盟，曾任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副所长、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所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吉林大学中文系主任、吉林大学副校长、吉林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文学研究所所长、吉林省作家进修学院院长、吉林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兼语文协会主席、吉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暨中国作家协会吉林分会主席等职。
曾与朝鲜族作曲家郑律成合作创作了《八路军大合唱》，其中的《八路军进行曲》日后被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公木还把陕北民歌歌手李有源的《移民歌》改编成著名歌曲《东方红》。就是这样一个红色的诗人却不被中共放心，公木是中共历次运动中的一个“老运动员”，数十年来在政治的波浪中时起时落。
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延安随即开展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伴随着整风运动的便是“抢救运动”。所谓的“抢救运动”，是说一个人“失足”了，需要通过“抢救”来挽救其政治生命。先是要求每个人填写“小广播”（所谓“小广播”，就是在私下谈话中传播小道消息，发表议论）表和其他社会关系，到后来“就捕风捉影，动辄上纲上线，把怀疑对象关押起来交代问题，轮番逼供，……”作为红歌之父的公木竟然也被卷入到这场运动中来了。
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那年10月，公木调往鲁艺任教。此时，反自由主义运动已在鲁艺的校园弥漫开来。公木的诗歌《大围墙》《小围墙》因为有“讽刺首长之嫌”，被定为“反动文章”的代表作。曾由他主编的《部队文艺》《蒺藜》墙报，以及由他参与组建的文艺团体——鹰社，被作为特务集团挖了出来。鲁艺反奸反特首战告捷。
到了批胡风的时候，他又被卷了进去。公木虽然没有与胡风有多少私人关系，但是他曾经在胡风主办的杂志《希望》上发表过诗作，而且还对天津文学青年侯红鹅（作家林希）被打成胡风分子持有异议。等到批胡风运动规模扩大时，公木首先需要向组织说清楚自己与胡风集团的关系，随即他为了表示自己的政治立场和觉悟写大批判文章和讽刺诗，给胡风以一击。但是仍然没有摆脱被政治冲击的命运。有人指责公木“不是批判胡风，而是宣传胡风”，并且指控他“对于某些同志起来‘保卫党的观点的发言’，不但不积极支持，反而泼冷水。”对于这种指责，公木基本没有做任何申辩就低头认帐了，他甚至承认自己为了批判胡风而读胡风的书，结果竟然被书中的词句“迷惑”住了。到了1956年，公木甚至怀疑胡风案的成立，质疑搞胡风案是否合乎法制精神。
1957年，反右斗争掀起了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公木在出访向东欧国家介绍中国反右的必要性和巨大“成果”之后就被补划进“右派”的行列。他突然接到让他紧急回国的通知。“一下飞机他就感觉不对，来机场接他的，只有一个司机，没有办公室的人。”等回到了中国作家协会，只见满墙都是揭发和批判公木的大字报。
被划入右派以后，“公木的主要工作是检讨，恭恭谨谨地交代自己的各种罪行”，他的“这些检讨与其说是他自己写的，不如说是他重复批判会上批判者的发言更准确。”除了写检讨之外，公木还得接受批判，不再写诗，并且主动提出离开京城到他曾经工作过的长春。
1966年文革开始后，与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公木被打成牛鬼蛇神，他的家也被人抄了，被关押在吉林大学数学楼的一间教室。每天除了打扫文科二楼的走廊，领取大字报纸、印刷纸、油墨，还要摘录《毛主席语录》、报纸社论并写学习心得体会，动不动就会被挂上大牌子、用黑墨水涂脸拉出去游斗。有时与被批斗的教授们一道还被勒令“蹲在一间大房子里”。
1969年，公木被解除隔离，随即被下放到一个叫做“铁帽乡”的农村劳动改造，“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到了1970年底他“被勒令‘靠边站’”，他利用这一时机一头钻进了老子及其《道德经》的研究中去了。
1981年，公木在《公木诗选》的后记中写道：“自1958年以后，便再不曾真正写过诗。仅仅是由于个人的迷惘与失误，符合真情的实感无由表达；而说真话只有自语或耳语。即或‘情动于中而行于言’，也多半用些隐晦的语言。好在写来只供自读，顶多送给一两个挚友看看，更往往是左嘱咐右叮咛：‘看过交火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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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邵燕祥说：“公木生前，不但所写歌词被人随意改动，连身份不也是被人随意改动吗？时而是革命诗人、军歌歌词作者、教育家、老革命；时而是‘右派’分子、反党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反动派、牛鬼蛇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