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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中年父母们提前到来的空巢年
来源: 全现在 作者: 徐黛茜.巴布尔
“我烦死了，不让回家过年。”1月11日下午，柳心接到了儿子贺哲发来的消息。
收到微信的时候，她正在镇子的集市上买菜。这个位于湖南邵阳西南的小镇，已经舒展出一幅春节的画面：肉铺里的铸铁勾子上，挂着一排排整扇的猪肉；路边的竹笼里，鸡冠红亮的大公鸡伸着脖子；街边商贩的摊位上，也摆上了湿烤花生、五香瓜子，以及五颜六色的糖果。
柳心站在路边，看着手机愣了神，过了半小时，才发过去三个“爱心”，四个“抱抱”，末了，加了一句，“到时候给你寄点好吃的来。”
这是22年来，儿子第一次不在自己身边过春节。
过去十年间，儿子贺哲在省城长沙上中学，后来又到北京上大学，工作。大学后，只有春节时，才一年一次回到她身边，不用隔着手机屏幕，看见活蹦乱跳的大小伙子，听他围着自己耳朵边喋喋不休。春节，是“儿子”这只远行风筝留在她手里的一根丝线。
2020年12月23日，北京顺义一例新冠肺炎无症状患者确诊，打破了北京市连续165天无本土病例的记录。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顺义、大兴陆续确诊了75例，先后有8个地区划为疫情中风险区。为了控制疫情发展，国家卫健委倡议大家尽量留在工作地过年。随后，全国有29个省区市都发布了鼓励“就地过年”的新政策，以及“返乡人员防疫措施”。
倡议之下，大多年轻人们选择留在原地过年，他们的身后是像柳心一样无数父母在家乡的独自等待。
与隔离“斗法”
整个一月份，柳心就在琢磨两件事，一个是过春节要准备些什么，还有一个就是怎么解决儿子春节从北京回来隔离的问题。
她今年45岁，总穿着干净的素色裙子，脖颈间系一条粉红或者翠绿的丝绸纱巾，这身打扮让镇上的人常常忘了她的年龄，有人以为她才30出头。在儿子三岁那年，她就放弃了工厂会计的工作，二十年来以照顾儿子为工作。家中的收入主要靠着丈夫在政府公务员的工资，好在小镇生活成本较低，一家人生活简单而平静。
12月底，北京出现零星确诊病例的时候，柳心就开始担心，每次从新闻里看到有确诊病例的时候，都要根据流调地址，逐个输入手机地图查一下与儿子的距离。12月25日，一例确诊病例的工作单位在北京朝阳的利星行中心上班，她看到地图显示只有3公里，一下子就慌了，赶紧打电话，让儿子囤米囤菜，“万一被封锁了，也不会饿着”。
那时候镇子上传出消息说，北京回来的要居家隔离14天。最开始她是乐观的，甚至有点兴奋，“大不了在家待着不出门，一家人在一起隔离怕什么，而且还能在家待14天呢。”自从5月，儿子从湖南到北京工作，已经七个多月没见，14天隔离，在柳心看来比7天春节假期划算得多。
没想到，一天之后，丈夫从街边带来了新消息，说当地会在春运开始的那天起，在高速公路路口和高铁站把守，截住所有从北京回来的人员，立刻送往县党校集中隔离。
县党校在小镇的最西头，一栋白色新建的四层教学楼，被几个小山包在中间，是一个远离人群的地方。去年冬天，新冠疫情第一次袭来时，镇上的人都窝在家里，柳心一家三口总在下午三点出门，一路散步到党校，再爬上一个低矮的山坡，看着停滞不前的挖土机和施工到半途的黄泥土地，讨论着贺哲的未来。那时候的贺哲沮丧于自己被迫中断的留学计划，焦头烂额地四处投递简历，准备找一份工作，等待这场疫情过去。而柳心则安然享受着因为疫情而意外拉长的亲子时光。
