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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专栏 - 绿色情报员：中国NGO放火 不让湿地NG
黑脸琵鹭不是休憩在晚霞夕照的水域，而是站在霓虹灯影下，这一幕点出湿地生态危机。（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提供）
“我这辈子进了3次法院，基本上都是为了红树林。”刘毅黑黝脸庞留下守护湿地的印记；“我们点了个火，然后它继续在燃烧。”周志琴温柔的笑容透出不屈饶的使命感。这一票80、90后环境工作者在湿地放火，点燃保护湿地生态的火苗，试图守住红色防线。
他们以中国环境草根人物自居，走在悬崖的边缘，无畏满是荆棘的征途。中国是全球湿地类型最完整的国家之一，湿地生态却急速萎缩中，小伙子热血推动公民参与，甚至推着国家机器往前跑。近年来，台湾环境资讯协会启动“中国绿色人物脸谱论坛”，今年主题瞄准湿地，10月19日4位来自北京、厦门、深圳、海南的非政府组织（NGO）工作者，风尘仆仆来到台北，分享区域环境面临的挑战。
刘毅是守护红树林生态系统的急先锋，2001年还是大学生就创办中国红树林保育联盟（CMCN），如今身为红树林科研领域博士的他，一肩扛下理事长和总干事角色，专注带领红树林保育联盟，因为保护湿地刻不容缓。
保护牌沦形式 红树林被填埋
“中国有超过20个以红树林为主的保护区，当中可能20%只有一块牌子，以县级居多，甚至连一个管理人员都没有。”刘毅提到当时保护区普遍存在“名存实无”的现象。厦门集美区曾有100多亩的古老红树林，“在林业部门的牌子背后，红树林却正在被填埋，这是很讽刺的场景。”刘毅拿出心痛的画面，告示牌上写着“红树林是国务院明确规定必须依法保护的特殊林带，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红树林林地的用途。”
“中国绿色人物脸谱论坛”今年邀请4位守护湿地的草根人物开讲。（台湾环境资讯协会提供）
“中国有37种红树植物，很多处于不同程度的濒危状况。”刘毅以厦门大学他的指导教授在全国调查研究来说明，这个研究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红色名录等级来评估。红树林的栖地每况愈下，他指出，2001年中国的红树林面积减少53%，2013、2014年数字更上升为73%，剩下红树林的健康程度也较以往下降很多。
中国在“发展经济、牺牲环境”的脉络下，红树林的命运乖舛。刘毅表示，从1960年代的围海造田，1970到1990年的围垦滩涂和围海养殖，以及2000年以降的城市化发展，红树林不断失守。他以福建的九龙江口保护区为例，由于建筑开发、砂石需求成长，5、6年前频繁出现非法采砂，光是保护区沿岸就有20多个大大小小的采砂场，采砂过程，江底的沙子被抽起，导致两边河道往下塌陷，再加上周围快艇航行带来水动力的变化，因此，红树林带往后退8至10米，而且出现明显断层。
从生态省到地产岛 湿地命运乖舛
湿地消失的危机也出现在海南岛，2014至2018年，周志琴在当地执行全球环境基金（GEF）的海南湿地专案，她指出，海南岛是中国最年轻的省份，从生态立省，后来转型为国际旅游岛，到最近提出的自由贸易区，红树林经历急遽减少、再缓慢恢复的过程，目前约有5,700多公顷，数字曾经一度不到4,000公顷。
周志琴说，海南岛可说是中国红树林的中心，网罗所有红树植物，当前仍面对不少威胁，大规模的地产开发、城镇发展，导致湿地被填埋，而红树林挨着村庄，生活垃圾随意丢弃红树林中，加上密集化的养殖塘一昧追求高产量，不当使用药剂；此外，填海造陆改变了洋流方向，形成不同的冲刷和淤积，让海岸线饱受威胁。
80、90后的中国环境工作者刘毅、周志琴、张琼、李燊（由左至右）分享推动湿地保育的点滴故事。（麦小田摄影）
Photo: RFA
湿地概念普遍缺乏，是NGO推动保育工作的阻碍关卡。“湿地是很好的旅游资源，旅游部门跟我说，我们的规划里面没有湿地两个字。”周志琴提起和官方的对话，“湿地牵涉很多不同部门，好像大家都有关系，大家又都不管，只有林业部门说归我管，所以它是一个多龙治水的状况。”
盲目种速生红树 黑脸琵鹭没饭吃
“红树林保护存在各种空缺，很多重要的湿地未获保护，保护地人员缺乏专业管理能力，而修复滨海湿地，大家就只知道种红树。”周志琴一路走来看到各式难题和挑战。
到底盲目种红树有啥事？周志琴指出，东方市的四更保护区为吸引黑脸琵鹭落脚，当地政府热血沸腾打出“种万亩红树”口号，在滩涂区广种红树，而且为求成效，本土红树相对长得慢，种的是外来种的速生红树，扩张性相当厉害，一年多就长满了。
