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文化名人耿潇男和丈夫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耿潇男微信图片）

中共建政七十多年来，中国人权被剥夺殆尽：没有言论自由权，没有集会结社权，没有对人身安全与财产的绝对法律保护权，没有国事知情权，没有问责政府权，没有参政议政权，没有改选政府权，没有平等法治权，没有拒绝洗脑教育权。

此外，中国当局还直接霸占人们的基本生存物资，侵犯人们基本生存权利，导致中国群体性的抗议事件连年翻番。

“据统计，中国大陆的群体性事件1993年是8,700起、1999年超过3.2万起、2003年6万起、2004年7.4万起，到2005年8.7万起(包括妨碍公务、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聚众斗殴、滋事等)，13年增加10倍(于建嵘「中国骚乱事件和管治危机，2007.10；中共公安部网站，2006.5；2005年中国社会蓝皮书)，平均每6分钟就发生1起。而据中共国家统计局2007年12月公布的“2006年社会统计年度数据”显示，2006年公安机关受理「扰乱单位秩序」、「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滋事」、「阻碍执行职务」等4类案件有59万9,392起，查处的亦达58万3,180起，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频率呈现爆炸性的成长。“（注：《洛杉矶时报》：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增多，政府不得不倾听民众的呼声
/RFA:）

三年之内，从10万增长到18万，平均每年增长超过2.6万。这还是十年前的数据。

此后十年，尤其是习近平当政七年，中国人权状况持续下降有目共睹。再此前提下，仅以每年2.6万的增长速度为计，今年（2020年）群体性事件至少超过26万起。平均每天发生730起。也有报道说，仅与环境污染有关的群体抗议事件，每天大约500起。（注：官媒：维稳经费五年翻番 将近一万四千亿元/RFA:）维稳费用持续增加并常规性地超过军费，从侧面说明中国大陆人权被侵犯导致的社会矛盾冲突剧烈，强力压制之下，反抗行动虽然无组织，依然势不可挡。

三十年来，当局专权造成的严重社会不公、不义、不仁、不谐和，产生并凝聚了大量受害人构成的利益群体，如法轮功修炼群体、复员军人待遇不公群体、假药受害群体、强行拆迁群体、土地被侵占群体、环境污染受害群体、投资受骗群体、有毒食品受害群体、豆腐渣校舍工程受害群体、官员私卖土地受害群体、强制计划生育受害群体、下岗工人群体、农民工群体、冤假错案群体、良心犯家属群体等等不一而足。

自九十年代末起至今，中国还连绵不断地产生着地域事件为轴心的难以数计的、规模从数百人、数千人到数万人的各类大型抗议群体。（注：冰山一角：1976-2019年重要群体性事件统计/品葱：）

在所有这些民众抗议事件基础上，自1976年四五运动以来，不算北京发生、席卷全国、几十个城市跟进、数百万人参加、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抗议浪潮同气相求而震撼世界的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有明确政治诉求的民主运动和异议声音一直持续到习近平时代。粗略统计并简要描述，中国当局先后镇压了站在“我们人民”前列的、排排跟进、轮番抵抗奴役的六排各界政治、思想、文化、EGO、法律等各界精英群体和个人。

最近被刑拘的媒体人耿潇男（北明提供）

第一排：江浙人为首的中国民主派运动

“生为万夫雄，死演革命史”，官方在对上述群体的抗议事件进行常规性打压的前提下，还在连续不断地镇压站在中国抵抗专制第一线、曾经公开组党，四十年来长期顽强抵抗专制的江浙一代仁人义士，以至于将他们几乎绞杀殆尽。（注：参见华盛顿手记 / 钱塘义士民运悲歌：「坐牢是我的工作」/RFA）

第二排：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为代表的中国异见精英

自1989年天安门声势浩博、影响深远的民主运动被镇压后，中国以二十年时间的沉默，重新凝聚起了宪政改革的力量。这是第一排的江浙民主运动持续遭到镇压中，站在第二排的政治反对力量。他们大都参与了2008年著名的中国“零八宪章”最初的联署活动。但是自2009年，这一力量开始遭到大规模整肃。

