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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汲汲复营营 韭菜怎能赢 - 岁月岂能静好系列之三
增长乏力、危机四伏的中国经济体现在又迎头撞上了新冠疫情这只黑天鹅。中国经济能否安然度险，还是未知数。中产阶级在危机中举目四望，似乎比以往更急於尋找出路。他们或在转行，或在移民，更多的是在寻找活路。
2019年岁末，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打断了中国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
商场歇业、饭店关门、学校停课，而在一扇扇紧闭的门之后，有不少是被笼统称为“中产阶级”的家庭。他们的经济出路就此被打上了问号。
【黑天鹅昭示经济脆弱的真相】
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国东南部某城市小企业主告诉本台，“拿这个生活品质的话，肯定要比以前低很多。然后，拿贷款来说，比如车贷啊、房贷啊，这些肯定是还不了的。”
另一位不愿具名的东部某城市的大学教师也感到比较悲观，“你会有它经济崩溃，第二个，它如果不崩溃的话，它完全倒退回去，回到六七十年代经济管理的制度上去，你也知道，普通老百姓也没有办法生活得好。”
按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标准，家庭年收入在6万至50万之间的，都属于中等收入群体。外界一般估计，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在总人口中占10%左右。
新冠疫情這隻黑天鹅帮助这些家庭进一步看清了中国经济脆弱的真相。
原武汉某大学的教师郑灿告诉本台：“我身边的这群知识分子，他们通过这次疫情看到，中国未来经济的走向很可能是通货膨胀货币贬值、，而且会加速房地产泡沫的破裂。”
郑灿所在的这个中产阶级群体本就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他们担心疫情引发通货膨胀和房地产泡沫破裂。
“我周边的这些朋友基本上被这两个方面困住了。第一，他们没有消费能力，第二，他们没有消费欲望，因为他们的收入基本上都放在房子和养孩子上面。”
郑灿本人出国前，年收入15万人民币，但他每月要付房贷1万2千块，房贷的支出已经占去了他收入的绝大部分。他周边的青年知识分子情况大都类似。
在生活成本升高的同时，中等收入的工薪阶层也存在工作压力大、工作时间过长等问题。在阿里巴巴、腾讯等互联网公司，“996”工作制已蔚然成風。
一位不愿具名的腾讯公司工程师告诉本台，“就是说，我们互联网行业996工作制的情况还是有的。我的部门是在腾讯，我们大概是11点前到，晚上9点前就走。”
【经济持续恶化 引发身份焦虑】
靠天吃饭的民营中小企业主，本就在資金短缺的壓力下求生存，疫情的衝擊更是雪上加霜。
前述那位小企业主苦恼地说，“2月10日，我就在想这个事情，因为你这样运转无法维持下去，我本身产出的利润就很低。”
这位小企业主经营着一家饭店配套企业。公司在疫情来临时很快陷入了绝境，但根本的问题是，过去7年，企业一直利润微薄，风险承受能力很低。
这样的民营小企业在中国比比皆是。它们多年来面临着税费高，贷款难，国企垄断等多重阻碍。不少这样的企业只能通过打“擦边球”，来维持微薄的利润。但它们的兴衰直接影响到一大批，城镇中等收入家庭的钱袋。
从2018年开始，随着美中贸易战的发展，和中国整体经济形势持续恶化，已有大批民营中小企业倒闭，裁员人数不断增加。中国农业农村部2018年底对外表示，当年的返乡创业人员已高达740万人。
在深圳金融行业的高管匿名告诉本台：“失业实际上是很多的，深圳是包括互联网金融和私募基金这一块，在全国来说算很发达的，而且这一块大部分是民营的，它们造成的失业率实际上是很高的。”
这位多年从事金融业的先生见证了民营企业萎靡，也看到支撑这些企业的金融行业隨之陷入困顿。2018年至2019年，互联网金融企业集体爆雷，就是这种现象的集中反映。不少中产阶级家庭的储蓄为此付之东流。
在互联网金融危机的背后，是中国政府及企业高度的债务违约风险和金融风险。今年年初，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文章惊呼，债务风险的“灰犀牛”有可能在2020年撞向中国经济。
经济形势恶化，甚至引发了“中产阶级”他们的身份焦虑。
原武汉大学教师郑灿深深地体会到这种焦虑，“第一你要对生活有安全感，第二要有消费能力，第三要有消费欲望…（剪断）…在今天的中国是不存在中产阶级的，因为他们对于生活是没有安全感的。”
基于这样的原因，本台采访到的多数中等收入者都拒绝用“中产阶级”来定义自己。
【根源是改革停滞 中产阶级挣扎求存】
前述那位深圳的金融高管指出：“身边的人可能还是有人认为这是周期性的下调，但我个人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还是一个制度瓶颈的问题。”
这种制度瓶颈在民营企业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中国的民营企业创造了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缴纳了50%以上的税收，但民营企业长期在国民经济中无法得到公平对待。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政策也不友善。近几年，中国政府在经济领域主导的国进民退，尤其是国有企业参股民营企业，更让民营企业看到了不祥的信号。
前面那位小企业主谈到了他自身的体会， “去年中央接管阿里、腾讯、百度等大企业，就是你以目前的形势看，包括我们现在去进货，都差不多象计划经济一样。”
但中产阶级更怕看不到国家的经济前景。面對新冠疫情，中国政府祭出的仍是投资拉动措施。到三月初，已经有13个省、直辖市公布了总额达34万亿的2020年重点项目投资计划，其中又以基础建设为主。
但中产阶级对中国长期以来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早已有了警惕。
前述那位东部大学的教师分析说，“我不觉得它有什么经济增长点，它也不可能老靠基础设施的投入去拉动经济，房地产业已经要耗竭了，它还能怎么办？我不觉得中国的经济接下来有任何向好的动力。”
中产阶级已经敏感地意识到，中国经济下滑的根本原因在于改革的停滞。
深圳金融高管分析说：“改革开放实际上已经停滞了，所制造的很多热点，最后证明并不是真正的热点，也没有实质的创新，就包括在科技方面。比如说，共享经济那一块，事实上证明是泡沫。”
2018年底，在北京举行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表示，“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这一讲话被外界广泛解读为中国改革已死亡。
自习近平主政以来，言论自由遭到进一步打压，网络上高筑防火墙，中国老百姓与外界的沟通被大大压缩。这实际上也损害了经济增长的潜力。
深圳的金融高管指出，“你说创新的话， 要让人民思想活跃吧，能了解外面的东西吧，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你让大家怎么创新呢？”
增长乏力、危机四伏的中国经济体现在又迎头撞上了新冠疫情这只黑天鹅。中国经济能否安然度险，还是未知数。中产阶级在危机中举目四望，似乎比以往更急於尋找出路。他们或在转行，或在移民，更多的是在寻找活路。
那位深圳的金融高管说自己很快将失业，他告诉本台，“还是想着，怎么样找到合适的工作，然后先活下去吧！”
（记者：王允；编辑：曹郁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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