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进儿子房间,说“奶奶走了”
来源: 偶尔治愈 作者: 陆晓恺
杨彬的微博名是“用户+一串数字”,系统自动生成的,没头像。
2020 年2 月11 日,42 岁的杨彬第一次发微博,题为《不想同时失去双亲,求助微博帮助,》,一篇长文章。
15 分钟后,他把同样的内容又发了一遍,在微博上@微博超话和一个现在点进去已经不存在的用户。微博是在两天前注册的,他对社交平台的规则有些陌生。
如果不是疫情,杨彬可能永远不用在如此情境下,注册一个社交软件。
杨彬的父亲68 岁,母亲71 了,相继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他们是武汉百步亭社区的居民,杨彬和父母住在两个不同的小区,两地相隔1.2 公里,开车只要5 分钟。
亲人感染、等不到核酸检测、无法确诊、无法及时住院、发布微博求助…….2 个月前,杨彬面对的情况,可能是当时很多武汉人困境的一角。
微博发布2 天后的13 号,“应收尽收”政策落地,杨彬向曾经帮助转发的网友公布情况:
父母虽然未住院,但已被送到汉口医院的急诊留观室救治,感谢在微博上帮助转发过求助信息的网友与志愿者团队。
当时,这对于杨彬来说已经算是“好消息”了。
网友纷纷留言,给他和家人“加油”。那天晚上,杨彬还去汉口医院给父母送了被子。
后来杨彬才知道,那是他和母亲最后一面。
辗转
杨彬至今也想不清楚,父母是怎么传染上新冠肺炎的。
大年初一(1 月25 日),父亲出现腹泻、咳嗽的症状,但当时并没有联想到新冠肺炎。
当天,武汉累计确诊人数618 人,全国累计确诊1975 例。对比外部的紧张,身处武汉的杨彬一家还没有意识到疫情离自己有多近。
二月初,父母相继发烧,去社区医院查血均为疑似;后来去161 医院查了CT,均显示为“双肺感染”。那时,疑似患者需要进行核酸检测才能够确诊;无法确诊,也意味着无法被医院收治,只能上报社区等待试剂。
社区工作人员告诉杨彬,集中隔离等检测试剂比较快,于是父母被送到12 公里外青岛路的一家由经济酒店改成的临时隔离点。
隔离后,“送东西”和“打电话”成了杨彬每天的主要工作。还好,他没有感染。
临时隔离点缺的东西多,杨彬送被子、送药、送呼吸机、送血氧仪……
每天出门前,他戴好口罩,穿上一次性罩衣,然后去社区开好出行证明。送完东西,在罩衣上喷一圈消毒剂再进家门。妻子每次都会坚持跟着,怕杨彬冲动,往医院里面硬闯。
当时武汉还没有封闭社区,但路上几乎没有行人,空空荡荡,往日25 分钟的车程,15 分钟就到了。
隔离点是进不去的,杨彬只能把东西放到门口。一开始父亲的情况很差,东西都是母亲来取或者工作人员送。尽管母亲在数米之外的酒店里,但每次见面,两人只能遥遥相望。
即便是这样,杨彬的母亲也不愿杨彬来。
“她怕我传染,不想让我管,和我爸能相互照顾。”
2 天后,父母被接到惠济路弘济骨科医院,杨彬本以为能够治疗,但没想到还是临时的隔离点。5 个人一个房间,不能开中央空调,薄薄一层被子,老人冻得睡不着。
为了能早点排到核酸检测,杨彬往社区、区防疫指挥部、市长热线打了无数电话,到处发消息。但社区能做的只有“上报”,住院排队能快点。于是,就有了杨彬的第一条微博。
求助的微博里,杨彬回忆父母的状态:“已无法下床”;老人的表达也出现了问题,“说话都是两个字两个字的(地)蹦。”
在弘济骨科医院的第3 天,母亲的血氧饱和浓度跌到80,连手机聊天都不想聊了。杨彬终于打通了120 ,将母亲送进汉口医院急诊的留观室,排队住院。
父母能够被收治,杨彬觉得和自己的电话催促与微博求助没太大直接关系,重要的是当时情况变了:“应收尽收”的政策和全国医疗队支援武汉,给之前所有卡住的进程,按下了加速键。
匆匆
疫情笼罩,武汉人面临的告别没有拥抱与眼泪,取而代之的,是远距离的相望,且匆匆。
杨彬回忆最后见到母亲的那天,他和妻子从家里拿了两床新被子,放在医院门口。那天是多云,晚上六点多时,武汉的天已经黑了。
“妈妈走出来,跟我们挥手,要我们快走。”
最后一次见面和往常在隔离点一样,没有亲密接触,杨彬依然只能远远望着,匆匆别过。
后来母亲的消息,都来自于医院的电话。铃声没响,就是好消息。
父母被送到汉口医院留观室的第2 天,2 月14 日,医院打电话给杨彬,告知他父母均已经转入金银潭医院。
为父母争取入院的两周,杨彬瘦了8 斤。
入院后,杨彬母亲血氧饱和浓度和血压一直处于低位,很快被转入了重症监护室(ICU),他打听到ICU 的电话,便打过去询问,医生告诉他:“我不给你打电话,就说明情况没有恶化”。
母亲入院第5 天,2 月19 日,杨彬的手机开始不停响起。
下午3 点,医院打电话来说要上有创呼吸机。
下午6 点,医院告知杨彬母亲正在抢救。
ICU 里每进行一项操作,都需要家属授意。5 个半小时,“那该死的号码一次次出现”。
