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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为中共大唱赞歌的黄炎培一家七个右派一个反革命
1937年黄炎培夫妇与一家人在上海
记者/主持人：陈克江
来源:希望之声 （记者陈克江综合报导）1945年7月4日，在延安考察的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从延安回到重庆后，兴奋异常，闭门谢客，仔细回忆他在延安的所见所闻，由他口授，妻子姚维钧执笔，写出了轰动一时的《延安归来》，将他与毛泽东的这段对话记录在案，并且表示，延安“距离我的理想相当近的”。这本书从延安观感、延安人物印象、延安政治作风、延安会谈情形等多个层面对中共大唱赞歌。黄炎培写道：“毛泽东先生，依我看是一位思想丰富而精锐又勇于执行者。朱德先生一望而知为长者。此外，轰轰烈烈的贺龙、彭德怀、聂荣臻、林彪、刘伯承……诸位先生在一般人的想象中，一定脱不了飞扬跋扈的姿态。料不到，这几位先生都是从沉静笃实中带着些文雅，一点没有粗犷傲慢样子。真是出于意外。”黄炎培的“延安观察”在国民党统治区引起轰动，对帮助共产党打赢宣传战功不可没。延安之行成为黄炎培最终选择投奔中共的重要转折点。1949年10月1日中共夺取政权后，黄炎培打破“不为官吏”的立身准则，欣然从政，曾任中共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黄炎培与前妻王纠思育有6子6女，其中一子二女早夭。王纠思因患高血压而去世。在活下来的9个孩子中，4个儿子都曾出国留学，长子黄方刚，是哲学家，曾留学美国卡尔登大学；次子黄竞武，毕业于清华大学，曾留学美国哈佛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三子黄万里，曾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是著名的水利学家；四子黄大能，毕业于复旦大学，曾留学英国，当过中国留英工程师学会会长，著名水泥混凝土技术专家。长子和次子在1949年前就去世了。黄炎培和后妻姚维钧育有四子，两男两女。
黄家原本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大家庭，子女众多，个个学业有成，身份、地位都很显赫。如果中共真的象当年毛泽东说的那样搞“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这一家人一定个个都能活出精彩的人生来。然而，此一时，彼一时也。中共夺取政权之后，20世纪50年代初，在中共内务部的一次部务会议上，第一任部长谢觉哉在向官员们做报告时引用了黄炎培在延安跟毛泽东谈“周期率”以及毛泽东关于“民主”、“监督”的说法，提出了“民主监政”的新口号，认为对各级政权机关都应该进行民主监督。不想这番话却引来听众席上南方某省内务厅厅长的诘问。这位厅长起身站起，责问谢觉哉：“我们提民主监政是针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难道我们共产党的人民民主政权还需要监督吗？这样监督来监督去，不是要监督到毛主席头上了吗？”一连串提问完全符合当时中共的逻辑，却令谢觉哉猝不及防，欲加解释，却也解释不清。事情到此还不算完，不知是这位厅长还是什么人将此事上报中共最高层领导，此领导完全支持这位厅长的意见，批评了谢觉哉，且明令以后不准再在党内党外引用这段“黄炎培周期率”对话。
因此，中共建政之后，民主，没了；监督，也没了，有的是毛泽东发动的一次又一次整人的政治运动。有人统计说，从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中国全国性的运动就有70多次！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说：“胡耀邦曾经说过，中国在文化革命中两亿人被批判、斗争、牵连，所以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受到过不公正对待和迫害。那么在文化革命以前呢，从流血土改，到清匪反霸，到镇压反革命，到三反五反，到批判俞平伯啊，胡风啊，再到反冒进，到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派，大跃进，在中国几乎所有有知识的、有教养的、有文化的、有头脑的、有不同意见的，几乎没有人能逃过这场浩劫。”“整个中国呈现的是一种用野蛮代替文明，用落后代替先进，用无知代替有知，这样历史性的倒退。”
1957年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就是全面整肃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运动。毛泽东先是鼓动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给中共提意见，帮中共整风，并承诺“言者无罪”，实际上是“引蛇出洞”。等“蛇”都出洞之后，毛泽东立即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将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给中共提意见的人，统统打成向党猖狂进攻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黄炎培一家的高级知识分子甚多，到了1957年，黄家便遭了灭顶之灾。
就在反右前的一个夜晚，毛泽东曾召黄炎培到中南海谈话。毛泽东对民盟在整风中的表现很反感，对民盟的领导人不满。毛泽东当场提出，要黄炎培回民盟去，接替当时沈钧儒担任的民盟中央主席一职，黄炎培当即婉拒。毛泽东的这一部署战略遭到搁浅，当然不快。在“帮中共整风”的一次座谈会上，针对当时的饥荒和救灾，黄炎培发表了比较尖锐的批评意见，1949年前曾与李宗仁、白崇禧共同主政广西多年的黄绍竑也发表了类似的意见，因而，此会被称为“双黄会”。之后不久，黄绍竑被打成大右派。文革中，黄绍竑被整死。“双黄会”之后，黄炎培在毛泽东眼里成了不是右派的右派。
毛泽东顾虑黄炎培的名声，没有把他打成右派，但对他的子女却毫不客气。反右期间，其三子黄万里被打成清华大学的大右派，之后，四子黄大能、五子黄必信、长女黄路、四女黄素回及其曾是中共地下党的丈夫、二女黄小同之长子，都陆续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全家出了7个右派，黄小同还因笃信基督而被内定为反革命。
