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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自由时报
日本前首相、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率团访台，特地前往五指山公墓吊唁前总统李登辉。在此之前，七月中旬，安倍晋三遗孀安倍昭惠访台，亦代表先夫实现遗愿赴同址吊唁。而七月底，国史馆举办李登辉百年诞辰学术讨论会。在此之前，该馆馆长陈仪深在一场演讲指出：李氏推动民主化过程，事后来看，很多都是台独的基础工程。不过，执政时与卸任后，他的主张与行动也有变化，两者不宜混为一谈。不变的是，包括台日紧密连结的台湾安全宏观战略，安倍、麻生都是见证人。
上述学术讨论会中，有学者指出：一九八八年三月李氏称：本人虽然在台湾出生，但我也是中国人，对于若干人有关台独的论点与主张，本人坚决反对。到了二〇〇三年三月，李氏表示：应该重新制定一部新宪法，应该让国际社会知道，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李氏的一位幕僚认为：当下他可能真的这样认为，后来随着时间变化与时俱进。不同观点提醒我们，李氏的认知、主张，并非一成不变，要注意到他的进化过程。事实上，他对“九二共识”的态度也前后有别。“我是不是我的我”，颇足以注解他总在前进中自我重新定义的政治性格。
一九八八，李氏在虎口中继任总统、接下党权，但外来权贵不甘臣服。当时，李氏有其战略定力，不挑战对手国家认同、转型正义。也可以说，他在这个阶段在这方面尚未充分启蒙。他的攻击主力，放在民主化，释放“主权在民”的能量，包括结合在野、民间的改革主张，由此对弈党内的外来权贵。一九九〇，国是会议，便是杰作之一。里应外合，拉升了李氏党内竞争的制高点，最后大体清理了战场。可惜，国民党本土化工程，失败收场。
李氏摆脱挑战者，定于立院全面改选（一九九二）、总统直接民选（一九九六）之宁静行军。这些主要是民主化、人民力量的昂扬，其次才有后续的国家认同、转型正义之跟进。后遗症则是，增修条文式修宪，徒增宪法本文所无之“中华民国自由地区”，两岸关系条例也创造了“国家统一前”、“台湾地区”、“大陆地区”等术语，徒增统独纠葛。直到一九九四，与司马辽太郎对谈，李氏一方面称“尽管同是汉民族，但是台湾是台湾人的国家才是”，一方面又称“日本政府将台湾归还中华民国”（应指波茨坦宣言、开罗宣言）。因应首次总统直选，李氏提出“经营大台湾、建立新中原”，认同台湾却并未脱钩中国文明、中国文化【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甚至要担当“新中原”的角色。
一九九六大选胜出，国发会朝野共议国事，接班问题亦迎面而来。李登辉站在顶峰，却限于地缘制约难有大作为，而连宋之争搬上台面。影响深远者，当年九月李氏宣示“戒急用忍”政策，拖延了两岸经济融合，保住台湾经济命脉。一九九七，宪法增修“精省”，去除大中国框架。宋楚瑜，四年民选省长任满挑战连战，形成二〇〇〇大选连宋扁三脚督，迎来首次政党轮替。此前，一九九九年七月，接受德国之声访谈，李氏抛出“两岸关系定位在特殊的国与国关系，所以并没有再宣布台湾独立的必要”。如今回顾，他的重点应是“互不隶属”的“两岸关系”，并没有走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国家定位”。但由于北京的预防性张扬，影响华府负面解读，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至于二〇〇〇之后，一介平民的李登辉，既可能有顺应民意潮流的本能反应，也可能有预防扁、马政治清算考量，二〇〇一年八月成立之台联，他扮演重要的精神领袖。李氏把自己执政十二年的过往，亲自增删修订指向“国家正常化”之巩固与深化。尽管如此，他并非全然是师心自用。结合个人顾虑与台湾安全，让自己的政治遗产开创出典范式的历史定位，可谓这位深谋远虑的政治家的“曲线前进”。当扁、马、英政府如走马灯，地缘动态朝有利台湾方向变化，“民主先生”为台湾策划的路线，显得比别人走得更远。至少，民主台湾已绕过开发独裁、一党专政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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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台湾，不需要再造神。台湾的“国家正常化”，不能永远停滞在“李登辉典范”。美中竞争，新冠疫情，乌俄战争，地缘政治瞬息万变，维持现状就是落伍。二〇二四，有人甚至主张从现状倒退，在已逝的中国与美欧伙伴关系上刻舟求剑。这就考验着台湾的头家，当越来越多人淡忘李氏之际，有没有更多的人站在他的肩上、超越他的视野，令吾土吾民早日抵达理想的愿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