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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专栏 - 北明非常识：始皇帝“毛主的习”——习近平的权力路（14）：官民惊人比率VS反腐最佳公式
一个少数民族家中墙上挂着的习近平画像。（美联社）
三十年前，厌恶于中国无官不贪现象，坊间流传一个说法：“我国”无论哪一级官员，站一排，以贪腐论罪，隔一个挑一个出来枪毙，扒拉一下尸体看看，基本不会有冤枉的。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北明非常识，始皇帝毛主的习，习近平的权力路。
中国民间这个说法与远在英国的历史学家，自由主义者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十九世纪，清朝光绪年间（1887年，光绪十三年）说过的一句格言遥相呼应。他那句格言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注：““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引自1887 Letter to Archbishop Mandell Creighton。”引自1887 Letter to Archbishop Mandell Creighton）当代中国坊间表述的是腐败现象，近代英国学者总结的是腐败根源。这句格言后来被不同人种，民族，社会，国家一再验证，直到被中国当代腐败现象又一度验证；证明是一个人类社会普遍现象，因此传遍世界，直到传入中国；被译成多种语言，直到译成汉语。
反面的证明则是：那些在“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中排在前位的国家，如丹麦，新西兰，芬兰，新加坡，瑞士，加拿大，荷兰，瑞典，挪威等，大都是限制绝对权力的，政治文明化国家。（注：中国及其相邻和熟悉国家在“透明国际”“清廉指数”中的排位，请见本系列上一集）
一党极权，个人独裁，绝对权力之“我国”，官员腐败是绝对的，而且贪腐几近合法化。是个官员都知道：“不贪白不贪，贪了也白贪”；“有贪不贪，的确够冤”。贪官一旦被整肃，喊冤叫屈、诉诸舆论的是同一个理由，至多后面再加一句补充：“不合污难同流，（不同流难做官），何以单单整我？”
这并非狡辩:做一个清廉的异端比一个腐败的同僚要艰难得多也危险得多。腐败下去，至多偶然被整肃（后详）；清廉起来，百分之百会被同僚清除。生存于人人腐败的粪坑，有人竟不臭味弥天，竟要出粪坑而不染，足见心思叵测。导致群蝇侧目，众大粪不满是必然的。为了不引爆沼气，被先下手为强是迟早的事。这就是为什么2015年被双规前已如惊弓之鸟的武汉市委书记阳卫泽忍不住要公开哀鸣：“为官不易”。
世间万物并行不悖。恶臭浊天，粪坑有粪坑的逻辑，糜烂熏池，官场有官场的“道义”。
如此“道义”是制度性腐败的见证。所以，三十年后，腐败现象已经比比皆是，坊间那个关于官员腐败的说法也与时俱进了：“我国”无论哪级官员，站一排，以贪腐论罪，统统枪毙，不用扒拉尸体，基本不会有冤枉的。
中国腐败28年之久久禁而不止，三百万之众官员下马不能剪除，除了极权政治基因所系，显然有另一个原因。这个原因简单得无以附加：中国官员注意到数腐败，甚至被整肃者以每年以五，六十万的速度整下去，到今年（2020）底将逐渐转变为三百万，相对于中国腐败总数，依然微乎其微。
中国共有多少官员？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2005年6月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指出，依据2005年4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也是与文明世界相对统一的官员标准，而不是中国御用学者自己制定的标准——中国实际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是七千多万人。
这个数字超过了一个法国或一个英国的全国人口总数。以此数字计算，官员与平民的比率是1：18，从“财政供养”角度描述，就是每十八个老百姓，拥有一个需要养活一个官员。（注：中国吃皇粮者超过7000万专家专家严严控官员扩/2005年6月13日法制日报/转引自新浪财经）。
比较一下中国历代官员与人口的比率，可以感知这个数字的含义。
据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分析》一书公布的数据，中国西汉年间官民比率是1 ：7945，大约八千民众养一个官员。
此后，官员和人口比率持续缓慢增加：唐朝年间是1：2927；将近三千民众养活一个官员；明朝年间，1：2299，两千三百民众养一官；清朝，1：911，九百民众养一官。
迄至当代，官员数量大幅增长：1987年：1：67，六十七个百姓养一个官； 1998年：1：40，四十个百姓养一个官。（注：大纪元/中国公务员连年膨胀百姓养官官负担历史最高）2005年，如我前述，1：18，每十八个老百姓拥有或养活一个官员。
到本节目播出又是十五年过去，今年是2020年，现在是仲秋十月，这个比率是多少，未见到资料。不过可以肯定官员数量只升不降。
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之天理昭昭，中国官员人腐败之现实确凿，甚至按照七千多万官员这个十五年前的、低于实际的统计数字，和十五年后被惩治官员达桑三百万的预期值估算，中国收到惩治的腐败官员也只有4%。而这个百分比的分母部分，并未包括路人皆知的、腐败官员们数可亿计的腐败家族成员。
既然不能以改变制度和结构根绝腐败之源，又发誓赌咒非要制止腐败，唯一可行有效之术，便就是住在中央到地方官员，一个不剩 ，全部革职。
大道之简，衍化至繁，返璞归真，方为自然。这个化繁至简的惩腐方式基于一个简单逻辑：若不能彻底消解和废弃腐败机器——极权专制制度，退而求此次的办法就是把机器上的所有部件，包括螺丝钉全部拆除。
这道简单自然的惩治腐败算数公式是：中国官员总数减去被整肃官员的总数，等于腐败或清廉程度。等于号后面的数字归零，说明腐败程度、清廉程度越低；等于号后面的数字越小，腐败程度越低，清廉程度越高；等于号后面数字归零，说明腐败根治，清廉到来。也就是说，中共七千多万官员全部革职之日，就是中共反腐运动大获成功之时。
必须说明一句，上述这个简单的算数公式，是中国政府和习近平当局的惩腐思路的逻辑结果和必然结论，不是本节目的发明和臆断。
虽然如此，这不可能实现：世界上没有一个独裁政党，以自杀行为清洁自身；世界上也没有一个自己的立法自己执法的机构，愿意自我整治到自我消失。
事实是，人们已经看到中国当局确实尽了很大努力清除腐败——于社稷，宣布要清洁这个党的肌体；于党私，致力于巩固这个党存在的道义合法性；于方式，摆脱国法约束而恣意妄为（下集详）。但贪婪是人之本性，全人类都一样，因此腐败之易，易于反掌；而知足是一种价值，不刻意追求不能所有权，因此清廉之难，越独断专行越腐败泛滥。在这个意义上，迄今近三百万被惩治的腐败官员悉数是他们立命安身的那个制度、那个政府、那个党的牺牲品，也是，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请勿断章取义——他们值得同情。
为要清除社会大面积腐败现象，首在建立文明化的社会制度，消弭腐败的政治生态环境；次在以独立的法律精神和司法制度制裁犯罪；最终，要在人性和个人修为层面，以超越世俗世界的信仰和对天道的敬畏与谦卑，羁勒不劳而获胜的贪婪本性，在拥有“想做什么能够做到”的低级自由之外，赢得康德所体现的“不想做什么就能够不做什么”的高级自由和属人的尊严。
中国肃贪反腐的执行者多是党的秘密警察而非职业司法人员；案件的调查审理秘而匪宣不得公开；所有媒体一概屏蔽，即便获准报导也必须统一时间、口径、措辞。这些异常情况，均与中国当局反腐手段直接相关。下次节目我将就这次没来得及探查的习近平反腐败的手段，作一次语言学和法理学上陈述。
来源:RFA, 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