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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专栏 - 纵横大历史：第五十八讲 三家村
一、“三家村”指的是谁？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
在上一讲中，我们回顾了在文革爆发的时候，北京大学由聂元梓推出的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出现过程，以及中国官方在当时对这份大字报的吹捧。在1966年6月2号，中国官媒《人民日报》以《北京大学七同志揭穿一个大阴谋》为标题转载了聂元梓的这份大字报。而在此前一天，也就是6月1日，《人民日报》还曾发展了一篇充满煽动性的文章，名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这篇文章谈到了一个观念，叫做“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表示“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文章表示，尽管所谓“剥削阶级”的枪杆子、印把子“被人民夺走了”，但是“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还存在着。”文章里这样做出了下一段论述说：
“剥削阶级统治了劳动人民几千年，他们垄断了由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化，反过来用以欺骗、愚弄、麻醉劳动人民，巩固他们的反动政权。几千年来，他们的思想是统治的思想，在社会上不能不有广泛的影响。他们的反动统治被推翻以后，他们是不死心的，总是企图利用他们过去这类的影响，为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复辟进行舆论准备。解放十六年来思想文化战线上的连续不断的斗争，直到这次大大小小‘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被揭露，就是一场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
由于这段话写得太过直白，因此无需任何分析，其实大家都已经能够很清楚地明白它说了什么。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文章中提到的所谓“三家村”。事实上，在文革发动时，有不少毛派的攻击性言论都提到了“三家村”、指向了“三家村”。比如说，在聂元梓在北大所写的那份大字报上，也有着和“三家村”相关的内容，说道：“事情发生在五月八日发表了何明、高炬的文章，全国掀起了声讨‘三家村’的斗争。”从这样的内容可以看出，所谓批判“三家村”，可以说在1966年5月8号以后已经开始，比文革开始的时间是略早的。那么，“三家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聂元梓的大字报中所说的“何明”、“高炬”这两个人，又到底是谁呢？
要搞清楚这些问题，我们就要将叙事的镜头向前拉到文革前的1961年，看看那时曾经发生过什么了。
早在1961年9月的时候，中共北京市委的机关刊物《前线》杂志曾经出于“丰富刊物内容”、“活跃气氛”和“提高质量”的考虑，开辟了一个名叫“三家村札记”的专栏。这个专栏上的文章每星期登一篇，每篇一千字左右，内容主要是讲一些与为人处事、行军打仗有关的历史知识。这个专栏的作者署名虽然叫“吴南星”，但实际上“吴南星”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人笔名，而是由三个人的名字合成的。这三个人，就是“三家村札记”的三位作者，包括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副书记邓拓和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吴南星”的“吴“，其实来自吴晗的姓。而笔名分别为马南邨和繁星的邓拓和廖沫沙，则分别出了自己笔名中的“南”字和“星”字。当时，这三个人轮流以“吴南星”的名义在“三家村札记”上写文章。在文革前夜，随着毛泽东选择从文化界打开突破口、吴晗因为《海瑞罢官》问题成为首当其中的政治攻击目标，以及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领导班子成为毛泽东的既定清洗目标，邓拓和廖沫沙也就和吴晗一起成了被“打倒”的对象。在这样的情况下，吴晗、邓拓和廖沫沙写过很多年的“三家村札记”，也就成为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目标。接下来，只需要几个深文周纳的毛派笔杆子在“三家村札记”中找一找所谓的“反革命”内容，就能给邓拓和廖沫沙也罗织上各种严重的罪名了。
二、普及健康知识的文章也会被批判
事实上，聂元梓的大字报中所提到的发表批判“三家村”文章的“何明”和“高炬”，拥有很硬的毛派背景。1966年5月8日，在江青的主持下，《解放军报》发表了署名“何明”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两天后，铁杆毛派关锋又以“高炬”为化名，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在这场批判中，除了“三家村札记”之外，邓拓从1961-1962年间在《北京晚报》的副刊《五色土》上的专栏“燕山夜话”也成了批判对象。在这一专栏中，邓拓曾经用针砭时弊的笔调写过不少东西。
