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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余杰：中国一些菁英为什么支持习近平？
来源：民主中国，旨在为读者提供多元信息，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中国一些精英与习近平（网络图片）
《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一篇题为《中国的政界精英如何看待世界？》的评论，说的是记者参加由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组织的一场对话，与会者包括几名外国学者、记者以及中国高官、学者和商界人士。
与会的中国政界、商界、学界人士的言论颇具代表性，生动地呈现出目前中国菁英群体的所思所想。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论述.
第一，中国需要强大的中央统治。这一想法基于一个观点：中国在许多重要方面都是一个分裂的社会，中国有5亿人拥护邓小平的改革，同时还有9亿人认同毛泽东的世界观。约有9000万名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团结不可或缺。腐败和派系内斗威胁到党的合法性，习近平“拯救了党、国家和军队”——这种观点也证明了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合理性”。当然，他们也预测，“核心领导者”的新理念可能引向强有力的政府和经济自由。
第二，西方模式已名誉扫地。中国人已经建立起了一个由在党控制之下的高学历技术官僚精英管理的国家体系。这是中国古老的帝国制度的现代形式。西方式民主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对这一精英阶层可能产生过的吸引力如今已减弱。他们强调了西方国家在投资于本国实物资产或人力资产上的失败，许多西方国家当选领导人素质不高，而且其经济存在不稳定性。“苏联垮台后创造的民主国家90%现在都失败了”，中国不能去冒这个险。
第三，中国正受到美国的攻击，“美国已经向中国射出了四支箭，分别针对南中国海、台湾、达赖喇嘛，现在又加上了贸易”。中国将挺过这些攻击。中国已经是一个工业大国，其制造业规模几乎相当于美国、日本和德国制造业的总和。中国有数量庞大的高技能人员。中国经济对贸易的依赖度也低于过去。反之，美国企业高度参与——并依赖于——中国经济，而中国人很可能比美国人更能吃苦，他们对美国强权的威胁具有高度抵抗力。不管发生什么事，中国的崛起现已不可阻挡。虽然中国不能挑战美国在全球的军事优势，但在西太平洋，这种格局已有所改变，中国在这里正变得日益强大。就较长期而言，中国将发展起一支“一流”军队。
这三个主要论点足以说明今天中国的菁英群体为何支持共产党和习近平，这也是港台和海外华人世界以及西方亲北京的左派人士常有的论调。那麽，如何反驳以上三个论点呢？
首先，中国并不需要强大的中央集权。以经济而论，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乃至腾飞，不是中央集权优越性的体现，恰恰相反，是中央在“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不得不给地方松绑，让地方有了一定的实施“自救”的自主性——实践证明，只要中央少瞎指挥、少干坏事，地方就能“万物生长”，广东和浙江的经济奇迹就是如此。
那些中国菁英所期盼的由强人习近平打造出强势政府和自由经济的结合体，根本就是要将火包裹在冰当中，毫无实现的可能性。自由经济必然要求民主政府，自由经济只需要遵循市场那双“看不见的手”，而不需要“核心领导人”的“精心计划”和“指手画脚”。毛泽东的大跃进和江泽民时代上马的三峡工程，就是前车之鉴。
其次，西方模式并未“名誉扫地”，而“中国模式”（如果真的存在“中国模式”这回事的话，经济学家陈志武就认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毫无普世性。在全球范围内，除了中国是中央集权、一党专制以外，几乎所有的大国都是联邦制或邦联制，多党竞争、全民普选及三权分立。民主当然会遇到挑战和挫折，当年的纳粹德国、军国主义的日本和共产党统治的苏俄都曾认为可以击败西方民主国家，取而代之。然而，独裁暴政先后灰飞烟灭，民主制度则一直运行至今，一路走来，虽然跌跌撞撞、修修补补，却青春焕发、不见衰老。反之，“中国模式”表面上看咄咄逼人，却并未“得道多助”。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主席方舟（Richard Fontaine）和资深研究员克利曼（Daniel Kliman）在《外交政策》撰文指出：“一个更富有、与全球联系更紧密的中国没有变得更民主，相反，北京的经济实力如今允许它向其它国家传播自己偏执狭隘的价值观。”但问题的关键是，“中国模式”有在中国之外的任何国家成功实现的个案吗？环顾全球，中国有一个真正的盟友吗？
中国的菁英分子认为，“中国人已经建立起了一个由在党控制之下的高学历技术官僚精英管理的国家体系。”用加拿大左派学者淡贝寜的说法就是“贤人政治”，用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石之渝的说法就是，“中国比台湾更民主”。然而，既然这个系统如此稳定有效，为什么习近平要如惊弓之鸟般不断发起政治清洗并强调“政治忠诚”呢？而习近平的博士学历究竟有几个人相信是真的呢？“高学历”什麽也说明不了——八十年代共产党开明派领导人赵紫阳连大学学历都没有，却能与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畅谈经济学理论，赵紫阳与习近平谁更有学识呢？今天中国的掌权者，从习近平以下，既缺乏治国的基本经验和知识，更没有任何的道德威望和个人魅力，除了这一小群与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既得利益菁英对其五体投地之外，在民间，人们轻蔑地以“习包子”称呼之，而当局对“侮辱国家元首”的言论和民众“封不胜封、抓不胜抓”。
再次，中国菁英阶层反美、反西方的民族主义情绪强烈而危险。每当中国与美国及西方国家发生人权、贸易等方面的争端，中国从不检讨自身存在什麽问题，立即条件反射般地想到“西方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如义和团和红卫兵那样情不自禁地“亮剑”。这种心态，跟德国魏玛共和国末期、纳粹上台前后的社会背景极为相似。耐人寻味的是，很多反美和反西方的先锋，都是在西方留学、访问过的人物，他们将个人在西方的挫败转换成一种公共性的怨恨，将中国与西方意识形态的差异转换为民族仇恨。
民族主义已经取代共产主义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尽管习近平近日频频就纪念马克思、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讲话，宣示中共绝不放弃此惟一真理、绝对真理、宇宙真理，党媒也吹捧“习近平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峰”，各大学更是拿到巨额经费、疯狂扩展马列学院；但这些东西早已成为榨干汁水的甘蔗渣，聪明人不会信以为真，真正如罂粟般能蛊惑人心的还是狂热的民族主义。极具讽刺意义的是，北大校庆日在三角地贴出的那张反对习近平的大字报，其论点之一居然是习近平对美外交不够强硬，作者宣称“中美不能和平相处，中美必定你死我活”，作者知道这样的叫嚣在民间最容易赢得喝彩。
中国菁英群体支持习近平和共产党的理由，其实都很荒谬，轻轻一驳就倒。然而，已经被染成粉红色的《金融时报》中文网却颇为正面地呈现此类中国菁英的论调，不作任何分析与批判，仿佛《金融时报》认同这些观点。不要被这些所谓的中国菁英的学历、职称、名头、官衔及财富吓到，在学者王力雄的眼中，他们不过是专制制度培养出“普通的法西斯”或“平庸的法西斯”而已。王力雄指出：“他们只是专制机器上的细小零件，他们并非没有自己的思想，但是正义、良知、真理不会成为他们的行事准则，他们的心目中只有个人利益，把服从和执行专制的指令当作谋生的职业，对自己行为进行开脱的理由就是‘要吃饭’，心安理得为专制权力充当工具，去从事政治迫害等行为。”这些支持习近平和共产党、为习近平和共产党鼓吹的“普通法西斯”，在中国走向民主自由的道路上，是最危险的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