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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中共为何对城市新兴教会下毒手？（余杰）
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王怡牧师（Public Domain）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六日，成都秋雨教会同工传来消息，此前被宣布刑事拘留的王怡牧师被正式批准逮捕，但在家属签字后却没有给家属出具法律文书。家属拟前往律所办理委托手续，却被警察限制不得出门。与此同时，律师被司法局紧急约谈，要求不得介入此案。
有消息人士透露，成都警方把抓捕王怡牧师及秋雨教会会众的案子，列为成都近年来的一个大案。当局宣称，王怡等人是受美国指使、煽动颠覆中国政权的境外敌对势力在国内的“代言人”，利用基督教作为洗脑工具，传播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旨在煽动民间不满情绪，进而达到颠覆国家政权的目的。
十二月十四日，成都青羊民政局将秋雨教会列为“非法社会组织“，发出公告予以取缔。耐人寻味的是，该取缔通知书使用的法规是《社会团体管理条例》而非一年前新颁布的《宗教事务条例》，显示当局刻意规避其宗教迫害之性质，企图将此一“教案”作世俗化处理。
城市新兴教会是最后一块抵抗暴政的盘石
习近平执政以来，以暴风骤雨之势摧毁毛时代之后所谓“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初具雏形的中国民间社会。以对宗教团体及少数族裔的打压而论，习近平可谓大获成功：对天主教，中共成功地利诱左倾思想严重的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中梵双方签订了一份临时协议，教廷承认中共指定的“红色主教”，并命令数十年来持守纯正信仰的地下主教给共产党主教让位，俨然是对地下教会的出卖；对伊斯兰教，中共将两百万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及其他西北少数民族民众关进新型的集中营——“再教育营”，离种族屠杀仅有一步之遥；对藏传佛教，虽有数百名藏族僧俗自焚抗议，中共仍然无动于衷，世界亦无能为力。既然中共节节胜利，自然就将黑手伸向快速发展、影响巨大的新教城市新兴教会。
此次中共动用强悍的国家暴力机器，上千名警察、官员、小区管理人员一起出动，侵门踏户，抄家抓人，宛如文革的红色恐怖，企图将秋雨教会连根拔起。近年来，秋雨教会、守望教会、锡安教会等城市新兴教会正在凝聚成为抵抗暴政的盘石。共产党统治中国的七十年，中国原有的社会组织全部遭到瓦解和摧毁，民众宛如一盘散沙，无法形成反抗的力量。而基督新教教会，自宗教改革以来五百年，即具有与国家政权平行发展之趋势，“上帝不从西泽”，不仅在会堂之中，更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二零零年以来基督新教城市教会的“井喷”式发展，让中共感到如芒在背。
以秋雨教会为例，它不单单是一间教会，还相继兴办神学院、人文学院以及教会自己的小学和中学，在西方民主社会，这些作法不足为奇，但在中共的党国体制下，则具有某种颠覆性。对教育权的垄断是中共的命根子，本身是中国家庭教会信徒且长期从事律师工作的评论人雷志锋指出：“在教育领域，以国家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名义，使用官方统一编写的教材，对全体国民从幼年时起，就实施无神论、生物进化论、辩证唯物主义的强制教育。每个七岁至十六岁的孩子，在接受义务教育的年龄阶段中，都要加入共产党的后备组织：少年儿童先锋队和共产主义青年团。那些官方按照共产主义和无神论标准进行编撰的教材，宣称所授为唯一真理，不容许任何哪怕学术上的质疑。这些教材，几乎仅除了数学课没有外，其它全部课程，教授的都是变换着方式花样的上述共产主义、唯物主义、无神论以及篡改的用以仇恨中国之外的全部文明世界的历史。这些教材，还公然丑化宗教信仰，称宗教是人类的精神鸦片。这个国家教育机器夜以继日的做着这一切，摧残着所有在中国出生并成长的孩子的心灵，这些孩子们，早在成人之前，基本上都已丧失了独立思考能力、 形成了蔑视宗教信仰的条件反射。这些人成人后普遍都是狭隘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谬误最害怕的就是真理，极权政府最害怕的就是洗脑教育失效。所以，秋雨教会从自行办学的那一天起，就跟中共展开了一场“灵魂争夺战”。