眼看着生态危机事件紧迫，周志琴泼冷水向政府提出建议，“黑脸琵鹭不需要那么多红树，应该要做清理，因为黑脸琵鹭需要滩涂，滩涂是牠的餐桌。”官员的反应却是“不好吧，刚刚才种下去，你就要我拔掉。”在尴尬局面下，他们只能期待速生红树自己死掉，却又担心相同事件一再发生，紧接着手制作《红树林生态修复手册》。
海南岛拥有丰富的红树林生态系统，却也面对严厉的城市开发威胁。（冯尔辉摄影）
Photo: RFA
9成海岸线水泥化 湿地生态走向死路
中国海岸线的水泥化，也把红树林逼向死路。刘毅说，80%、90%的中国海岸线以水泥、石头建起宏伟的海堤，80%以上的红树林位在海堤外围，而海堤建筑的位置在高潮带，甚至在中潮带上部，正好位在红树林分布最主要的区带，不但侵占红树林的领土，未来如果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红树林被迫往陆地退，可是退路却被切断了，令人忧心的是，红树林生态系统除了植物外，还有超过2,300种各式各样的动物和生物。
70%至80%的水生鸟类生活在红树林生态系统里面，“在中国，滨海湿地是所有湿地减少最快的，因为东部沿海是经济发展最快的区域，土地开发程度大。”阿拉善SEE基金会的任鸟飞专案经理张琼说，偏偏中国东部地处东亚─澳大利西亚的迁飞路线上，是重要的候鸟中途停栖地，每年超过246种水鸟经过这条路线，却面临围填海、工业污染、非法捕杀等重重威胁。
“珠江口的深圳湾也位在东亚─澳大利西亚的迁飞路线上，2007至2010年曾经记录到大约90,000只候鸟，现在维持在50,000只左右。”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李燊说，他打从学生时期就投身生态行列，40年来，深圳以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火速崛起，躲不掉填海造陆、兴建工业区、养殖产业造成的环境戕害，“深圳高达85%的自然海岸线消失了，红树林破坏了75%。”
深圳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还经营管理“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这是中国第一个托管给NGO的市政公园，接手后，李燊遇到建筑垃圾污染的问题，公园成立前有不少临时建筑，“大陆的工程建设非常粗糙，拆除后就地掩埋，没有清运搬走，这是普遍的状况。”营运初期，他们的大量工作就是先挑出建筑垃圾，加入种植土，再种出好的植物。
中国地处国际重要的候鸟迁飞路线，非法捕杀行为层出不穷。（麦小田摄影）
Photo: RFA
NGO和政府谍对谍 守住生态防线
NGO在夹缝中求生存，出手抢救正值存亡关键的湿地，免不了和政府谍对谍交手。“中国没有私有地，土地都是国家所有，我们看到环境威胁，给当地森林公安去举报，让他们采取一些措施。”张琼说。当然，走上法院也是难免的，刘毅坦言有一些“难啃的硬骨头”，好比不在保护区范围，或是政府的行为，“我这辈子进了3次法院，基本上都是为了红树林，一次是行政诉讼，两次是公益诉讼。”
“中国环境保护议题已经到了非常敏感的位置。”周志琴说，根据她的观察，地方政府采取谨小慎微的态度，不愿意再建保护地，因为他们必须投入更多的精力落实保护工作，一但没保护好，还要面对被问责的压力，保护地成了官员的烫手山芋。
周志琴认为，中国NGO发展缓慢，本土NGO逐渐萌芽成长中，全球环境基金结合红树林基金会、红树林保育联盟等团体，来强化湿地保护的力度。“在中国，政府部门和NGO机构的衔接没有做好。”张琼指出，阿拉善SEE基金会属于资助型基金会，资助了国内550个NGO团体，“我们希望打通一个沟通的渠道，衔接全国各地的NGO伙伴和政府部门的联系。”
中国的境外NGO在新法实施后，失去不少伙伴，全球环境基金的海南湿地专案属于国外资金援助的项目，周志琴表示，国际援助项目也出现退烧现象，现在大多是资助方出一些，中国方出较多，举例来说，早年出资比例可能是1:1，如今则转变为1:7，因此，很多地方政府不乐于去开展国际项目。
周志琴执行国际项目长达10多年，“国际项目有不可取代的桥梁作用，可以衔接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企业、民间机构、科研单位和社区。”她表示，更者，国际项目引入新的理念，“点醒特别是在省级层面管理人员的不足之处，碰撞出火花，推动中国政府官员对保育的认知。”
撰稿人：麦小田
来源:RFA, 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