黄万里1934年赴美留学，1935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1937年获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工程博士学位，成为该校的第一个中国人工程博士。其后，受聘为美国田纳西流域治理工程专区诺利斯坝公务员。他曾在美国驾车4万5千英里，看遍了各大水利工程。1945年在南京出任中华民国水利部视察工程师。1947年至1949年4月出任甘肃省水利局局长兼总工程师，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1949年9月到沈阳，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1950年6月回到唐山交通大学任教。1953年被调至清华大学任教。
1955年4月，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动工。同月，中国水利部召集学者和水利工程师70多人就已开工的黄河三门峡水利规划方案进行讨论。黄万里是唯一反对建造三门峡水库的与会者，与其他专家进行了7天的辩论。黄万里从泥沙运行的原理说明修建三门峡水库的弊端，他的这一科学分析和预见，从三门峡水库建成之日起，便一一被验证。三门峡水库1960年9月建成，从第二年起，潼关以上黄河渭河大淤成灾，致使两岸倒塌农田80万亩，一个县城被迫迁走，4万农民被迁往宁夏缺水高地，来回迁移十几次，痛苦万分。到1966年，库内淤积泥沙已达34亿立方米，占库容44.4%，三门峡水库已成死库，不得不在坝底炸开几个大孔冲刷泥沙。黄万里反对修建三门峡水库的意见被否决后，又提出千万不要将江底6个施工泄水洞堵死的意见，得到国务院批准，但在现场施工时，仍按苏联专家原来的设计，将泄水洞全部堵死。此后这6个洞又以每个洞1000万元的代价重新打开！
1957年6月19日，黄万里在清华大学校刊上发表散文《花丛小语》。他通过当时发生的一些事件：马路翻浆、节制生育政策的反复、三门峡水库设计方案的确定等，指出人民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及政府决策民主化的必要性。这篇文章却被毛泽东批示“这是什么话？”，并在《人民日报》以“什么话”为标题发表。“什么话”也被作为以后《人民日报》刊登供批判的右派文章的专栏题目。毛泽东发话，黄万里立即被清华大学打成大右派。在校党委向他宣布划为右派的处分决定时，他的回答是：“伽利略虽被投进监狱，但地球仍在绕着太阳转！”
黄万里被打成右派时，正值46岁的壮年，他被剥夺了教书、科研、发表文章的权利，他子女的升学受到影响。他被下放工地劳动，接受几乎是侮辱人格的批判，还要递上一份份违心的检讨书。1966年5月16日，文革爆发，毛泽东发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动员令，作为五类（地、富、反、坏、右）分子之一的右派分子自然也在横扫之列。黄万里被驱赶到校园劳动、受鞭打至出血、被剃成阴阳头，他的家也被抄数次，一些颇有价值的字画、文稿、照片都被撕为碎片。不久，他又被赶出家门，三代同堂住进清华园最简陋的集体宿舍里。他的工资被扣，每月只发20元的生活费。他还被勒令每天打扫水利系馆内外。1969年，他被下放江西鄱阳湖劳动，1974年被揪回清华大学批斗。他头顶右派分子的帽子长达23年！
黄大能1950年7月从大连调到北京后，先是在重工业部华北窑业公司研究所任室主任，之后，调到建筑材料工业部综合研究所任室主任，1956年7月起，在建筑材料工业部水泥研究院任副院长。1957年被划成右派时，黄大能41岁，他头顶右派分子的帽子长达22年！
1957年7月1日，民盟北京市委在北京市西单的长安大戏院召开“反右”动员大会。会议的主持人是民盟北京市委主任委员、北京市副市长吴晗。黄大能当时很平静，压根儿没有想到反右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因为他在单位一直是先进分子，正在积极向中共靠拢，准备加入中国共产党。
吴晗站在主席台上开始发言，他宣布了民盟内部“罗隆基反党集团”的名单，上了名单的人就是右派，很快，几位黄大能很熟悉的人被读了出来：“费孝通、曾绍伦、潘光旦、浦熙修……”读完后，吴晗转身准备回到自己的座位。完了吗？还没有。就在这一霎那，吴晗又转回身，对着话筒大声说：“还有一个——黄大能！”黄大能一下子愣住了，这怎么可能呢……于是乎，原本是入党积极分子的黄大能从天上一下子掉到了地狱！
在黄家的7个右派中，遭遇最惨的不是黄万里，也不是黄大能，而是黄炎培的第五个儿子黄必信。1949年，黄大能带弟弟黄必信一道由上海赴东北参加革命，他们一同在大连工作，黄大能调到北京后，黄必信就留在大连工学院当老师，主讲电工学。
在黄家的几个兄弟中，黄必信性格最内向，为人朴实，沉默寡言。教书之外，并没有什么爱好，有时闲来无事，喜欢用苏州评弹演唱李商隐的诗《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其他人听不懂他唱的是什么，但他却边弹边唱，乐在其中。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散淡平和的人，同样被打成“右派”，理由好像就是因为他姓黄！
文革开始后，老实巴交的黄必信再遭冲击，造反派轮番上阵，对他审讯逼问，内心脆弱的黄必信承受不了这种打击，1966年6月14日，在家中上吊自杀，时年41岁。就在他去世不久，他14岁的小女儿黄可清1966年10月26日失踪，从此人间蒸发！连遭丧夫失女之痛，黄必信的妻子余启运痛不欲生，但是，造反派并没有放过她。1968年6月15日，余启运在“隔离审查”中自杀身亡。转眼间，黄必信家破人亡，一家五口，只剩下一对兄妹孤儿，相依为命！
黄炎培幸在文革爆发前去世了，否则，如果他活到文革，肯定在劫难逃。他的夫人姚维钧，出身书香门第，一身书卷气，能诗善文，是黄炎培的贤内助。她倒是活到了文革，却在文革中成了黄炎培的替罪羊，遭到毒打与侮辱，于1968年年1月20日服安眠药自杀，终年不到5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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