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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原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文革被关押8年半
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许立群文革中挨批斗
记者/主持人：陈克江
来源:希望之声 （记者陈克江综合报导）1966年2月，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姚溱，奉彭真之命，执笔起草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1966年5月，彭真、陆定一倒台后，许立群成为文革爆发后中宣部第一个被打倒的中共高官，之后被关押8年半，身心受到极大摧残。文革结束后，许立群虽然被平反，但是，长期受迫害的后遗症严重，2000年7月28日，因精神分裂症复发，跳楼自杀。姚溱则在1966年8月7日自杀身亡。
这个《二月提纲》到底是怎么回事呢？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第一枚重磅炸弹，它的直接矛头指向北京市副市长、《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更深远的矛头指向以彭真为第一书记的北京市委，以陆定一为部长的中央宣传部，以及与彭真关系密切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这篇文章是毛泽东授意他的妻子江青，背着刘、邓、彭等人，严格保密八、九个月之后，突然在上海发表的。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因为它将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硬扯到一起，而且上纲上线，调门很高，气势很凶，引起学术界、文艺界很大震动，搞得包括吴晗、郭沫若、范文澜等在内的许多人压力很大。为此，1966年2月3日，当时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是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副组长是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成员有康生、周扬、吴冷西）开会研究对策，然后，由许立群、姚溱执笔起草了一个向中央的汇报提纲——《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常被称为《二月提纲》）。《二月提纲》最突出的一点是：要求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限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之内，不要扩大到政治领域。
1966年2月5日，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二月提纲》。因为许立群在中宣部分管学术批判工作的，又是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下设的办公室主任，彭真先让许立群向中共政治局常委就这个提纲的起草情况作了口头汇报。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后，彭真又作了修改，并于2月7日用电话逐字逐句发给正在武汉的毛泽东的秘书，呈报毛泽东。2月8日，彭真、陆定一、许立群等亲自飞赴武汉向毛泽东汇报。
汇报会开始后，彭真仍让许立群先作口头汇报。毛泽东没有明确表示赞同，也没有明确表示反对。毛泽东还说，如果没有证据表明吴晗与彭德怀有组织上的联系的话，吴晗还可以继续担任副市长。对这次汇报中毛泽东的态度，当年作为中宣部工作人员随同前往的龚育之在回忆中写道：“下午三四点钟的光景，许立群他们也回到招待所来了。许到我的房间，高兴地说：现在好了！问题都解决了……现在毛主席也同意了。”
1966年2月12日，许立群等人遵照彭真的嘱咐，为《二月提纲》代中央起草了一个批语，送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审阅，经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后，作为中共中央文件正式下发。2月18日，许立群等在北京召集宣传部门及各报刊负责人会议，传达《二月提纲》，得到很多人赞同。
然而，许立群们高兴得太早了。就在彭真主持起草《二月提纲》的同时，在毛泽东的策划下，江青开始炮制另一个与《二月提纲》完全相反的“座谈会纪要”。1966年2月2日至20日，江青奉毛泽东之命，并得到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林彪的同意，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形成了一个“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认为，中共当政16年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
《二月提纲》是经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并以中共中央文件正式下发传达的。毫无疑问，这个文件是代表“党中央”的；《座谈会纪要》中提出，“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如何如何。这个党中央是谁？在这里，毛泽东通过他的妻子江青明确挑明：当时的中国大陆，有两个“党中央”，一个是以刘少奇为首的“党中央”（资产阶级司令部），一个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个《座谈会纪要》，实际上是要以文艺界作为突破口，由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当时许多人都没有看懂看明白的事。
很快，毛泽东就翻脸了。1966年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专门就学术批判问题讲了话，指出，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吴晗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青的学术权威。不要怕年青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注：中央农村工作部门因为不听毛泽东的话于1962年被毛泽东解散）。
几天之后，毛泽东的批评更严厉了。1966年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同康生、江青等人分别或一起谈了三次话，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毛泽东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9月会议，我问各地负责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毛泽东要求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批评彭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并于5月16日议定了标志文化大革命正式爆发的《五·一六通知》。通知列举了《二月提纲》的十大罪状，说《二月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领导起草《二月提纲》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同时被撤销。五人小组的领导人彭真、陆定一和此前已经被打倒的罗瑞卿、杨尚昆一齐被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彭真领导的北京市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成了“三旧”（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之首被砸烂。中宣部长陆定一被打成“大阎王”，遭撤职、批斗、入狱13年。许立群、姚溱因起草《二月提纲》跟着一起倒大霉！
1966年6月7日，中宣部宣布中共中央决定：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姚溱、林默涵，秘书长童大林停职反省。6月17日，北京大学造反派头头聂元梓等人在中宣部内造反者的接应下，冲进中宣部办公大楼，贴大字报、批斗许立群等人。文革前许立群曾任北大“四清”工作队队长，纠正了前任工作队的一些过“左”做法，保了北大党委书记陆平。许立群被批判为“镇压北大社教的刽子手”！
1966年6月30日下午开始，中宣部连续三次开会批斗许立群，《二月提纲》是批斗许立群的突破口。主要根据《五一六通知》和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授意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整理的《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中揭发的问题，逼许立群承认起草《二月提纲》是背着康生干的，目的是要把这件事搞成一个阴谋。这件事从一开始康生就知道。彭真要许、姚起草《二月提纲》，康生在场；提纲写成后送康生审改，康生圈阅同意；在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时，康生也在场。但是，康生是毛泽东整人的棍子，想整谁，张口就胡说，根本不管什么事实不事实。批斗后，许立群被扣上了三顶大帽子——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
在此期间，许立群等人还动不动被社会上的造反派揪走批斗。有一天，许立群、林默涵、童大林三人，数次被拉出来，任由外单位来中宣部串联的造反派批斗，叫做“黑帮示众”，受尽侮辱。后来，中宣部很多官员被监管、入狱。许立群被关押8年半，直到1975年才释放出来。他长期失去自由、受冤、受辱、被逼供、遭酷刑——曾连续被逼供10天不谁休息；被打手们轮流猛击头部，脑受重伤；用镍币在他的后背脊处刮上刮下，皮肉破裂，鲜血淋淋；被带上“紧铐”，手一动就卡得很紧，越动越紧……他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患上精神分裂症，久病未愈，有时不能自控。
2000年7月16日，许立群旧病复发，跳楼自尽！
（转载请注明希望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