最初，柳心以为县里的干部在高铁站拦截北京回来的人，是用查车票的方式。她便想了个办法，让儿子先坐高铁到长沙，然后联系一辆车牌号是长沙的出租车，再回到镇上，这样县里的干部会以为儿子是从长沙回来，可以躲过隔离。但是贺哲告诉她，人家都是通过手机定位去查的，她只好放弃了这个计划。
“要是儿子回来只能去党校隔离，我们就陪他去党校过年。”柳心后来跟丈夫商量，还跟人打听好了，党校里有多大厨房，有多少自由活动的空间，能放得下多少年货……
除了柳心，在这个春节，还有很多母亲同样在与各种隔离政策“斗智斗勇”，在她们心里，隔离没问题，但是得把我和孩子隔在一起。
生活在湘潭的刘雨慧也是从12月27日就开始筹划了。这个平日里热衷打麻将的女人，一边盯着新闻里的确诊案例，一边盘算着今年春节该怎么办。
最初想到过年时的人口流动，女儿若是从北京回来，路上感染的风险太大，她就想从湖南开车去北京把女儿接回来，近两千公里，两天的路程，但女儿说不用担心，疫情没那么严重，不想那么麻烦。
湘潭市疾控中心在春运开始前一天，再次发布了“加强春节期间市民健康管理”的通知。刘雨慧粗略地浏览了一番，只看到里头写，要是有人从外地回来，家里需要配一个有单独卫生间的房间给人隔离，“这就是在家里‘坐牢’，”她转发给女儿调侃着说。只要能回到家里，刘雨慧就觉得总比待在外面好，她都想好了，买上足量的一次性的餐具，一日三餐都放在房门口。
小区里单元楼下都张贴了通告，如果有人从外地返乡，要提前向社区报告。新闻里这段时间不断出现的词语就是“就地过年”，刘雨慧去单位上班，同事都问她，你女儿还回来吗？她心里想，一年就只有一个大年，还是得回来，“不然这算什么过年？”
一月底时，又有新通知说火车票和机票可以免费退改。越来越多的措施在说，“留在原地别动了。”刘雨慧猜测，是不是新冠疫情变严重了？女儿迟迟没有买返程的票，她打电话过去，“你要是觉得不好回，就还是别回了，怕有个什么事。”坐车时，刘雨慧看到路上挂着一些标语，“提倡市民群众在潭过春节”、“鼓励外地在潭人员就地过年”。家里的老人看了新闻发出抱怨，“说就地过年这么好听，不就是在外过年吗？”
刘雨慧还想去北京找女儿，“回不来，我过去还不行吗？”核酸检测，居家隔离，这些麻烦相比和女儿团聚一起过年，就都不是事儿。
但没多久，单位里也有通知了，不能去北京，因为那儿不断有新的确诊病例冒出。
团圆的意义
2月5日，农历的腊月二十四，是南方传统的小年。柳心发现自己几乎忘掉了这个日子。看见邻居的儿子回来，她才忽然意识到还有不到七天，就是春节了。
寻常年份的春节，过的就是正月来之前忙忙碌碌的准备。每年临近春节，柳心就早早的把儿子从学校接回来。腊月二十四，要去镇上山东人开的铺里买炒货，瓜子要挑炒干了的，糖果要颜色搭配，裹着红色的塑料袋沉沉地拎回来。
腊月二十七，还要带儿子去乡下看杀猪，这是当地乡下筹备春节最重大的仪式。她会在前一天吩咐儿子早点睡下，“明早我带你去看杀猪哦，可有意思了。”贺哲年年都听这句话，年年都在腊月二十七这天看杀猪，杀猪的场面对他而言其实不是新奇的玩意。
他只记得第一次时，一群男人穿着黑色雨靴，宽大的斗笠罩在头上，迷彩衣服上到处溅着黄土泥点子，一把刀捅进去，猪的吼声震得房子都在抖动，他闭上眼睛，别过脸去，等没了声，再回头看时，猪就全然瘫软在盛满热水的大木盆子里。杀完猪，总会有一场酒宴在等着。宴席上，大伙儿黑红的脸上都泛着光，吃新的肉，开新的酒，端着酒杯，你来我往，充满豪气与喜庆。
柳心总是会把最好吃的肉给儿子夹上一大块。“尝这个，这个味道你到哪里还能吃得到！”
大年三十这晚，六点的年夜饭开始前，有一个仪式会等在那里，湘西人叫它“唱野”。门要九十度完全敞开，桌上要备上去世的亲人们生前最爱吃的菜，酒要倒满，人们相信这样的时刻，亲人的魂魄会温柔地走到面前，这时人双手合拢，把手臂长长伸出去，边拜，边说话，所有的话，亲人的魂魄都能听到。虽然是“唱”，可说出来的话是极平常的，去年做了什么，明年还要做啥。
