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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中共上将萧克被打成反党集团“主帅”

2018年06月11日 5:42 PDF版 分享转发

一生两次得罪毛泽东的中共上将萧克
一生两次得罪上将

记者/主持人:陈克江

1958年,曾发生一场反教条主义斗争的风波,在军内高层揪出了一个“以萧克为主帅的反党宗派集团”,一批高级将领和高中级军官被打成“反党分子”,包括中共元帅在内的一批军中将帅受到批判和处理,主管全军军事训练和院校工作的训练总监部被撤销,萧克上将、李达上将被免去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部长、副部长的职务,调出军队。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作了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苏共问题的盖子被揭开。1956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五个文件的通知”,声称,既要学习的先进经验,又要反对教条主义。

中共军队内部在学习五个文件、检查教条主义偏向的过程中,对1949年10月1日以来军事训练的估计上发生分歧。绝大多数人认为,军训工作成绩是主要的,问题是次要的。少数人认为,教条主义在军队训练和军队教育系统已成为一种主要倾向,从训练方针、训练内容到训练方法都有严重的教条主义,已是方针、路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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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2月,主持工作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彭德怀亲率工作组到南京军事学院调查。回到北京后,彭德怀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写了一份书面报告,称军事学院“在过去几年的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在教学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对于彭德怀的这个报告,军队内部很多人不满意。

此后不久,军队训练总监部召开机关四级干部会议。在讨论反教条主义时,发生争论。许多人对军队训练总监部被说成是“教条主义的司令部”、军事学院被说成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等不满,认为应当肯定全军的训练工作。对原在训练总监部工作、跟在彭德怀屁股后面批评军训工作“教条主义严重”的一位领导,大家意见很大,一时言辞比较激烈,说了一些过头话。

就在这个会议快结束时,军队总政治部突然派来工作组。工作组的负责人一来就说,训练总监部搞教条主义,还宣布:训总的四级干部会,是向党进攻的会,因为反对某某某就是反对彭总,就是反党反中央。会议风向急转,基调变成反教条主义。

这时,萧克接到参加的通知。军委扩大会议于1958年5月27日开幕,开始并没有把反对教条主义当作中心议题,开了约两个星期,有人给军委副主席林彪送材料,说萧克有教条主义倾向。林彪把这个材料送给军委主席毛泽东。毛泽东认为,军委扩大会议应该以反对教条主义为主题。

毛泽东定调后,军委扩大会议不仅变了主题,而且把反教条主义上升为“路线斗争”,认为反教条主义的斗争是“在建军新阶段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并给萧克等人扣上了“军事教条主义”、“反对毛泽东建军思想和战略方针”的帽子。有人说,8年来“军队的建设实际上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斗争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军队和无产阶级军队建军原则的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毛泽东一直在前台幕后操控军委扩大会议。他要求大家“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这次会议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还要扩大范围,每个师的党委书记都要来。毛泽东一发话,参加会议的人数很快就从原来的300多人猛增到1400多人。6月21日,毛泽东亲自出席大会并讲话。6月23日,毛泽东把军委委员、各组组长召集到他的住地座谈两个多小时。6月29日,毛泽东召开第二次组长座谈会,指名批评刘伯承和萧克,说他们犯了教条主义错误。毛泽东还直截了当说萧克是坏人。

毛主席讲话以后,批判的温度又上升了。会议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批判教条主义,先后点了萧克、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粟裕、叶剑英、刘伯承的名。正在外地养病的刘伯承带病赴京,一下火车就要直接到会场上作检讨,结果因身体不好,特别是因眼病加重,眼压升高,住进了医院。住院之后,刘伯承冒着眼睛失明的危险仍继续写检讨。7月10日,他在别人搀扶下,迈着蹒跚的步子走上讲台作检讨。

