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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中共高层政治多维度、深层次裂璺
作者：倪慎明
2018年8月24日，中共举行了第一次“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涉及该次会议的报道，把习近平的该委主任头衔亮出来。这似乎是对前一段有关习被限权传闻的回应。但是，事实远比此类“政治算术”复杂得多，其如现在政法系统鼓吹“扫黑除恶”，根本政治目的在于发扬薄熙来的政治遗产。
“习近平倒台，薄熙来重返政治舞台”是政治高层不少人的预期。因此，习才不止一次地讲自己（也要求追随者）“不计毁誉，不计生死”。不过，在可公开言论尺度上，有人认为“不计毁誉”等同于不要脸，尽管“有人”的层次并非在中共高层。
那么，为什么说“扫黑除恶”是在发扬薄熙来遗产呢？答案是：
从2018年1月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发出“扫黑除恶”通知，到今8月上旬的阶段性成果总结，全国一共才抓捕了五百余人。如此之小的工作量根本用不着一场全国运动来完成，所以，许多地方贴出标语“有黑扫黑，无黑除恶，无恶治乱”。落实到治乱上，等于强化了公权力对底层社会的攻势，以致不少地方出现血腥的商贩杀城管（或公安）的个案。简言之，“扫黑除恶”作为一场运动，强化了底层社会对习近平政权的厌恶。
如果这场政治运动不是给习近平集团量身设计的陷阱，最少也说明习集团治国昏头胀脑、分不清国政诸事的轻重缓急。放在高层权力斗争背景看问题，不但薄熙来的政治资产得到发扬，而且，公安内部的帮派体系得到强大的心理鼓励。比如，北京市公安局发出大量招贴画，宣扬公安内部的“传帮带”。这类做派在任何一个公权力体系都是形对行规的延续行为，而整个体系（部门）对中央权力则是无形的政治坞堡。当然，任何一个中央权力分支（部门）都有它的自认合理的利益边界，一旦出现被突破的危险，它必然会采取组合性对策。而就人事结构看，被压到低位的中央政法委书记在周永康后的两届都是江泽民体系的人，这就决定了在政治局常委分工中主抓政法的习近平处于名不正、言不顺的地位。所以说，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主任”的名义来名符其实，行使周永康作为（常委专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实质权力就成了被动之选。
原来，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设置是罗干以中央政治局一般委员兼中央政法委书记之职，升任常委仍兼政法委书记的权术安排。罗干一届常委任满，周永康接棒，就不再拿这个小组当回事，尽管他接了组长职务。到孟建柱接棒周永康，政法委书记回到一般政治局委员级别，该小组长则未顺理成章到孟头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习以常委身份分管政法，在大足组长癖之际，并未宣称自己是“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组长”。 “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组长”是否悬空，中共高层讳莫如深。
于今，习近平虽然以“主任”身份正名自己分管政法，但“言顺”之状根本不可能出现。一则，江系搭建的学者体系大框架已散，而外界均以观察最高法、最高检领导是否学者化为标志——江系好赖不济，推出了曹建明，此人在王沪宁进京四年后，按套路由沪进京，现在人走茶凉；二则，习集团在政法体系的人马都处于“仅有革命热情是不够的”状态，否则，就不会出现拿商鞅理论当依法治国模板的学术丑闻——奇怪的是，对如此巨大的无知，身为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的王沪宁理当本职性干预，但他似乎乐见其成。
习集团在政治领域面临的是多维度、深层的权力裂璺。这究竟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真地不好预测！人们可以看到的是：从709事件到王江峰案件，再到沈瑶琼女士被禁锢，中共行使国家权力已经没什么“法”可依的地步。越来越左倾的政治导致执（司）法乱象纷纭。首先是执法普遍暴力化，暴力化不只是动手打人，还有数位警员（男女）围住一位女士（司机）要罚款的情形。这叫软暴力，足让尚有丝毫羞耻之心的读书人对这个可称为“国家”的政治平台极度绝望。其次是，不仅冤案、错案规模性发生，而且，司法腐败比周永康时期还厉害，更隐蔽。由此导致的对社会公众的隐性迫害绝不亚于一场文化大革命。如果习尚有些许廉耻之心，早该向国人谢罪，引咎辞职。
前面已经说到商鞅理论成为依法治国模板的丑闻之发生，事前应由身为中央政策研究主任即第一智囊的王沪宁出面谏止，但他却放任此种结果的发生。看似奇怪，但当中有迹可寻：第一，王以本职未卸之状晋位常委，但无缘掌控中央党校，而党校是重要的意识形态生产基地；第二，王的“手下办事人员”第一名是黄坤明，其如以中央宣部长本职兼任中央文明委下设办公室的主任，而文明委主任则是常委王沪宁——自恃才干的上级与能力平庸的下级如何协调好关系，成为没有看头的看点；第三，海外捧习势力有意识地诋毁王沪宁无非是因为其为“江系人马”，但是，（一）王毕竟本质上反（防）文革而力主党内民主——这决定他不可能与习集团终极合拍，（二）作为江时代以学而仕的标志性人物他在十九大时没“滚蛋”而反晋位常委，为高层政治裂璺埋下伏笔。
没必要同情王沪宁，毕竟他在党内民主、防（反）文革主张之外梦想实现新加坡式的威权主义。这在非网络时代有可能，在网络时代则完全不可能。威权政治是基于利益的恐吓政治，恐吓之有效在于被恐吓者信息资源极为有限。
追求威权主义是习近平与王沪宁的最大交集，但一个偏左、一个偏右决定了终极合拍的不可能。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之前三天，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召开，王沪宁以分管意识形态的常委身份主持，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海外捧习势力竟以“相术”之法判断习气不顺，没给王好脸色，云云。但实质上，这是习被迫辟谣的举动。至少，从表面上向党权中下层明他与王沪宁没有“彻底翻盘子”。略微看一下了无新意习近平“重要讲话”，就不难看出来其奥秘：其一，习讲话要点“九个坚持”或是两年前的东西（其如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即“两个巩固”，2015），或是不断翻腾的陈词滥调（其如净化网络空间，2015）；其二，宣传系统面临干才极度匮乏而谄媚之辈则蜂拥出来，其如2018年6月由一批失势但不甘寂寞的文宣政客为后台、一批六零后投机分子为前台组成的谋利集团，编撰“习近平新闻思想讲义”，几乎将习“思想”吹成二十一世纪最优秀的新闻理论 。这个团伙的前后台合作恰如北京市公安的“传帮带”，利益分肥机制而已！
传统中国的政治从未能摆脱朋党困扰，当今满怀“帝王梦”的习近平政治同样如此。对习本人而言，他的身份是分裂的——既要以“今上”之威统括全局（这要求超然于朋党之上），又要以地方兴起者的“大哥”身份笼络一批人（这要求必然进入朋党角色）。既为“皇上”又为朋党盟主也就罢了，可惜的是，自家朋党体里面连一个能上的三流的人才都没有。这才是习治下中共高层政治多维度、深层次大裂璺的最根本内爆力。
来源：良知传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