中共因恐惧而改变游戏规则
习近平上台后不久，在一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信不信教，多少人信教、怎样信教，从来就不只是个人的私事，更是重要的社会事务。”很多人忽视了习近平这段讲话的重要性，这才是习近平的“心里话”，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决定要广泛地干预、打压中国的各宗教信仰团体。只是当时他刚掌权、权力基础尚不稳固，需要先整肃党内和军内反对派系，只好将并非迫在眉睫的宗教问题留待稍后处理。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习近平产生严重误读和无限幻想的法轮功团体，那几年居然在他们的海外宣传机构上连篇累牍地发表吹捧习近平是“一代明君”的文章，希望习近平能为“反江不反共、反江不反习”的他们“平反昭雪”，这当然是与虎谋皮、自取其辱。
习近平对家庭教会动手，是因为深深的恐惧感和不安全感。他的生命被“敌人意识”所毒化，他无法理解刘晓波“我没有敌人”的宣告，一定要将刘晓波置于死地。习近平大概只相信苏共领导人、当过克格勃首脑的安德罗波夫的名言：“社会主义制度生存的内在逻辑是：只要有丝毫的放松，制度就会开始瓦解。”习近平对宗教的看法，乃至对整个世界对看法，都是极度扭曲的，正如斯大林的女儿阿利卢耶娃对其父亲的描述：“这已经是一种病态，一种迫害狂——源于空虚和孤独，他极其残酷地反对这个世界。”习近平的接受过哈佛教育的女儿，敢说出这样的真话来吗？
因为恐惧，习近平将毛时代之后管理宗教团体的所有法律法规束之高阁，以前的“游戏规则”都不再适用了。江泽民时代及胡锦涛时代前期，中共与民间社会就某些不言自明的“游戏规则”达成默契，中共为了在西方面前扮演“正常国家”，也为了给经济发展争取时间和空间，有限地允许包括教会、NGO等民间社会生长，但这种“有弹性的自由”却是中共可以随时收回的。
当习近平的权力“定于一尊”之后，就开始“两手抓、两手硬”的政策：对有影响力的城市新兴教会实施“定点清洗”，对有影响力的牧师和基督教领袖个人实施“定点清除”。当局一般加以刑事上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政权罪、非法经营罪、寻衅滋事罪、扰乱社会秩序罪等莫须有的罪名，偏偏回避宗教信仰自由这一核心议题。对此，神学家陈佐人牧师指出：“赵天恩时代的游戏规则——越有名气越安全——已经不存在了。”面对越来越非理性的暴君和暴政，陈佐人牧师哀叹说：“我明白名声不是护身符，我看见声明是没用的，我不再相信每天的贴文与手机视频是有作用的。”换言之，中国正在快速地、不可遏止地走向北韩化和伊朗化，与人类文明的主流背道而驰。
秋雨教案发生之后，西方社会的反应空前强烈。无论是西方国家的政府，还是欧美的主流教会，均对中共的暴行发出严厉谴责。但是，如果说江胡时代西方舆论的压力对中国还多少有些作用，那么在习近平时代这些外部的压力已然如同石沉大海、拳击败絮，心黑皮厚的习近平完全无动于衷。
差不多与此同时，《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署名STEVEN LEE MYERS和储百亮的文章《中国为何对国际批评越来越无动于衷》。该文章指出：“没有迹象表明，习近平不久将表现出更大的意愿，屈从于国际社会在人权问题上的压力。与此相反，他在更强大的安全机构的帮助下，加强了共产党对社会几乎所有方面的管制能力。……许多政治观察人士认为，中国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已变得过于强大，但又过于没有安全感，所以不愿容忍妥协，也不愿容忍那种可减轻外国批评的有分寸的做法。”在此背景之下，秋雨教案凶多吉少。
