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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充当斯大林吹鼓手的高尔基
文：刘晓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对于出自苏联作家高尔基《海燕之歌》的这句诗，很多中国人都并不陌生，因为这是大陆中学必学的“红色课文”之一。这首散文诗表面上虽然在讴歌在海面上飞翔的海燕，不惧怕暴风雨的来临，实则在赞美俄国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其创作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也为不少中国人所熟悉。如果说，彼时的高尔基受到共产党的蛊惑而政治上稍显幼稚，尚可以理解外，那么在他看透共产党的残暴、批评列宁的政策而离开苏联后，却再度接受斯大林的邀请回国，并自愿充当斯大林的吹鼓手，就让人鄙视其人品了。
“不合时宜的思想”
高尔基1868年出生在一个木匠家庭，4岁时父亲去世，他跟母亲一起在外祖父家度过童年。从10岁开始，他先后做过学徒、搬运工、看门人、面包工人等。1884年，他开始阅读民粹党人著作和马克思的著作，并对革命充满了向往。
1901年，高尔基创作的《海燕》受到了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列宁的称赞。1905年，他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即苏联共产党的前身，并与列宁相识，得到了其的赏识。1906年，高尔基受列宁的委托，由芬兰去美国进行革命活动，在美国出版了长篇小说《母亲》。其后，他定居在意大利卡普里岛。他创作的中篇小说《忏悔》和一些文章受到了列宁的批评，因为在信奉无神论的共产党人看来，其小说和文章中存在的“经验组织”和造神论是错误的。
1913年，高尔基接受邀请，从意大利回国，从事无产阶级文化组织工作，并主持《真理报》的文艺专栏。高尔基还多方奔走，为布尔什维克募款，甚至说动了几个怪癖的富翁把遗产留给革命政党，给列宁办《火星报》提供资金。这使得一贯看不起俄国知识分子的列宁，对高尔基十分器重。列宁不止一次的说道：“高尔基和我们在一起，这好极了。高尔基是真正的革命家，他有巨大的才能。”（《列宁与高尔基》第474页）因此，列宁不仅支持高尔基继续进行文学创作，还鼓励高尔基创办报纸，为革命直接呐喊。
1917年5月，《新生活报》创办，高尔基为其主笔，该报存活时间很短，在1918年7月即被苏维埃政权关闭，原因是在14个半月中，高尔基的58篇刊登在“不合时宜的思想”栏目下的文章，一直在谴责革命的红色恐怖。不过，直到1988年，苏联才将《不合时宜的思想》文章结集出版。
书中第一篇文章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争取言论自由，是为了能够说出和写出真情。”尽管“真实情况确实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接受的，有时真实情况极为沉重，使人直面它时会感到可怕”，高尔基呼吁：“我们需要有不怕对人们当面说出真实情况的领袖们。如果社会主义的报刊不仅揭露资产阶级，而且还揭露它自己所引导的人民的话，那么将来这报刊一定能因此获益。不但对敌人，而且要对朋友严格无情。”
在这些文章中，高尔基揭露了“十月革命”后无处不在的血腥与暴力以及对知识对文化的肆意践踏。他直言：“无产阶级并没有取得胜利，全国到处都在进行内讧性的屠杀”，“人们成群结队的洗劫酒窖，酗酒狂饮，互相用酒瓶砸打脑袋”，“人的生命在他们的观念里将变得十分廉价”，“把藏书烧毁了，把钢琴用斧头劈掉了，把藏画撕碎了。科学仪器、艺术品、文化用具”被看得一钱不值，“极珍贵的图书馆一个接一个地被毁坏了”。在毁坏的同时，是大规模的抢劫。“去抢那些抢来的东西”成为一种高尚的流行的口号和革命行动。
刑和杀人更是司空见惯。高尔基写道：“日前，一些该死的聪明人宣判一名17岁的青年人从事17年的社会劳动，仅仅是因为这位青年坦白而诚实地表示：‘我不承认苏维埃政权！’”还有，六名大学生晚上从聚会地出来，就被抓进斯莫尔尼宫，第二天早上人们就在一个教堂附近发现了他们的尸体。高尔基伤心的表示：“当你看到社会主义的伟大神圣的旗帜正被肮脏的手和满脑私利的人抢夺过去时……我就不由得想哭上一场。”。
而“所有这些行径都是以‘无产阶级’的名义，为了‘社会革命’而进行的”。高尔基痛斥那些“永远的革命者”，“他们来到人间仿佛就是为了歪曲、污蔑、贬低革命思想的文化的、人文的和全人类的内涵，把它弄到可笑、庸俗和荒唐的地步。”