在家唱野的时候，贺哲从不能自然地完成这个流程，他总不好意思对着空气说话，索性安静地跟在父母身后，把话放在心里，对外公外婆讲一遍。父母在前面一边拜着，说着他们要说的话，一边用余光扫到身后，悄声说，“你要跟外公外婆说啊，求祖先还不都是为了保佑你，我们还有啥要保佑的？”
过去的一年又一年，都是在祈愿儿子可以考一个好高中，考一个好大学，再后来，变成了出国留学能一切顺利。这回，儿子不在家里，柳心不知道唱野时要说些什么了。“春节怎么能不回家呢？”她记得自己像儿子这么大的时候，每年春节都一定要回家。那时，乘船走十几公里水路，一进村子，门口的杨梅树，屋前的小池塘，父亲坐在小矮凳上磨刀刮鱼鳞的声音，都一下子让她找回家的感觉。
虽然女儿不回来，刘雨慧的春节仍然在按照计划推进着，家里婆婆和父母都在，全家都要聚在一起团圆。
可是没有女儿在，这个春节对她就更难了。结婚二十多年来，没有一次春节是不吵架的，每年从腊月二十三起，夫妻二人就会因为是去婆家还是娘家争吵。她跟婆婆的关系不好，从没喊过一声“妈”，婆媳俩说过的话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年三十应付公婆，勉强吃一顿年夜饭，初一一早再奔波回到娘家，哥嫂和父母，一家十三口人等着团聚。可是这张桌上，即便是血亲家人，也有讨厌的人。二哥五年前跟她借了一笔钱，一直没说什么时候能还。前两年春节，二哥开回来一台新车时，也没提还钱，看看自己家十多年都没换的手动挡破车，她气得跺脚，“有钱怎么还不还！”。她和二哥心里有了嫌隙，平常连电话都没有。
但只要是过年，管它有什么不开心，不论今年赚没赚钱，坐在这张饭桌上，十三个小酒杯还是要碰在一起，团圆。过年的情绪始终让她挣扎，直到渐渐麻木了。
随着女儿长大，她有了伴，隐忍和不满有人在意了。女儿总是和她站在一条船上。除夕夜，电视里播着春晚，婆婆拉把凳子坐在一侧，丈夫在厨房忙活，帮忙准备年夜饭，她和女儿在沙发上呆坐着，“在家没看见他做过家务，”女儿小声说出她一直介意的事，“下一年，我们能不能在外婆家或者自己家过年？”她抿着嘴苦笑，反而宽慰女儿忍一忍就过去了。
这一年，年饭和团圆都会依旧，刘雨慧心中唯一的温暖，却不在身边了。
“卫星”
每年的春节一过，短暂的团圆结束，儿子离家，丈夫恢复上班，柳心总是一家人里最后从伤感里走出来的。
她会在儿子重新离家的这一天发一条朋友圈，一张空荡荡的房间照片，配文是：“儿子去学校了，妈妈在家里发呆。”
年复一年，相同的照片，相同的配文，在同样的那一天发在朋友圈里。只是今年，这条朋友圈提前了，配文也变成：“儿子回不来家，妈妈在家里发呆。”
盼着儿子春节回家的喜悦，到送儿子出去的失落，柳心已经重复了十年。儿子12岁时，她就把他从小镇送到省城长沙去读寄宿初中，湖南省的中学课业非常繁重，即便是寒暑假，也都要留在学校补课，只有春节一个假期。柳心每年春节这天把儿子接回家，又在春节过后送回学校。
这些年，手机是柳心和贺哲沟通的唯一渠道。
中学的时候，学校里只让用老年机，没有网络功能，只能打电话。每天晚上，柳心都和儿子通个长长的电话。封闭式的中学生活里，没有太多的内容，只有密集的考试和对考试的复盘总结，贺哲的电话总是在诉说考试的压力。
儿子上大学后，手机有了微信，微信的群聊功能，允许发图片，发链接，让沟通的窗口又变宽了一点。可是沟通的内容却渐渐少了，她能感觉到，儿子电话里，不再倾诉自己的挫折与不开心，永远都是嘻嘻哈哈。她知道在多年的异地生活里，儿子渐渐学会了怎样通过寻找身边的老师和同学解决问题，自己不再是遭遇挫折时第一个想到的求助对象。
