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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余智：中国应慎重思考对外开放总体格局
文章转自网络，旨在为读者提供多元信息，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7月份，在中美贸易战正式开打之后，欧盟与日本、欧盟与美国分别达成意向性协议，将致力于推进零关税、少补贴（最终零补贴）的更加自由的贸易。
由于美欧日是世界上最大的三个发达经济体，这一协议的达成对市场产生了强大冲击力，并对中国造成了很大的外部压力。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出访中东、非洲五国，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合作，包括对它们的援助，并呼吁发展中国家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实质上是呼吁发展中国家合作，共同应对美国压力。
笔者认为：美欧日的贸易妥协有其必然性，下一步会联合对中国施加压力，演变为“美欧日联合制华”；中国应慎重思考，自己是应该坚持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不同的经济与贸易模式，甚至拉拢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与美欧日对抗，还是调整自己的发展模式，向美欧日靠拢，与其融合？换句话说，中国对外开放总体格局的重心，是融入美欧日还是联合亚非拉？
一、“美欧日联合制华”的必然性。自从去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以来，部分中国媒体与专家曾经表示，要加强与日本、欧盟的合作，以抗衡美国的贸易战压力。事实上，中国政府也的确做了这方面的努力，包括总理李克强访问日本、加强合作，与欧盟就世贸组织改革进行磋商，等等。
然而，事实已经证明：中国尽管可以与日本、欧盟加强联系与合作，但在希望与对方采取一致行动、反对美国贸易政策这一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相反地，这些国家都希望与美国单独谈判它们之间的问题，而不愿意与中国联合；最后的结果，反而是这三方基本解决了它们之间的主要分歧，形成了统一战线。
这一结果完全符合笔者以前的预期与评论，以及事情的内在逻辑。其原因在于，日本、欧盟与美国尽管存在矛盾，但它们的经济体制与贸易政策从整体上看是一致的，都遵循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都遵循大体自由的贸易规则，都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其争端只在于少数行业的贸易政策（壁垒或补贴）；相反地，美欧日与中国则存在很大分歧，都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并非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三方迄今为止均未认可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而是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特别是通过强化国有企业、管控私营企业、加强产业政策（过度政府补贴）等手段，直接干预经济发展、扭曲资源配置，而且规则不透明，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也非常不力，因而在国际贸易中对美欧日形成了不公平竞争甚至“经济侵略”。这些指责，集中体现在5月底美欧日三方发布的共同声明中。
因此，美欧日的内部矛盾，要远远小于它们与中国的矛盾。最后的发展结果是“美欧日妥协”，而非中国“联欧抗美”或“联日抗美”，这是必然的。
可以预料的是，国际贸易争端的下一步，是从“美欧日妥协”发展为“美欧日联合制华”，即美欧日联合起来，强化5月底三方共同声明的立场，共同向中方施压，要求中方改革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对外贸易模式。
它们既会在各自与中方的双边谈判中坚持这一要求，也会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共同推动设立针对国有企业、产业政策、知识产权保护的新规则，来制约中国。
二、中国应该与美欧日集体对抗吗？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国要不顾美欧日的指责，坚持与其不同的发展模式即“特色”市场经济吗？最近中美大使在世界贸易组织内的辩论，集中反映了双方对“市场经济”理解的尖锐对立。
美方的观点，集中反映了美欧日三方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以及对中国现有发展模式的批评。
实际上，中国内部很多市场派经济学家，以及众多实业界人士，对近年来中国的诸多政策措施也有很多批评，认为它们是反市场化的，其基调与美欧日对中国的批评本质上是一致的。如果中国对这些外部、内部的批评置之不理，或者一味指责其“歪曲事实”，甚至蛮横强调自己的“市场经济”就是这个样子、其他国家谁也没权利定义市场经济”必须如何（中国驻世贸组织大使辩论时的基调），那不仅是拒绝内部不同意见，也是与发达国家群体进行集体对抗。这是中国想要的结果吗？
中国如果想回到“自力更生”的封闭经济，那么自己随意定义“市场经济”，外界自然无需过问。但如果要发展开放经济，与发达国家一起合作共赢，就应该尊重它们中的多数对“市场经济”的定义。
否则，发达国家必然会抱团对付中国：要么美欧日形成联合自由贸易区，将世贸组织架空，从而在实质上对中国形成歧视；要么在世贸组织框架内处处对中国进行掣肘与打压；要么两者同时进行。无论哪种情况，其结果都是中国与美欧日集体对抗。
中国1980年代后对外开放的核心与重心，是对以美欧日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开放，引进它们的先进技术设备、管理经验、体制模式。与之相适应的对内改革即市场化改革，本质上就是借鉴发达国家的体制模式。这一开放与改革，是中国40年来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动因。如果中国与美欧日关系的整体基调从合作走向对抗，那就会改变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态势，进而影响国内的改革，从而动摇改革开放的总体战略。这是中国不能承受之重。
三、中国应该转向“联合亚非拉”吗？部分人士可能会说，除了美欧日，中国照样有广大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朋友，照样可以对世界开放，甚至可以与其合作对抗美欧日。中国近年来大力推行“一带一路”、亚投行、金砖组织等国际合作计划或组织，其针对的主体都是发展中国家（虽然没有排斥发达国家参与）。
除了有加大对外经贸合作的考量，显然也有扩大国际影响力、拉拢相关国家抗衡美欧日的战略考量。
这就涉及一个根本性问题：中国对外开放的本质、核心或主体，是面向美欧日发达国家，还是面向亚非拉发展中国家？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前，并非完全没有“开放”。中国当时有很多发展中国家朋友，也是对它们开放的。但这些国家既缺乏广大市场，可与中国形成很强的贸易互补优势，也没有先进技术设备、管理经验、体制模式可供中国借鉴，相反却要依赖于中国的大量援助。
如果中国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关系走入僵局，转而将开放重心转向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的基本格局岂非回到了改革开放以前？
至于部分人士期望联合亚非拉国家来抗衡美欧日，这就更不现实了。首先，这些国家的实力都较弱，即使所有国家联合，也无力抗衡美欧日。其次，这些国家绝大部分都赞同美欧日的价值观与政治经济模式，即使不赞同，也希望更多地对美欧日开放或从其获得援助，而不太会与中国结盟、抗击美欧日。而且，与亚非拉国家结盟、对抗美欧日，这与改革开放前的外交模式有何根本不同？
总之，中国应该慎重思考的，是更应该加强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合作，并通过自身改革、融入发达国家体系，还是应该加强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联合，甚至组成另一个体系、与发达国家对抗？尽管中国可以宣称，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对美欧日与亚非拉的开放可以同时进行，但对外开放、对外联合的主体对象应该是什么，需要进行慎重思考并加以明确。
这一问题，在邓小平时代本来已经解决，但目前需要中国决策层重新加以明确。
作者是中国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