当高尔基看到俄罗斯水兵在报纸上公开宣称：“杀死我们的每一个同志，我们都将以千百个富人的死作为回答”时，他发出了冷笑：“红色舰队的水兵们以他们措辞严厉的声明承认，除了刺刀和子弹外，他们再没有任何为社会正义而奋斗的手段了。”他质问：“水兵先生们：君主制的野兽心理和你们的心理有什么区别吗？”“这是一群冷酷的狂热分子、禁欲主义者”，无所不用其极地“唤起了人民群众中古老而残忍的兽性。”
高尔基还直戳“十月革命”后权力的张狂和法令的虚伪，讥讽“革命”后俄国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的法令只是报纸上的小品文……这些法令是一些‘用叉子在水面上书写的’很不可靠的文字”，因为“在革命期间已经有一万次‘私刑’了”，比中世纪“卑鄙残忍的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最令我震惊，最使我害怕的，是革命本身并没有带来人的精神复活的征兆，没有使人们变得更加诚实，更加正直，没有提高人民的自我评价和对他们劳动的道德评价。”
在讲述了一位出版家被监禁后，高尔基做出如下结论：“苏维埃政权就是这样把自己的精力耗费在煽动恶意、仇恨和幸灾乐祸的感情上。”“现政权毫不理智地相信，它能够在旧的基础上，即在专横和暴力之上建立新的国家制度。”他对俄国无产者大声说：苏维埃政权正“在把你们引向死亡，在把你们当做无人性的试验材料使用，在你们的领袖们的眼中你们仍然不是人！”
高尔基哀叹道：“哪里的政治太多，哪里就没有文化的位置，而如果政治渗透了对群众的恐惧和对群众的谄媚——就像苏维埃政权的政治具有的主要缺点一样——那么谈良心、正义、对人的尊敬及其它的一切就完全是毫无益处的。”“在如今可怕的日子里，良心已经死亡。”
此外，高尔基还对列宁新政权钳制思想和言论的专制行为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明确的表示：“被迫害的思想，即使是反动的思想，也会获得某种高尚的色彩，激起人们的同情”。他告诫列宁：“逐一杀害不同思想的人，这是历届俄国政府国内政策中已经验证的老方法。”但“剥夺出版自由——这就是对身体施加暴力，而这是与民主派不相称的。”高尔基直言自己对自由“有一种极度的饥饿感。”
高尔基对发生在眼前的一切彻底失望，他认为列宁“把自己想像成社会主义的拿破仑”，把“俄国人民做一次注定要失败的残酷的试验”，“这一不可避免的悲剧并不能使列宁感到难为情”。
高尔基还表示，苏维埃政权“在把自己的目光投向遥远的未来的时候，忘记了未来是用当前创建出来的。”因此“‘我担心’，这些工人中的一位写信告诉我，‘有朝一日群众将对布尔什维主义不满，对最好的未来永远失望，将永远失去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将重新把目光转向过去……’”
高尔基的大胆言论无疑触怒了列宁和苏维埃政权，《真理报》对其展开了猛烈的围剿，其后苏维埃政权不仅查封了《新生活报》，禁演高尔基的剧本，还抄了他的家，并威胁要逮捕他的亲朋好友。最终，列宁出面，建议自己曾称之为“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代表”的高尔基离苏联。于是，1922年，高尔基借口出国治病离开了自己的国家。
接受斯大林邀请回国
列宁死后，继承者斯大林为了确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一方面用恐怖手段镇压异己，一方面收买效忠者，收买的对象是党内高官和著名知识分子，高尔基就是其最重要的目标。斯大林向克格勃下达了让高尔基回国的任务。
斯大林采用的手法是：先制造全苏联对大作家的个人崇拜，等大作家接受了这种崇拜，再让他作为制造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领军人物。
1928年，高尔基60大寿时，先是克格勃的头子亚戈达组织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电报和信件发给在国外的高尔基，向其抒发崇敬和怀念之情；接着，克格勃又策划了规模空前的60诞辰庆典，高尔基的各种照片画像、赞美高尔基的文章充斥着苏联的所有媒体；最后，亚戈达向大作家转达斯大林的提议：请高尔基务必回来担当红色苏联的精神领袖的重任，大作家将成为国内的第二号人物。