柳心微信里的家长群里，都把孩子们叫做“卫星”，每次孩子买了春节回家的车票，他们会默契地发朋友圈——“卫星发来回程信号啦”。这种暗语，只有孩子常年在外漂泊的家长，能够瞬间会意。
柳心不甘心，她想为儿子解决问题，没有问题的时候，她就去发现问题。
读大学的时候，柳心和丈夫还大致的知道儿子会选课的科目，在期末季会问，“你是在准备高等数学还是准备线性代数？”尽管不知道这些名词背后的内容是什么，也帮不上忙，但总要问一句，好像这样知道了儿子在忙什么，心里有了踏实。
上班之后，却发现很难再掌握儿子的动向了，从前他读书的时候，父母大概能猜到一个读书人生活里都在忙什么，无非是上课，读书，复习，考试，循着那些想象，总可以一路摸出他生活的轮廓。
可他工作之后，绳索就断了，父母只知道他在“上班”，至于“上班”是在做什么，他们不了解，自然也就无从聊起，于是只能重复一些家里的琐事。电话的频率也因为儿子工作的疲惫从一天一次，降到一周一次。他们的新办法是看“微信运动”的步数记录，一万步，是一条标准的水位，低于5000步，他们就要打电话问问，怎么今天待在家里没出门？超出20000步，他们要问清楚，今天忙什么去了，走这么多路。
小镇上的人不理解，在他们看来，“就这么一个儿子，送出去，不怕以后白白丢了个儿子吗。”柳心不在镇上人面前表达自己的主张，只在自己儿子面前说说，“什么叫丢？我就要我儿子有出息，一个没出息的儿子赖在家里，我立马拿扫帚赶出去。”
每年春节将近的时候，镇上的熟人都会问柳心，“儿子什么时候回来？”春节过去之后，人们又问她，“什么时候回学校？”她礼貌回着，但心底里始终想，这些人水平太低，是“去”学校，不是“回学校”，儿子只有一个家，只有回家的时候，才是“回”，去别的地方，不叫“回”。
今年又到春节临近，镇上的人又开始问柳心了，“儿子什么时候回来呀？”她挺直了腰杆，但不知道怎么回答。晚上回到家，丈夫还没有下班，打开灯，家里到处都是冷的。没有什么时候，比这一天更让她期待一个没有出息但守在身边的儿子。
“我要是有两个儿子就好了，一个有出息，在外面拼，一个没出息，在家里陪我”。
“学着放手”
刘雨慧的女儿，是四年前去广州读书时候，离开了自己的生活。她从没想过，女儿的成长与告别来得那么突然与决绝。
最初，女儿读书的时候，她每隔半个月就去一趟广州，从湘潭到广州只需要三小时高铁。每次去她都住在学校门口的宾馆里，房间的设施老旧，隔音效果不好，两人躺在床上看电视，就能听到隔壁房间聊天。在频繁探望女儿的过程中，她忽然冒出一个想法，“要是在广州有套房子，那不是既可以满足女儿闯荡的决心，又可以离我不远了吗？”
刘雨慧想起湖南那套一直没装修的房子，卖掉就可以在广州凑个首付了。她想趁自己有能力时，既当投资又能给女儿买个稳当。“你是不是就在广州发展了？”这个问题刘雨慧问了几遍，女儿的答案始终模棱两可。刘雨慧还是做了决定，“要是买了房，肯定跑不了了。”
广州城里的新楼盘她买不起，中介带着去看一套修建于上世纪90 年代的住房，进到楼里，四周都是黑的，沿着扶手爬到六楼，站在屋子门口，她不知往哪伸脚，客厅的木地板鼓起来一个又一个的泡，墙壁发黄，一片片往下掉，厨房的管道露在外头都生了锈，厕所里一股霉味，她赶忙退了出来。在湖南那边，人们买的都是新房子，她没见过现在还有这么破的。
“我不会为了房子留在广州。”女儿从不陪她去看房。夏天很热，刘雨慧在广州城里跑，一天看五六套。她打电话给女儿商量，“你们自己出钱买，那就自己决定吧。”刘雨慧不想管女儿的情绪，想着先买一套，“反正都是她的。”
最后还是定了那套破房子，价格合适，又靠近城区。她想着那套房有两间卧室，等女儿毕业了，她就提前退休，大屋给女儿住，小屋自己住，一日三餐都陪着女儿。
交房那天，她把钥匙递给女儿，被推了回来，一遍遍重复，“这是你们的房，我真的不要。”地铁站出来的人望着她们，刘雨慧觉得脸上挂不住，心里腾得起了火，用方言骂，“你个白眼狼，我们做这些不都是为了你，你一天天在这摆什么脸色。”
