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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纠结”

2018年12月30日 22:07 PDF版 分享转发

来源: 上报

作者: 邓聿文

12月18日,中国政府举行了40周年的庆祝大会,作了讲话。对习的讲话,外界反应几乎是一边倒的批评和失望,尤其是那些带有习式个人特点的强硬表述,让人们对的未来倍感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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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来评价改革开放,习式改革将会把带向何处,确实值得我们每个人关注和严肃对待。不过首先,我们还是来探讨习近平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看法和态度。对这个问题,在众声喧哗之余,需要适当地拉开一点距离,可能会看得准些。

与多数人认为习近平对改革持否定看法稍有不同的是,我认为习对改革其实是一种相当纠结的态度:一方面他不能不要改革,不会也不敢不举“改革开放”这个“神主牌”;另一方面,他需要将改革注入自己的内容和解释。这样就导致他内心及与主流民意的紧张、冲突和矛盾,讲话显示了这点。

改革开放历经40载,已成绝对政治正确的“护身符”,不管某位中共领导内心如何厌恶改革,公开的表述和表态只能是对改革唱赞歌。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本身,亦可如此看待,而且要把它变成对的美化。习近平和前任的区别在于,把这种美化推上一个极端,并进而变成对自己的美化。

比如,在讲话中,习近平将中共被迫的改革开放说成一种自觉,是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将改革开放和中共成立及新中国建立并立,是中共自五四以来带给中国的三大历史性事件之一,是中国近代以来民族复兴的三个里程之一。而习近平的新时代,则在这一基础上又推进了一步。

改革总是与进步价值挂钩的

在改革成为中共“神主牌”的情况下,中共的任何行为、政策和主张都可以轻松打着改革的名义,你不能反对,否则就是反改革。但这是否意味着中共或者习近平就可随心所欲,把一些非常离谱的做法冠之为改革或者包装成改革,也不是。改革话语的“绝对正确”虽然为习近平解释改革,把自己的“私货”塞进来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与空间,然而,改革从它的词义、人们的一般理解以及在历史的实践中所起的作用言,也总是与进步的价值指向挂向钩的,即改革具有历史进步性。

这样,就构成了对习近平和中共的潜在制约。习和中共可以为了自己的需要,将一项做法说成是改革,利用政治强制力推行,但假如它明显背离历史进步性,被人们一眼看穿,在实践中就很难推进,或者会遭到强烈抵制和反对。例如,前一阶段的“私营经济离场论”,按照一些人的看法,这反映了习近平的真实想法,但由于它明显具有反历史的进步性,因此遭到社会的强烈反对,他不能说不要民营经济,不能打着改革的旗号硬性驱赶民企,能做的也就是在混改名义下蚕食民企。

中国政府对改革开放40周年的庆典是一场事先张扬的纪念,但也因此提高了整个社会包括国际对中国改革的预期。五年小庆十年大庆是中共的庆典文化,既然改革已被习近平捧到前述如此高的地步,今年又逢十,社会自然会想,中共拿出什么样的改革举措,才能对得起这个改革,故而人们早早期待着这场庆典,看习近平会有什么样的改革大戏出场。

这种吊胃口早在一月就已开始,刘鹤在达沃斯论坛谈到改革问题时向全球郑重宣布,中国将出台的改革措施会令世界大吃一惊。习近平本人在海南博鳌论坛的主旨发言中也对改革打强心针。虽然后来随着中美贸易战的爆发,人们对习近平是否会出台改革计划拿不准,但还有许多人相信习近平不会不改革,官方也一直在鼓吹改革,这就限制了他往后退的尺度。

改革必须有利于共产党的执政和统治

如果说,尽管有改开40年的纪念,然而基于习近平过去几年政治上的左转和经济改革上的某种后退,人们其实并不指望习近平接下来会在改革上能够走多远,那么,在贸易战的规模和程度超出多数人的预估后,美国通过贸易关税对中国施加的极限压力,反而难得地促成了全社会包括中共高层在内,对改革形成了一种近年少有的共识,即通过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来化解贸易战对中国的压力。

面对党内和社会的这种改革共识压力,习近平的心态是相当矛盾和纠结的,表现在,他非常清楚民意呼吁改革的目的何在,且主观上也认识到,中国的问题需要改革来解决,就此而言,他不是不想改革,所以在讲话和官方宣传中,改革不仅是必由之路,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动力,用他的话说,“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不能简单地把它理解为一种宣传语言;然而,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这句话的意思说白了就是,改革必须有利于共产党的执政和统治,它是衡量中国是否需要改革的根本标准。

由此来看,可以设想几种情况:第一,一项改革总体有利中共,这种改革会不折不扣地实施;第二,一项改革长期看对中共有利,但短期对中共统治会产生麻烦,这种改革也会在合适时机强行推进;第三,一项改革长期看似不利中共统治,但短期会缓解中共面对的某种困境,这种改革也会实施,然而一旦达到效果,会立即或择机退出;第四,一项改革无论长期和短期都不利中共但有利于人民,则这种改革断然不会出台。

政治改革特别是核心层面的政治改革,属于第四种情况,故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国的政治改革一直是原地踏步或者根本没起步,邓小平还把它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的。某些周边层面的政治改革和经济社会改革的某些方面,属于第三种。大部分经济改革属于第一、二种。这也就是习近平在讲话中宣称的“该改的、能改的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的真实含义。

因此,中国接下来的改革仍将注定是跛足的,继续前40年的政经分离状态,但两者的分离程度将大大加强,这种分离程度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以及人们权利意识的显形化,一定会在某个时候导致两者关系的断裂,要么经济改革完全停止,要么必须启动政治改革。习近平和中共已经预感到此种现象的发生,他们的纠结也在于此,所以在讲话中警告出现“惊涛骇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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