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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激烈行动是否伤害法治？
来源: 苹果日报 作者: 李怡 
1885年英国教授戴雪（Albert Venn Dicey）在他的著作中指出，法治和司法公正包含三原则：一是不溯及既往原则，没有人会因为违反尚不存在的法律而受到惩罚。也就是说，当权者不能在某人行为发生后作出有回溯性的修订法律而惩罚该人；二是没有人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不论其社会地位或其情况；三是法庭的决定是维护人权的最后防线。
1977年，以色列法学家拉兹（Joseph Raz）对法治原则在强调戴雪三原则之余再加补充，提出法律应该稳定、制订法律应该要有明确的规则和程序、司法机构独立必须得到保证，和执法机构不应允许枉法等原则。
用这些原则来检视过去几年的香港司法。2017年终审法院就梁颂恒、游蕙祯是否有权再次宣誓的案件，用2016年11月人大释法指“不得重新安排宣誓”，来回溯10月立法会主席作出的二人可以再次宣誓的决定，明显违背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律政司就梁振英收取UGL巨款案和曾荫权案，就七警案和2016年农历年骚动案，就7.21案和其他袭警案等等，均显示检控不对等，令人感到律政司和法庭有可能因“社会地位或其情况”的不同，而检控和判刑因人而异，有将政治凌驾法律的考虑。法庭在对2016抗争者和这几个月的抗争者的重判中，也令人怀疑是坚守还是违背“维护人权的最后防线”这原则。法庭多次提出“阻吓性”的判刑考量，也显然有根据政治或社会需要判刑的意味。至于执法机关的警察，在这几个月的执法过程有没有枉法？有没有在未定罪前执行私刑？许多影片已经历历在目，更别说新屋岭传闻和警署内性侵的证言了。
1955年美国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黑人女子帕克斯（Rosa Parks）在公车上因拒绝让座给白人乘客而遭逮捕，被控违反隔离法，帕克斯被判有罪。她确是违法，但违反的是反人权的隔离法，法庭没有成为守护人权的最后防线，因这案件而掀起60年代全美的黑人民权运动。在美国各州撤销隔离法之后，黑人民权得以伸张。美国国会后来称帕克斯为“现代民权运动之母”。
在美国6、70年代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高涨期间，最先揭开学生反越战序幕的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于抗争最激烈、反建制思潮主导运动的情势下，这个大学城所有商店的橱窗玻璃都被砸烂。有极左派学生组织甚至提出以秘密暴力革命推翻美国政府、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主义政权为目标。但法庭基于人权原则，对学生大都轻判。1970年在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国民警卫队向骚乱学生开枪造成四名学生死亡。事后，开枪被总统特别调查委员会认定是没有必要，不可原谅。在随后的审判中，法院裁定俄亥俄州政府需向原告支付675,000美元赔偿，并且作出公开道歉。尼克逊总统更多番为肯特大学事件道歉。
美国6、70年代社运的激烈行动没有伤害法治，反而社会聆听了抗争者的声音，废除了恶法，改善了法律，也推动社会进步，而执法、检控和法庭则维护了法治。
当时有过一桩焚烧征兵证案件，控方指征兵证属国家财物，于是以毁损国家财物提控。最后法庭裁决指出，如果焚烧者的目的是毁损财物，他大可以在家中焚烧，他把征兵证拿到示威场合，公开焚烧，就不是要毁损财物，而是意见表达，法庭应该维护公民的言论自由，故判无罪。
在香港法院外墙涂上“法治已死”和批评某法官字句，依法当然犯了刑毁罪，可以检控，但涂污者并非破坏法治，而是意见表达，你可以把它视为对法治提出的侮辱及挑战，有权维护或破坏法治的当权者和法官应该引为警惕，而不是指摘对法治没有责任的示威者破坏法治或司法独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