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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苏小和：论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短视
转自：作者脸书，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知识分子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那》的扉页上，恭恭敬敬写上了上帝之语：「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可能是知识分子比较陌生的一种现象，值得人们去深思。
我们的辨析，从中国大陆很多自由主义知识人误读洛克的《政府论》开始。
事实上，洛克和斐尔麦博士的论战，有一个共同的支点，这就是圣经无误。双方都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语，相信上帝的话语就是真理。只是人缘於给定的有限理性，对圣经存在着不同路径、不同观点的阐释，这构成了啓蒙时代思想多样性的基本秩序。
也就是说，当洛克批评一些基督徒的思想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洛克在批评圣经，恰恰相反，洛克是在通过他的解释框架，扞卫圣经的真理性。
这构成了两个方面的思想风景，第一是保守圣经真理的立场，第二是保守对圣经解释的多样性的思想秩序。
前者是绝对命令（康德），是充足理由率（叔本华）；後者是自由意志（奥古斯丁），是思想竞争市场（科斯）。两方面综合起来，才形成康德意义上的二律背反，才构成思想的张力和涌现秩序。
中国人因为不了解圣经传统，至今不能理解这至关重要的一点，进而也完全不理解言论自由的边界秩序。也就是说当我们思考自由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思考自由的充足理由，思考自由作为一种绝对命令，怎样构成了对人类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思考自由在一种竞争的思想格局之中，如何凸显了自由本身的意义，以及人类的自由精神先验存在的边界秩序。前者意味着为什麽，後者代表了怎麽办。
一个现代中国人，能认识到自由、民主、宽容的美好，当然是极其可贵的。但凡事都有秩序和边界，真正有价值的民主自由，是对民主自由本身的双向辨析，而不是将民主自由推到偶像崇拜的地位。
大陆的自由主义者，绝大多数都首先放弃了自由为什麽的命题，仅仅关心怎麽办的问题。这是一个巨大的认识论陷阱，要对这个陷阱展开纠错，我认为目前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没有起步，路途可谓遥远。
当一个人高呼要驯化利维坦，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时候，比这个问题先一步的问题是，一个人是否愿意把自己也关进笼子里，使得自己的自由不至於越过自由的边界。所以，如果一个人的自由权利没有得到边界限定，那麽政府也不会形成应有的边界，因为任何政府也是由人组成的。
理解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虽然对政府权力的限制非常重要，但这个常识已经得到了普及。与之不相适应的问题在於，人们对自己的权利如何得到有效的边界限定，一直以来连最基本的问题意识和最基本的方法论都没有思考过。这是最大的思想空白，与每个人有关。如果人们对自己的自由边界无法理解，那麽人们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就是一个无意义的问题。很多知识分子一生思考如何限制政府权力，但却很少思考如何限制自己。我想这才是最肤浅的学问，最短视的思考，最自负的幻想。
真正的思考应该是一个人如何实现关於自己的自治（自律），使得自己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上帝所造之人。但中国人几乎没有人这样思考，而是集体走进宏大叙事。比如有人毕生思考如何一统江山，有人毕生思考如何分裂而治。虽然两方面势不两立，但却共同构成人性的喧哗，短视，肤浅和无聊。
很多人把自由宪政当成了一个工具，当成了一个关於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一种价值，一种人的生命的意义。自由是一种思想的涌现过程，自由从来不是工具。作为一种思想体系，自由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人类无法逾越的边界秩序。
都说自由是最宝贵的，但我们有选择阳光和空气的自由麽？如果我们承认空气阳光的惟一性，我们也得有限承认，人的灵魂和思考，人的自由和权利，一定同样存在着一个终极的惟一的边界。否则，人就走向了理性的自负，一个崇尚自由的人，最终很有可能走到自由的反面。
看历史，这样的故事实在是太多了。人啊，总是不能把对自己的怀疑推向绝对，总是按照自己的有限理性的能力，强行把超验的真理压缩在自己的内心之中。因为人啊，并不愿意知道，到底是什麽动力，什麽方向，才能促使人们真正愿意不留余地、毫不妥协地怀疑自己。
相关的思想遗憾，在我们的历史上，俯首即拾。
从严复的时代，读书人就开始试图说出常识，比如强调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进而试图通过教育和批评的方式，劝说权力拥有者把自己关进笼子里。一百多年过去了，如今的读书人还在这麽说。即使一点用处也看不见，读书人也不改其志。
问题出在哪里呢？窃以为，问题可能出在读书人言说的深度上。真正有穿透力的知识人，不应该仅仅思考方法论，应该去思考价值观为何成为可能，思考观念的秩序形成的内在动力和思想源流，而不是盯住方法学方法，盯住制度学制度。
柏拉图说过，这个世界乃是从一个伟大的理念开始。康德说的更明白，观念在前，事物在後，康德甚至认为自己的这种表述，是人类认识论意义上的一场「哥白尼式革命」。我们的麻烦在於，有几个中国的知识人真正理解了柏拉图和康德的意义所在呢？
一百多年以来，如果说官僚和企业家阶层总是在器物、工具和技术的层面奉行一种实用主义的原则，那麽知识人则是在制度和观念的层面奉行一种实用主义的原则。几乎没有一个深刻的知识人去思考，那些深刻的观念，那些自由的制度，到底是怎麽形成的。欧洲人或者美国人，他们到底经历了一种怎样的观念演化历史和制度纠错的历史，而这种演化与纠错的能力，到底源自何处。为什麽他们拥有这样的能力，而我们号称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人却没有。
在这个意义上，知识人的急躁、肤浅和短视，与官僚和企业家的急躁、肤浅和短视，乃是异曲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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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观念史的意义上，可以肯定的说，中国社会当下无知且蛮横的社会之怪现状，与知识人长期以来的肤浅直接有关。他们普遍没有深度追问的能力，斤斤计较当下的名利得失，缺乏承担苦难的勇气，没有为真理赴死的态度。他们配不上「先知」的称号，配不上「思想者」的雅称。他们在每一个时代都被权力拥有者玩弄於鼓掌之间，乃是一种必然的报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