晚上8 点半,医院打来了最后一通电话,告知人已经走了。
悲伤提前预演,“当时没有流泪,就地询问医生后续的事情怎么办。”
新冠病人去世,家属不可以去医院接人,也不能去殡仪馆领骨灰。
杨彬能做的不多,接电话,授意医院通知殡仪馆的车子,接走母亲的遗体。生离死别对于这个武汉普通人家来说,显得切近又遥远。
和妻子一起接完电话,杨彬走进儿子房间,初三的儿子正在上网课。
杨彬告诉他,奶奶走了。
之后,一家人在客厅朝着金银潭医院的方向,磕了三个头。
迷藏
母亲走了,父亲还在楼下病房进行治疗,不知道情况。杨彬告诉医生,希望不要到之前母亲的病房清理遗物。他打算先瞒一阵,等父亲的情况好转一些出院后再告诉他。
母亲走的那天,父亲身体有所好转,心情也不错,在家族群里晒他病床自拍。
不知为何,还把他拍的之前母亲转到ICU 前病床上的照片,又发了一次。
那是母亲生前最后一张照片,杨彬看了难受。他说,“(妈妈)太憔悴了。”
父亲是3 月3 日出院的,杨彬想父亲已经猜到了,也没再继续隐瞒。出院后,父亲独自在隔离点又隔离了14 天,回到社区也是居家隔离14 天。
从隔离点回到家里当天早上,父亲给杨彬来了一条短信,说到家了。晚上杨彬发短信给父亲询问情况,发现他父亲记不住事儿了。
“其他事情都知道,就是住院这段记忆没了,搞不明白新冠肺炎是什么。”
之前,父亲从未出现类似遗忘的情况。他本来话就少,回家后两人都回避谈到母亲,甚至,杨彬不确定父亲是否记得母亲的离世。
前一阵,杨彬处理母亲销户、下葬的事宜,还向父亲问了母亲的社保卡密码,这些他都记得清楚。
“我送我妈到陵园上山,找他说了一些事情。他应该是知道是我妈过世了。”
杨彬猜,也许是母亲的去世对他打击太大,回到家里触景生情。“(爸爸)回家之前,一直还好。”
学医的同学告诉他,父亲出现遗忘,有可能是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
他在社区群里要了心理咨询的电话,以备不时之需,但他现在更担忧父亲的身体,想着隔离结束,带着他去复查一下抗体。
“他健康码还是红色的,现在去不了医院。”杨彬说。
告别
按照当地的习俗,母亲的头七需要烧纸祭拜,但他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在心里默默想念。
“纸都没地方买,没得搞。”他说。
接到可以领取骨灰的电话,是3 月22 日,母亲之前的单位打来的,说可以由单位的陪同领取骨灰了。第二天,杨彬去了派出所,为母亲销户。
第三天早上没有太阳,杨彬和妻子去汉口殡仪馆领取母亲的骨灰。骨灰盒只有木制和石制,杨彬选择了木质的,因为觉得更传统。
墓园是接到领骨灰通知当天就选好的,“就想老人早点入土为安。”
江岸区可供选择墓园不多,杨彬为母亲选了黄陂区的归元陵,杨彬的岳父也在那里,就在高速路出口,很方便。
陵园内有寺庙,通往寺庙的神道两侧座落着十二生肖石像,寺后是一座七层灵塔。杨彬看见陵园里的树发芽了,透出隐隐绿色。
杨彬为母亲选择的墓地朝南,位置宽敞。“这样我们过去祭拜…….地方也大一些。”他说。
他们一家收到了政府发放的慰问金,殡仪馆免去了火化费用,墓地的价格有折扣。
无名
4 月2 日,湖北新增确诊病例0 例,武汉0 例。
现在,杨彬的居住地,已经是“无疫情小区”了,一些流动的菜贩开始在小区里出摊,已经有些孩子在小区空旷的地方玩耍。还有5 天,武汉将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
初三的儿子要备战中考,每天早上7 点就开始上网课,要到晚上11 点。杨彬试图与他说起“奶奶的离开”,但儿子感触不是很深。
无论对于武汉还是杨彬,最艰难的时刻似乎已经过去,但他心里,还有个事儿悬着。
母亲入土是3 月24 日,她的墓碑落得匆忙,下葬那天,没来得及题上母亲的名字,也没有遗像。现在立在母亲墓穴前的碑,空空的,只有记号笔在边缘处,潦草标注了主人的姓名。
他本想着在清明前,将这些都落定。可母亲入土那天,湖北省出了祭扫公告,武汉的公墓祭扫恢复不早于4 月30 日。
社区附近的丧葬用品店也是最近才开门。
杨彬打算给母亲做个遗像。第一家店要价500 元。社区给杨彬一个电话,是另一家做遗像的,只收100 。
店家告诉他:“碑上的刻字要十几天才能搞好。遗像的话,还需要5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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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杨彬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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