女儿像一个弹簧，刘雨慧刚抱紧，松开手时，却发现弹向了反方向。给女儿介绍的工作，也被她推掉，自己一个人去了上海、北京。电话里的女儿很决绝，说别逼她了。刘雨慧无法接受，歇斯底里地对着电话大叫，你不回来我们就断绝母女关系，那边哭着哭着没了声，把电话挂断了。可是争吵之后，过不了十分钟，刘雨慧还是会把电话打过去，装作什么都没发生地问，“你最近想吃什么吗？妈妈给你寄。”
去年春节，女儿从北京回家住了一个月，因为疫情，全家隔离在家，唯一的活动就是丈夫开着车带着一家人去遛弯。他们沿着河一路往西开，来到一片河堤，青草都枯黄了，坐在上头不扎人，阳光照下来，把人晒柔和了，女儿头靠着她，“出去的这一年多，其实很累……”话说得很慢，刘雨慧打断，“那你去广州或者回家啊。”
“我就想自己一个人。为了证明我可以，实习那一年我都没问你们要钱，用花呗、借呗，信用卡。正式上班半年后，才差不多还清。”女儿低下头，把枯草一根根揪掉，“我就是想证明我一个人真的可以。”刘雨慧不知道说什么，觉得心疼，但还是不太明白这样的折腾。
年轻人们都一波一波地往外跑。山东招远的高春堂同样也不明白到底跑出去做什么，他的一双儿女，女儿在北京做美容师，儿子在上海外企，除此之外，他也再说不别的更多的东西。但这并不妨碍他把自己的日子安顿好。
没有准备糖瓜，也没有祭灶神，在小年儿这一天，高春堂依然披个深蓝色的棉衣，脚上趿拉双棉拖鞋，慢悠悠地舀一瓢玉米面拌菜叶子倒在塑料盆里，小鸡们飞奔过来围成一圈啄食。他继续到羊舍、猪舍、鹅舍喂一圈，等着妻子上山来一起帮忙。
2020年5月，高春堂在村子附近山头承包了一块地，用来做些养殖的买卖。羊、猪、鸡、鹅……这几年，城里人都热衷于吃些纯天然的食物，村子里陆续有人做养殖赚了点钱，他便瞅好了这个买卖，决定趁着身体还行，再干上两年，给儿子继续攒点老婆本。
前阵子，儿子、女儿都打来电话说不回家过年了，他们表示理解，“疫情没控制好，路上有风险。”
往年，这几天已经忙活起来了，把家里从里到外打扫好，用扫帚把天花板的灰都打下来，床单被套全部都洗干净换好，再备好年夜饭的鱼、羊腿、海鲜、牛肉……蒸上一大锅外面吃不到山东的馒头，在山东，过年的时候会蒸上一锅五彩斑斓的馒头，当地人把它叫“饽饽”，最简单的，在圆圆的馒头上印一个红色的“福”字；复杂的，则把馒头做成各种形状，动物、桃子，每年过年，一锅五彩斑斓的“饽饽”一端上桌，年就开始了。
现下，儿女们都回不来了，夫妻俩干脆把心思放在赚钱上。两口子把镇上的买鸡订单都接了下来，早上，天还没亮就开始忙活着杀鸡，下午就一家家送上门。这都是自家养的跑地鸡，每次去送鸡，他都想着孩子们要是也能尝尝多好，可眼下不知道，儿子要到啥时候才能吃上。
随着春节越来越近，留在工作地“就地过年”的年轻人们，也拉开了阵势，开始张罗着马上就要到来的春节，对于他们来说，这是第一次围绕着自己的社交关系和娱乐习惯而展开的春节，也算是做一次真正的“成年人”。他们在豆瓣上开贴，约着一起租个民宿，玩“狼人杀”跨年，或者在微博上喊着组个麻将局。贺哲决定买上一大堆零食，下载一大堆电影，就在北京的租住屋里，醉生梦死般“颓丧”一次。
刘雨慧一天给女儿打三个电话，反复确认女儿到底回不回家过年。她琢磨着，要是女儿真回不来，那她今年就不回娘家了，和丈夫初二就开车北上，“总要团圆。”
柳心做了个儿子被洪水卷跑的可怕的梦。醒来后，她一边欣慰这只是个梦，一边想她终究是要“丢掉”这个儿子的，从十年前，她把儿子送出家门的那天起，就该慢慢学习如何放手了。
（文中柳心、贺哲、刘雨慧、高春堂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