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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中共枪毙的北京大学才子任大熊

2018年01月14日 7:07  PDF版 分享到微信

北京大学数学系教师任大熊
大学数学系教师任大熊

记者/主持人:陈克江

在中华民国时期,北京大学曾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闻名于世,产生了一批大师级的学术精英。到了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北京大学成了“思想不自由,不兼容不包容”的中共“革”文化命的重灾区。一批品德高洁,才华横溢,学贯中西的知识精英,成了中共往死里整的重点对象。被中共枪杀的原北大数学系老师任大熊就是其中之一。

1957年7月9日,中共党魁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讲话说:“右派只有极少数,像刚才讲的北京大学,只有百分之一、二、三。这是讲学生。讲到、副教授,那就不同一些,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文革后,这个讲话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题为《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毛泽东恨一切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恨中国大陆最著名的高等学府——北京大学的知识分子,眼睛一直盯着北京大学,1957年反右派运动是如此,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

北京大学大规模“划右派”的行动,是在毛泽东的具体指示下进行的。据《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记载,北京大学反右派时,共划了716个。当时北京大学全校学生人数是8983人,教职员人数是1399人。北大总人数的7%被划成“右派分子”。教职员工中的“右派分子”比例高于学生,接近10%。教授中的比例则更高。任大熊就是北大反右时被打成“右派分子”的。

任大熊被打成右派的原因在今天看来极端荒谬,但在当时中国大陆严酷的政治环境下却也“顺理成章”。1953年3月5日,独裁者斯大林去世。1956年2月25日,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这是苏共最高领导人第一次批评斯大林。赫鲁晓夫的报告揭露了斯大林实行大规模迫害、监禁和杀戮的部分事实真相,谴责了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这个报告在当时苏联东欧乃至于整个国际社会引起很大震动。赫鲁晓夫的报告在苏联被下发到苏共的各级组织,在苏联尽人皆知。苏共也把这份报告给了中共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但是,这个报告从来没有在苏联的报纸或出版物上公开发表。西方新闻界得到这个报告后将它发表出来时,一般都称之为“秘密报告”。

在当时的中国大陆,据说只有13级以上的中共高级官员(当时的中共官员共分25级,13级以上被称为“高级干部”)可以到“机要室”阅读赫鲁晓夫的报告。在北京大学,一般的教员和学生都没法读到赫鲁晓夫的报告。但是,北京大学馆里有一些外文期刊,大部分都是自然科学杂志,其中有一份英国的《工人日报》,上面发表了赫鲁晓夫报告的英文译本。作为教师,任大熊可以进入外文期刊阅览室。他读到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后,感到非常新奇,也非常震惊,于是萌生一念,将它翻译出来,供大家阅读。

据时任北京大学生物系的一位助教回忆,当时在学校图书馆的阅报栏上贴出过任大熊翻译的赫鲁晓夫的所谓“秘密报告”,一段一段的,几天一加,显然是任大熊翻译好一段,就抄出一段贴出来。到那里看报纸的人中,不少人对他贴出的翻译稿很感兴趣,围观的人很多。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露的许多骇人听闻的事实,当时中国大陆一般的老百姓此前都是闻所未闻的。在此之前,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都是完美高大的“领袖形象”,突然听说斯大林如此残暴,杀了这么多的人,许多人很震惊,对敏感善思的北京大学师生来说尤其如此。稍后,北大数学系的年轻女教师陶懋颀和学生陈奉孝也参加进这个翻译工作中来。再后来,他们认识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林希翎。1957年6月1日,林希翎到北京大学发表演讲,也谈到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林希翎还通过男朋友曹梦飞找到这份报告的中文译本和任大熊他们从英译本作的中文翻译进行核对。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苏联已经不是秘密,尽人皆知;在西方世界也早已公开发表,不是秘密,但是,在中国大陆,却是严格保密的,只有中共的高官们才能看到。任大熊却不知道中共政治斗争的险恶,凭着一个年轻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热情,将中共竭力掩盖的“苏共老大哥”的阴暗面一下子给捅出来了,这一下便捅了马蜂窝。195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后,任大熊、陶懋颀、陈奉孝这三个参与翻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老师和学生统统被打成右派分子。任大熊除了被划成右派分子外,还得到了开除团籍、撤职和降薪处分。在北大演讲时提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林希翎,被判处15年徒刑。把赫鲁晓夫报告的中文译本给他们看的曹梦飞,被判刑7年,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

任大熊1931年出生于浙江省海盐县,1949年插班进入杭州高中,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大学四年一直担任班长,1955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仍然记得任大熊的北京大学的同学回忆说,任大熊有一米七五高的样子,南方人,很瘦,是个很聪明的人,当时还没有结婚。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后,任大熊成了另类,他仍然非常想搞学术研究,但是,北大图书馆已经不对他开放了。怎么办?他就到书店蹭书看。

载有任大熊学术论文的《科学记录》1958年新辑第2卷第9期,在任大熊的论文下有个脚注:1958年7月23日收到。但《科学记录》的编者在为收到一篇很有分量的学术论文而欣喜的时候没有想到,作者任大熊因此而遭受到了另外的打击。 据他的兄长任大本介绍,任大熊因为太想进行学术研究了,又没钱买书,就想把书店的几本书夹带出去,结果被抓了个现行,于是,这个右派又多了个偷窃的罪名。这个罪名足以让任大熊遭受更致命的打击。在下放劳动期间,任大熊对自己被打成右派表达过不满。

到了1960年,任大熊因为当年的右派言行,偷窃,下放劳动时的不满言论,数罪并罚,被以犯“罪”判处无期徒刑,关进北京市第一监狱。文革开始后的1966年8月,北京市第一监狱的在押“犯人”被集体转移到山西大同市大青窑煤矿。1970年,一份《大同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刑事判决书》(70)军刑字第29号把任大熊作为所谓现行反革命暴乱集团“中国共产主义联盟”(简称“共联”)的三号主犯判处死刑。

这份判决书没有援引任何法律依据,只写着:为了全面落实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一三一”指示,坚决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加强战备,保卫祖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根据党的政策和广大革命群众要求,报请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准,特依法判决如下:

“主犯任大熊,男,38岁,旧职员出身,学生成份,右派分子,杭州市人。其兄1949年逃往台湾。该犯1960年因纠集反革命集团、企图叛国投敌,被叛无期徒刑。”

“任犯1967年4月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共联’,任小组长。参加制定反革命纲领,发展反革命成员,预谋抢夺我保卫人员武器。先后书写‘时事评论’等反动文章9篇,极其恶毒地诬蔑、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禁闭室挖穿狱墙,与主犯常瀛清订立攻守同盟,妄图负隅顽抗。反动透顶,猖狂至极。罪恶累累,死有余辜,民愤极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所谓“一三一”指示,是指毛泽东批准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中发【1970】3号文件。毛泽东在此文件上批的“照办”二字就是判处死刑的依据。这是人类法制史上前所未有的死刑判决书格式!

1980年后,在任大熊家属的不懈努力下,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公布了《对任大熊一九五八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改正决定》,北京市中级、高法院先后作出再审判决、和终审判决,山西省大同市中级法院也作出重审判决,都说他的言论不构成犯罪,决定给任大熊平反。由此可见,上述关于任大熊的骇人听闻的“罪行”全是公、检、法任意编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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