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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孙立平: 当前的关键是国家的方向感, 精英的安全感, 百姓的希望感
编者按：今年以来，中国和世界面临新冠疫情、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等多重困难。中国究竟该何去何从？今天特刊发之前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关于中国改革和未来走向的演讲（有删节），以飨读者。
这几年可能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让人困惑的一段时间，
过去的三十多年我们有时候也有困惑，但那时候的困惑好比是：我们在一条很明确的路上走，但是中间遇到了困难，遇到了障碍，尽管如此，路是明确的。
但是这次有点不一样，那哪条最后可能就走得通，可能就是一条路，哪条可能走不通，它根本就不是路呢？现在我们都有点弄不清楚。
最现实、最眼前、最急迫的是什么？我想从最虚的层面来说，就是三方面：第一个是国家的方向感，第二个是精英和上层的安全感，第三个是老百姓的希望感。我觉得这三方面现在如果没有一个最基本的答案，没有一个最基本的框架，别的改革根本就无从谈起。
一、最关键的是国家的方向感
在过去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有过顺利的时候，有过不顺利的时候，但是无论是顺利的时候还是不顺利的时候，哪怕是受到挫折的时候，国家的方向感，即国家朝着什么方向走的问题，从来没有模糊过。朝着什么方向走？朝着现代化的方向走，经济上朝着市场经济的方向走，政治和社会朝着民主、法治的方向走。
但在最近的一段时间，这个方向感却有些模糊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对国家的方向感觉模糊了。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很虚的问题，单就对经济的影响来说，都是很明显的。
这个方向感是最重要的，如果中国现在国家的方向感不明确，什么改革，什么转型，我觉得根本都谈不上。所以，首先要解决方向感的问题。
而解决方向感问题，按照道理来说其实没什么可难的。十八大之后我们曾经开过两个很好的会，出了两个很好的文件，一个是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文件，当中最重要的是两个地方，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另一个是四中全会，法治，依法治国。问题是要真正朝着这个方向走。
二、精英和上层的安全感
在法律的意义上，在人格的意义上，人人都是平等的。这当然没错。但同时我们得承认，不同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什么是一个好的社会？一个好的社会总得让最能干的这些人脱颖而出，当然同时要规范他们，使他们的行为更有利于社会。改革开放三十年和改革开放之前比，一个重要的变化就在这里。
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你可以找出种种原因，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最能干的人有了机会，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但在最近的几年中，与国家的方向感模糊相伴随的，是相当一批精英在跑路，资金在外流。现在跑路最明显的，一个是有钱人，一个是有知识的人。甚至一些很温和的人，对体制很认同的人，都在开始跑路。没跑的，也是人心惶惶。这背后，就是精英的安全感问题。
因此，现在经济要走出困境，精英上层的安全感非常重要。而安全感最基本的保障，是法治。临时性的政策倾斜，甚至一些重视民营企业的举措，都已经不能解决问题。
三、 老百姓的希望感不能破灭
应当说，在十八大前后，老百姓应该是充满着希望的。在那之前多少年不作为，问题已经积累的越来越多，有的已经积重难返。人们期待有一届新的班子，能够有魄力，有能力来面对这个问题。十八大之后，打老虎、反腐败，更进一步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但要看到，在最近一两年中，社会的心态，老百姓的心态，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甚至对反腐败，也是什么样的说法都有了。
这个情况又与经济周期碰到了一起。我走访过一些地方，包括农村。据我所见，有相当一部分地方，农民的收入是减少的。按照有关报道，仅粮价这一项，农民减少的现金收入就有一千多个亿。而按照目前整个经济形势，农民打工的收入也不可能有很大增加。
城市呢？去产能，涉及到几百万人的转岗甚至失业下岗问题。客观地说，涉及到的人比90年代中后期那次要少，政府准备的条件比那次要好，但毕竟涉及到几百万人的生计问题。
现在社会要进入一个新的三十年。这个新的三十年应该建立在过去那两个三十年认真反思的基础上，从而提出具有一种超越性理念。这个理念，应当体现出对过去两个三十年的继承与超越，应当体现出13亿人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应当体现出人类进步的共同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