曾经看透苏共并强烈抨击其政策的高尔基会接受斯大林的邀请吗？要知道，此时久居国外的高尔基已经失去了其在列宁时代的那种文坛无二主的荣誉和地位，而斯大林给予其的荣耀使其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高尔基选择了回国。
回国后，高尔基两次到全国各地旅行参观，在目睹了所谓“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蓬勃景象”后，写了长篇报告文学《苏联游记》。此时的高尔基重新感受到了不尽的肉麻恭维和难以想像的特权优惠，其儿子马克西姆凭借父亲的特权，过上了奢侈的生活，并被称为“苏维埃王子”。
为了进一步笼络高尔基，斯大林加封高尔基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人和最高代表”，高尔基则吹捧斯大林是“列宁的忠实的坚强的学生”，“强有力的领袖”，具有“钢铁意志”和“充满智慧”的“更加伟大”的党的领袖和“人民的父亲”。从此，高尔基成为斯大林的吹鼓手，不断重复著斯大林喜欢听的谎言。
充当斯大林的吹鼓手
上个世纪20年代，一个犯人从苏联的索洛维茨岛劳改营中成功逃走，并在逃亡英国后出版了曝光岛上黑幕的《在地狱岛上》一书，该书让欧洲人甚为震惊。为了消除负面影响，苏联政府决定派一个政治上可靠且在国际上享有声望的作家亲赴岛上考察，以此驳斥西方的指责。符合这两个条件的高尔基被选中了。
在国家相关官员的陪同下，高尔基来到了索洛维茨岛。在他来之前，监狱方就做了精心的安排，改变了岛上肃杀的气氛，如将岛上衣衫褴褛的犯人集中起来，然后用帆布遮住。
不过，在貌似温暖、舒适的环境中，高尔基还是看出了一些端倪。有些被安排在长椅上躺着看报纸的囚犯，故意将报纸倒拿，大概是希望以此暗示高尔基：他所看到的都是颠倒黑白的，是假的。没有人知道此时的高尔基是如何想的，他只是默默的走到那些将报纸拿倒的囚犯身边，将报纸正了过来。
然而，出乎监狱当局和国家相关人员意外的是，当高尔基参观儿童教养院时，一个十四岁男孩突然从欢迎队伍中走出，轻轻的对高尔基说：“高尔基爷爷，你看见的都是假的。想知道真相吗？要我告诉你吗？”高尔基十分吃惊，他摒退了所有人，在工棚中单独和这个男孩谈了一个多小时。男孩将监狱中所有的饥饿、毒打和虐待全部告诉了高尔基。
当高尔基从工棚中出来时，业已是泪流满面。随之他被四轮马车接到了监狱长官的别墅中用餐。在用过餐后，高尔基离开了索洛维茨岛。而那个冒着生命危险将真相告之的男孩在其刚刚离开后，就被枪决了。时间是1929年6月20日。
了解了真相回到莫斯科后的高尔基，立即在苏联和全世界各大报纸上发表署名文章，文章“以雄鹰和海燕的名义”，称苏联政府拿索洛维茨岛来恐吓老百姓是“毫无根据”的，“犯人们在那里生活得很好，改造得也很好。”
无疑，高尔基选择了背弃良知。两个很好，将当局所有的罪行统统抹去。《古拉格群岛》的作者索尔仁尼琴认为，高尔基为了获得更大的声誉和金钱，就必须和当权者合谋，自愿充当吹鼓手的角色。
《莫斯科日记》中的高尔基
1935年，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应高尔基的邀请访问苏联，并见到了斯大林。在其回国后撰写的《莫斯科日记》中，我们得以再次窥见高尔基的蜕变。
高尔基曾对不满苏联公然歧视政策的罗曼·罗兰的妻子玛莎如此说道：“如果需要做出选择，牺牲什么会更好一些？少数还是多数？”从高尔基的所作所为来看，自然，牺牲少数而维护所谓“大多数人的利益”无疑是正确的选择。良知在此似乎已成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此外，究竟由谁来判断谁是“少数”，谁是“多数”呢？这个仲裁者可以保持公正吗？
对高尔基的诘问，玛莎当时的回应是：“假设是少数，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有什么权利对想在德国人中灭绝少数犹太人的希特勒感到愤怒呢？”诚如斯言，如果以高尔基的判断标准，希特勒也的确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但历史却表明，希特勒遭到了所有世界上正义人士的唾弃，而这恰恰是因为他背弃了人的基本良知。
结语
1936年6月18日，高尔基去世，终年68岁。有无法证实的传闻称，他是死于斯大林的暗杀而非不治之症。因为那些甘心充当斯大林御用工具的人在被利用完后，大多死于非命，包括他最信任的克格勃头子们。不过，高尔基由一个“不合时宜”的独立知识分子变成独裁政权的吹鼓手的过程，倒是非常值得所有专制制度下的知识分子引以为鉴的，毕竟历史将最终给出一个真实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