中共下一步会怎样做？
王怡牧师在被捕前早已写好一份声明，他郑重宣告说，对于中共即将到来的各种形式的迫害，以十四个“不”来回应：第一、不停止聚会；第二、不配合；第三、不服从；第四、不签字；第五、零口供；第六、要求阅读《圣经》；第七、不认罪；第八、不服从思想改造；第九、不缴纳罚款或罚金；第十、不接受剥夺政治权利的附加刑；第十一、坚持传福音；第十二、不接受官方指派的律师；第十三、不上电视，不与官媒接触；第十四、要求公开审理。当然，他也在末尾特别注明一句让人不寒而栗的话：“除非警方以严酷的刑讯逼供，摧毁我的健康和心志。”
以胡锦涛时代末期以来中共当局办理政治案件的一贯手法来看，酷刑泛滥、屈打成招然后电视认罪、公然羞辱是中共下一步可以想象的作法。
酷刑一词来源于拉丁文中的torquere，本意是弯曲身体，起初只是用来对付不听话或者逃亡的奴隶，之后便发展成国家处刑的工具。在《布莱克法典》中对酷刑的定义是：为了施与惩罚、获取口供或为了施虐的快乐，而给人的身体或心理造成剧烈的痛苦。共产党国家的秘密警察最擅长的便是酷刑，俄国历史学家列昂尼德·姆列钦在《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一书中描述了一个名叫赖赫林的克格勃中将，“他日日夜夜自追求一个目标：摧毁人的意志，摧毁人的生命。他相当狡猾，毫无人性，行事坚决且不知疲倦。他只受过两年教育却能升任中将，他自我辩护说：安全部里职位更高的官员当中，有的也只上过四年学。”在今天的中国也是如此，身为半文盲的习近平重用一群文盲和流氓任意对异议人士施加酷刑，他认为这是最有效、最快捷的办案方式。近年来，不管在国际上多么有名，也不管是男女老少，一旦遭到警察的抓捕或秘密警察的绑架，必定遭受酷刑折磨，而酷刑之后，“没有拿不到的口供”。
其次，电视审判和电视认罪更是习近平时代的“新特色”和“新常态”。法庭的审判已经不重要了，在法庭审判之前，中共先动用央视及地方电视台播放“犯罪分子”认罪的画面。比如，基督徒人权律师张凯因为帮助温州教会维权，两年前被警方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和“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拘捕。在被秘密拘押几个月之后，张凯突然现身温州新闻频道，承认其被控罪行，其中包括挑唆教堂信众抗议政府拆十字架，以及在为一百多间教堂辩护期间接受美国公益组织“对华援助协会”的资金。当时，面容憔悴的张凯在电视上说：“我违反了国家法律，扰乱了社会秩序，危害了国家安全，也违背了律师的职业操守。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表示忏悔。我认罪。希望政府能够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我会认真悔过，严格遵守国家法律，彻底与境外决裂。”获释之后，张凯在社交媒体上对自己的“软弱”深表忏悔——其实，他不必为此羞愧，他打了一场美好的仗，他不是失败者或批评的对象，应当谴责的是践踏人权和法治的中共当局。
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的讲演中指出，美国在二十一世纪前夕向中国敞开大门，将中国纳入世界贸易组织，“此前的政府做出这个决定，希望中国的自由将蔓延到各个领域—不仅仅是经济，更是政治上，希望中国尊重传统的自由主义原则、尊重私人财产、个人自由和宗教自由，尊重人权。但是这个希望落空了。”因此，美国及西方国家对中共政权的本质有了一个空前的“共识”：中共政权不单是吞噬本国十三亿民众的癌细胞，更是向全球扩展、颠覆普世价值的癌细胞，不可继续绥靖纵容，必须用外科手术加以切除。
一个自由且地方自治的中国，国民才能享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和其他基本人权。那一天，中国所有的教会都能像普世教会、大公教会那样自由地敬拜上帝。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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