在署名“何明”的文章中，有着这样的内容：
“对党和社会主义怀着刻骨仇恨的邓拓一伙，从一九六一年开始，就抛出了他们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他们以谈历史、传知识、讲故事、说笑话作幌子，借古讽今，指桑骂槐，含沙射影，旁敲侧击，对我们伟大的党进行了全面的恶毒的攻击。辱骂我们的党‘狂热’、‘发高烧’，说‘伟大的空话’，害了‘健忘症’。恶毒地攻击总路线、大跃进是‘吹牛皮’，‘想入非非’，‘用空想代替了现实’，把‘一个鸡蛋的家当’，‘全部毁掉了’，在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竭力为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叫屈，吹捧他们的反党‘骨相’和‘叛逆性格’，鼓励他们东山再起。诽谤无产阶级专政，极力煽动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情绪，宣扬腐朽没落的封建道德和资产阶级思想，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邓拓甚至狂妄地叫嚷要我们党赶快下台‘休息’，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都不要做，一切听从他们的‘指导’，由他们来专我们的政。”
可以看出，毛派认为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人通过写专栏的方式，对大跃进进行了攻击。而他们所举的这些“证据”，则来自“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一些很容易使人产生联想进而罗织罪名的文章。例如，“三家村札记”中曾有一篇文章叫做《专治‘健忘症’》，由邓拓撰写。文章中有这样的内容：
“世上有病的人很多，所患的病症更是千奇百怪，无所不有，其中有一种病症，名叫‘健忘症’。谁要是得了这种病症，就很麻烦，不容易治好。
“得了这种病的人，往往有许多症状。比如，见过的东西很快都忘了，说过的话很快也忘了，做过的事更记不得了。因此，这种人常常表现出自食其言和言而无信，甚至于使人怀疑他是否装疯卖傻，不堪信任……
“……我们还不能估计这种病症发展到最严重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子，大概总不外乎发疯或者变傻这两个结果……
“……这种病的一个起因，是由于所谓气脉颠倒失常，其结果不但是健忘，而且慢慢地变成喜怒无常，说话特别吃力，容易发火，最后就发展为疯狂。还有另一种病因，则是由于脑髓受伤，一阵阵发麻，心血上冲，有时不免昏厥，如果不早治，必致成为傻子。如果发现有这两极化任何一种的现象，必须赶紧完全休息，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勉强说话做事，就会出大乱子。”
在这篇文章接下来的内容当中，邓拓还抄录了两个明代的健忘症药方，并在文章结尾处这样说道：
“这两个药方，对于健忘病者是否完全适用，需要请高明的医师指导，病家不要自己做决定，尤其是健忘病者本人切不要乱加干涉。”
总的来看，邓拓的这篇文章像是一篇医学、健康知识的普及短文。不过，结合这篇文章发表的时间，也就是1960年代上半叶，则也能让人感觉到，这篇文章似乎是另有所指，在隐晦地批评毛泽东在大跃进中的所作所为。
三、深文周纳的文革式批判
邓拓在“燕山夜话”当中，还写过一篇名叫《一个鸡蛋的家当》的文章，里面有这样的内容：
“我们平常说某人有了家当，就是承认他有许多家财，却不会相信一个鸡蛋能算得了什么家当！然而，庄子早就讲过有‘见卵求富’的人，因此，我们对于一个鸡蛋的家当，也不应该小看它。”
接下来，邓拓文章中间讲了一个明代小说中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说，有一个贫穷的人曾经捡到一个鸡蛋，计划通过这个鸡蛋不断积累财富，用十年的时间为自己置办家当。但是，由于这个人陷入了空想，对他的太太表示他还准备娶一个小老婆，他愤怒的太太就把鸡蛋打碎了。在讲完故事之后，邓拓是这么说的：
“你看这个故事不是可以说明许多问题吗？这个财迷也知道，家当的积累是需要不少时间的。因此，他同老婆计算要有十年才能挣到这份家当。这似乎也合于情理。但是，他的计划简直没有任何可靠的根据，而完全是出于一种假设，每一个步骤都以前一个假设的结果为前提。对于十年以后的事情，他统统用空想代替了现实，充分显出了财迷的本色，以致激起老婆生气，一拳头就把他的家当打得精光。更重要的是，他的财富积累计划根本不是从生产出发，而是以巧取豪夺的手段去追求他自己发财的目的……
“历来只有真正老实的劳动者，才懂得劳动产生财富的道理，才能够摒除一切想入非非的发财思想，而踏踏实实地用自己的辛勤劳动，为社会也为自己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
客观地说，邓拓在这里所提到的“统统用空想代替了现实”“以巧取豪夺的手段去追求他自己发财的目的”“摒除一切想入非非的发财思想”，在“燕山夜话”专栏刊登的1961-1962年间，确实是很容易能让人联想到毛泽东在大跃进期间的所作所为。因此，这篇文章也就成了毛派深文周纳的对象。
我们通过以上的例子能够看出的，事实上是文革批判的一种常见模式，就是通过被攻击对象的一些只言片语，无限上纲上线、罗织罪名。这样的批判形式，我们在之后的讲述中还会反复提到。
感谢大家，这周就到这里，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撰稿、主持、制作：孙诚
来源:RFA, 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