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自由时报 作者: 谭慎格 编译: 陈泓达

上周，读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中，对人民解放军发表一篇过份溢美的颂词，实在令人十分恼火。习同志那篇慷慨激昂的演说，充斥着“先烈”、“牺牲”、“隆重”、“坚定不移”之类的辞藻，颂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他的抱负洋溢着对“世界和平”的向往，以及对中国做为创始会员国之一的联合国的热爱。

中国人民解放军机关报《解放军报》则声称，习近平总书记“字字铿锵，以大历史观阐明伟大胜利的丰富意涵—‘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中共与抗日“胜利”毫无关系

我想，这些话倒也不全然是假，除了一点：中国共产党与所谓对日抗战“胜利”，其实毫无关系。

无论是在几乎完全由美国承担作战重任的太平洋战场，还是在中国本土，中国共产党都没有做出任何值得称道的贡献。恰恰相反，中国共产党还不遗余力地破坏国民政府的抗战努力。在此期间，挑起对抗侵略者所有重担的，是国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蒋介石挑起对抗侵略者重担

在这里，我也想做一点修正主义的历史诠释。美国学术界的传统观点认为，蒋介石在对日抗战中毫无作为，而且他本人既贪腐又无能。然而，更接近事实的说法是，蒋其实是一位卓富成效的领导者。例如，陶涵（Jay Taylor）和芬比（Jonathan Fenby）这些近年出版蒋介石传记的作者，阅读过当时的第一手文件，包括美国与英国的档案，以及蒋氏家族的日记，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这位“大元帅”（Gimo，即Generalissimo简称）对于抗日战争确实有重大贡献，他是一位严肃的战略家，也是真正的爱国者。

我曾经翻阅过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开罗“六分仪会议”（Sextant Conference）的美国纪录。从整个会议逐字纪录的交锋内容，可以清楚看出罗斯福总统看重蒋介石的贡献。当时，蒋的国民政府部队已经投入北缅甸作战，但令人遗憾的事实是，美国无法提供罗斯福所设想的后勤补给。此外，蒋介石坚持，中国远征军在缅北的作战，必须由英国在缅甸西部实施两栖登陆行动加以呼应。然而，英国首相邱吉尔对此嗤之以鼻。他根本无意支援中美合作的缅甸战役，因为大英帝国正将所有资源倾注于欧洲战场。

至于台湾，至少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美、英、中三方共同发表的《开罗公报（宣言）》（Cairo Communiqué）中，同意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包括“福尔摩沙（台湾）”与“满洲（东北四省）”），应该“归还中华民国”，而不是交给战后可能幸存的其他任何“中国”。事实上，蒋介石与国民党在中国大陆战场牵制日本的同时，美国的攻势正以全速推进，穿越太平洋直捣日本本土。

史达林瞧不起中共作战能力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对于击败日本可说毫无作为。诚然，正如习同志所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是由中国共产党所倡导并建立的”。共产党对于“倡导”和“建立”，确实很有一套。从一九三七年起，是中国的国军在与日本人作战，中共则隐身于中国西北内陆的偏远地区，低调地避免与日军正面交锋。这并不令人意外。中共的资源与兵力有限，其苛捐杂税与阶级斗争政策也未能普遍赢得民心。整体而言，在日本占领区内，平民百姓或许会选择加入日本扶植的“伪军”，也未必会投向共产党。根据中共党史学者廖盖隆的记录，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弗拉基米洛夫（Peter Vladimirov，化名“孙平”），“在其《延安日记》（Yan’an Diary）中，严厉批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表现怯懦，仅从事游击‘机动’，却从不主动出击。”这种情况不难理解。廖盖隆解释说，中共将一九三八年后的一段时期界定为“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廖盖隆还说，史达林对中国共产党的作战能力评价甚低：“当苏联开始感受到来自东方的日本威胁，大约是在西安事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前后，他们看重的是蒋介石与国民党，认为只有蒋有实力，基本上瞧不起中国共产党。关于这一点，曾在抗战期间担任国民党军事顾问的崔可夫（Vasily Chuikov），在他的回忆录里说得非常清楚。根据他的记载，史达林曾经告诉崔可夫，如果中国要抵抗日本，主要只能依靠国民党，共产党根本毫无力量可言。”

廖盖隆坦承，蒋介石确实曾与日本人作战。他写道：“但是，从一九三九年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日本侵略者也逐步将主要力量用来对付我们之后，我们在日、蒋夹击之下遭遇极端困难。”

在整个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五年的“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唯一真正对日军发动的进攻性战役，就是所谓的“百团战役”。这场战役是由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后来的抗美援朝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指挥，从一九四〇年八月廿日持续到一九四一年一月。在三个半月内，中共从太原至石家庄一线破坏日军在华北的重要交通运输线。彭德怀及其同僚聂荣臻认为，这场战役在军事上算是成功，但也不得不承认“我们伤亡惨重”，而且遗憾的是，并未取得任何持续性的战果。他们的战后检讨认为，日军毁灭性的反击（即所谓“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反而使日本在华北获得更有利的战略地位。更糟糕的是，就“战略”角度而言，此役暴露了中共八路军的实力，不仅让日军看破手脚，国民政府对此也有所掌握。廖盖隆的历史研究记载：“一九四一年和四二年，人民抗日力量缩小了。”黄克诚将军在一九七八年透露，八路军游击队在此次战役中折损两万两千人，而日军与“伪军”则损失约四千至六千人。

在这个时候，中共决定采取“有节”的斗争策略，即淡化抗日，将矛头转向蒋介石，“以待时机”，也就是为内战预作准备。事实上，共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唯一的另外一场主要战事，发生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即毛泽东的“新四军”试图潜入安徽省的国民党控制区，结果被蒋的部队包围歼灭。自此之后，毛再也不敢发动“鲁莽作战”。根据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David Barrett）上校的回忆，在他一九四四年至四五年派驻延安期间，未曾目睹过任何军事行动。一名美军军医倒是见证过一次中共袭击某个村庄，但仅有一人伤亡。虽然中共在气象通报与地图绘制方面提供若干协助，但在整个抗战期间，只有一名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获得中共救援。

习近平应正视历史事实 共产党非抗日而是抗中

• 【国军忠魂】中华民国对日抗战胜利76周年暨九三军人节纪念（110年9月3日）
• 李登辉声称台湾对日抗战不是事实
• 台国民党立委批评中国更改对日抗战历史

• 🔥免费PC翻墙、安卓VPN翻墙APP
• 🔥灵魂之谜|中华文化|治国大道

我可没有暗示毛泽东的共军在抗日战争中表现无能，或缺乏勇气。不过，习近平主席至少应该正视历史事实。他所谓在抗日战争期间高举的“共产党旗帜”，其实不是对抗日本，而是对抗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