知名的被整肃者是刘晓波，他在零八宪章网上公布数小时后/就被拘留。刘晓波，是零八宪章的发起人和共同起草人，签署活动主持人、中国温和反对派代表人物。他不久释放后，于2009年6月被正式逮捕、判处十一年有期徒刑。

晓波在服刑期间获得了两项国际奖，一是声誉巨大的诺贝尔和平奖，使他成为达赖喇嘛之外，中国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这个奖项的获得者。此外，他和零八宪章的签署者们，还获得了东欧抵抗专制同仁颁发的具有特别意义的奖：捷克总统哈维尔亲自颁发的人与人（Homo Homini）人权奖。这使中国温和的反对声音一度受到极大鼓舞。

但是这一轮整肃除了刘晓波被重判，在303名 “零八宪章”各界发起人和最早签署人中，可以确认遭到传唤、审问，反复并被要求退出，并被删除博客等整治的人，至少有70名。这导致中国这个极权帝国的版图上，第二排公开表达不同意见的知识精英，开始逐渐噤声。

第三排：緘默耕耘的异议知识人

习近平2013年底登基后，对此成果并不满意，逮捕范围开始扩展，囊括到第三排更加温和的异议知识精英。他们中间有很多来自第二排，退居其次，而改变了自己表达方式。他们并无直接抵抗行为，不公开出声，但是他们尚未沉默，审时度势地打擦边球，并在不直接触及敏感现实的思想、文化领域，耕耘深冬的土地，埋下春天的种子。

这一时期里，表达对奴役之不满的方式严重缩小以至于无，只剩下了各类被镇压的政治事件纪念日，如八九民運六四祭日、趙紫陽祭日、胡耀邦先生祭日等這一極為有限的空間。但是在這一空間极为谨慎地表达哀思或反思，也不被容忍。2014年5月，当局相继刑事拘留了北京郊区私宅中，於八九六四紀念日提前一個月聚会，闭门讨论这一运动的几位知识人：胡石根、高瑜、徐友渔、郝建、浦志强、吴斌、刘荻。罪名是“寻衅滋事”。

被拘者虽然不久释放，这是一次成功的震慑。导致在中国每一个政治事件纪念日，想表达追思的人们必须极为小心谨慎，自我按奈，内心的愤懑和自发的纪念活动，挤压为餐桌上的牢骚和平民化的宣泄。

到2014年初冬，已经有数百人权活动人士包括律师、作家、学者、记者被抓捕，人数之众，超过以往数年。甚至北京的文化编辑徐晓女士也被带走，中国大陆已经雷区遍布，良知世界已经没有人身安全，中国批评界至此基本鸦雀无声。

第四排：独立公民团体

直接或间接的文明政治诉求已压制，习近平当局没有罢手。2014年，打击目标同时对准的是中国独立的公民团体。这是一支在界定模糊中摸索，在不断变化的容忍范围内，艰难生存的文明力量。

习近平上台不久就发布所谓“七不讲”的意识形态领域通报，其中“公民社会不要讲”列为第三。并将“小政府”、“大社会”和“公民社会”作为西方世界给中国设置的陷阱，必欲除之后快。当局对这支力量下手之际，这些独立团体，如传之行、立人图书馆等诸多并不涉猎政治敏感问题的机构，被强行关闭，很多负责人被捕、被判刑。据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披露，至少1500名持不同政见者、非政府组织成员、访民、家庭教会成员、互联网、大学和新闻机构人士被捕入狱。仅宪政学者、温和的公民运动倡导者许志永的团队，就有一百多人被抓，他本人则被判刑四年。

与之同时，当局出台政策加紧对未判死刑的独立机构的资金控制，海外资助则以阴谋论为由被切断；境外非政府组织必须注册并取得官方批准。（注：https://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beimingfeichang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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