然而,斗争的火力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愈来愈猛。会上竟编造出一个“以萧克为主帅、李达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说萧克们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向中央和军委的正确路线猖狂进攻”。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萧克们已经没有申辩的权利,只能坐在被告席上挨斗。南京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蔡铁根在会上说,共同条令是经彭德怀修改、中央军委例会通过、毛泽东批准的,话未说完即被当场摘掉领章帽徽,连轰带扭,赶出会场,关押起来。

萧克写道:“眼前发生的这一切真是触目惊心!这是我入党以来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事情,而且竟发生在一千几百位我军高级将领参加的会议上!我真是痛心极了。更让我无法接受的是逼着我承认‘反党’,我无论如何不接受这个‘罪名’。那些日子里,我常常彻夜不眠,眼望天花板,一直到天明。然而,在那种气氛下,不容你接受不接受。军委扩大会议开了两个多月,最后作了决议;给我的定性是:‘一贯坚持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从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出发,进行反党反领导的宗派活动,企图改变我们人民军队的面貌’。对我们作了严厉的组织处理。”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对萧克等人的批判仍未停止。总政治部派了工作组到训练总监部,领导批判斗争,指定训总组成新的临时党委,进行揭发批判。他们把预先圈定的所谓“反党宗派成员”,分别采取隔离、禁闭、监视的手段,威逼利诱,迫使他们认罪。

萧克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始终没有承认“反党”。这时他们就用高压政策,大会批,小会斗,有时连晚上也不能休息。从5月到8月,萧克连续挨了4个多月的批判,身体精神疲惫不堪,心中窝火,加上时值夏季,酷暑难耐,在一次批斗会后从礼堂回办公室时,忽觉胸口难受,就蹲在路边大口大口吐起血来,回到家里又吐了不少。医生见状,端了吐满血的痰盂给有关人员看,他们不但没有表示同情,反而指责医生“同情反党分子,立场不稳”!

萧克说:当时,他心中的痛苦难以名状。加入中共30多年,历经千辛万苦,虽然在工作中有不少缺点错误,但绝不会“反党”。但是不承认“反党”,就过不了关。实在被逼得没辙了,萧克不得不往后退:反正已经是个被打倒的人了,只要还能活在这个世上,再戴一顶帽子又有什么关系?于是,萧克按照上面的要求违心的写了检讨。

1959年5月14日,中央中央批转了总政治部“关于以萧克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的报告,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到军队团一级党委和地方的地委。在运动中,除了萧克、李达、郭天民几位上将外,李钟奇、吴伟、赵凌汉、叶楚屏、杨力勇、李文芳、王波、刘光第、王时彦、陈绪英等十几人都被打成“反党分子”,有的被撤职,有的被降职降级,有的被调出军队,有的被开除党籍、军籍,送边疆劳动改造。

其实,这个全盘学习苏联的教条主义的总根源在毛泽东。1949年,正是毛泽东不顾不少民主人士希望新政权在美苏两大强权之间中立的愿望,坚持“走俄国人的道路——这就是结论”,“必须一边倒,……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一次,他在接见来访的苏联客人时说:你们是大乌龟,我们是小乌龟,我们只要跟着你们后面爬就行了。他多次指示:“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无论内、共产党外、老干部、新干部、技术人员、知识分子以及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都必须诚心诚意地向苏联学习”。

为什么1958年中共军队突然来了个反教条主义呢?实际上,所谓“反教条主义”不过是一根整人的棍子罢了。毛泽东是拿反教条主义这个棍子,打不听话的人,排除军队内的异己。萧克就是一个他认为不听话的人。历史上,萧克曾两次得罪毛泽东。第一次,1929年6月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选举军委书记时,萧克投了陈毅的票,没投毛泽东的票,结果,陈毅当选,毛泽东落选。第二次,红军长征时,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派代表到红二、六军团找萧克谈话,说毛泽东北上是错误的,红四方面军南下是正确的,当时,萧克没吭声。再一个就是毛泽东时刻紧绷着阶级斗争的弦,一刻不折腾,他就憋得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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