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垃圾政策在焚烧炉产业的角力下，环境危机四伏。（美联社）

中国是全球头号的垃圾大国，每年制造的生活垃圾高达4亿吨。7月起，上海启动强制垃圾分类，大刀阔斧解决垃圾危机之际，湖北武汉连日爆发大规模的反焚烧炉抗议。中国一面推动垃圾分类，一面大盖焚烧厂，垃圾引爆的环境问题依然深陷无解的泥沼。

“中国作为垃圾大国，垃圾分类回收系统的建立却慢半拍，或许因为政府和财团的距离太接近了。”环保团体“看守台湾协会”秘书长、垃圾政策专家谢和霖一语道破关键因素，垃圾筑起政府和民间的高墙。

谢和霖指出，填埋和焚烧常被视为最容易处理垃圾的方式，相较先进国家，中国废弃物相关法规起步晚，1995年才制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制法”，法令出台后，面临垃圾围城问题，废物处理的财团提出焚烧作为解决手段，大举兴建焚烧炉，反而未见强力执行垃圾分类和回收。

上海高调领头做垃圾分类，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都将陆续跟进。“事实上，这并不是中国垃圾分类的第一次大考。”台湾大学风险社会与政策研究中心的博士后研究员卞中佩说，最早可追溯至2000年，中国在八大城市实施垃圾分类试点，2002年为了北京奥运，在北京及其他城市推动垃圾分类，建立绿色奥运形象，2006年反焚烧炉运动后也提出分类作法，2016年习近平也曾指示垃圾分类，不过，几次下来都是成效不彰。

上海启动强制垃圾分类，背后隐藏失控的焚烧炉政策。（法新社）

“焚烧和垃圾减量、回收，这两个方向是互相矛盾的。”谢和霖指出，一旦资源投入焚烧炉，相对排挤了资源回收，日后资源回收做得好，可能出现焚烧炉没有垃圾烧，等于投资效益减损，所以焚烧炉不能盖太多，此外，从末端处理来看，焚烧炉并非真正处理掉垃圾，它只是让大部分垃圾变成二氧化碳，然后排放到天空，再将有毒的物质浓缩，甚至排放出去，再次造成污染危机。

卞中佩分析，这次上海实施力度非常大，第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垃圾无止尽增加中，第二个原因为焚烧炉产业把持垃圾政策，以至于垃圾分类、源头减量等政策，受到焚烧炉产业的暗中抵制，因此习近平不得不出手，发号施令推动上海垃圾分类。

在利益团体的绑架下，焚烧炉愈烧愈火。卞中佩说，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4年垃圾焚烧量为34%，2015年为37%，2016年激增为56%，焚烧量如火如荼攀升，完全依循焚烧炉产业的思维，焚烧是中国解决垃圾的最主要方式，而且是唯一方式，以上海和北京的填埋和焚烧比例来看，焚烧远超过一半以上。

中国是全球生产生活垃圾最多的国家，约占全球15%。（美联社）

翻开官方出版的《中国城市建设年鉴》，2015年中国总计有220座焚烧炉，不过，根据公益环保组织“芜湖生态中心”的统计，焚烧炉高达400多座。卞中佩认为，数字会出现落差，主要因为很多地方政府采用小型或民间焚烧炉，甚至有些是没有规管的焚烧炉，后端处理未达环保标准，因此没有通报列管、进入统计。

中国堪称全球最大的焚烧炉市场，焚烧炉产业的崛起，助力来自两大政策。卞中佩指出，第一个是市场化政策，国企、私企和外资透过BOT的民间特许经营方式，兴建焚烧炉，营运期约为30至50年，签约时已确保每吨价格，业者获利非常稳定；另一个政策是再生能源上网电价，2006年和2012年分别通过上网电价补贴方案，尤其是2012年采全国固定价格，也就是烧了一吨、发多少电，每度以人民币0.65元保价收购，这等于是中央提出政策，鼓励二、三、四线城市采用焚烧炉，因此，2012年之后中国焚烧炉出现井喷式发展。

中国选择焚烧，解决垃圾问题，却也烧出弊端。卞中佩说，在焚烧炉业者的恶性竞争下，造成低价抢标，业者只好以低廉方式焚烧，节省后端环保处理，来降低营运成本，环保团体多次发现焚烧后的飞灰，一袋袋露天随意堆放，由于飞灰含有致癌物质二噁英，各国都采严格监管，中国地方政府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未来可能引发严重的环境危机。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焚烧炉市场，污染问题层出不穷。（法新社）

失控的焚烧炉产业，让反焚烧炉运动遍地开花，近半年来，反对运动从辽宁、广东，延烧到湖北，七月武汉阳逻多次出现大规模抗争，大批武警强力镇压。无奈的是，这些反对声浪并达到有效制衡的作用，卞中佩指出，2006年到2012年，这段期间抗争活动曾对焚烧炉产业造成威胁，业者采取强烈应对，积极游说、拉拢官员，或是进入决策体系，形成盘根错节的产官学利益共同体。

“2012年之后的反焚烧炉运动，并未动摇焚烧炉的兴建和垃圾政策，焚烧炉甚至不减反增。”卞中佩说，以国外趋势来看，当政府下定决心提出有效的垃圾分类，焚烧炉产业便会萎缩或停滞，中国却是例外，光是四川、江苏和云南三个省份，2030年前要增加173座焚烧炉，再加上其他省份，成长幅度很可观。

反对焚烧炉运动在中国遍地开花。（美联社）

台湾早期曾提出“一县市一焚烧炉”，政策却在民间抗争下大转弯。谢和霖指出，当初台湾一面推动资源回收，一方面兴建焚烧厂，几年后开始出现反对声浪，迫使政府在2005年、2006年停建十座大型焚烧炉，2000年之后资源回收快速提升，目前回收率高达五成，远超过美国和日本；上海实施垃圾新政，后端回收的建置、民众教育都应同步加强，中国应该将焚烧炉的资源转移到垃圾分类和回收体系的建立。

卞中佩认为，虽然中央直接下达命令，真正有所谓的垃圾专业、决策的官员都是支持焚烧，垃圾分类政策究竟可不可行，值得怀疑，而上海又能够持续多久，也令人忧心，如果上海失败了，等于再次宣告中国垃圾分类政策失败，中国因为垃圾产生的环境问题会更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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