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上报 作者: 翟文中
2026年4月，美军一架F-15E战机于伊朗境内遭击落，一名武器官跳伞后负伤落地，此事件演变为一场高风险人员搜救行动。由于事发地点深入敌境，伊朗防空系统与地面部队仍具作战能力，传统战斗搜救（Combat Search and Rescue，CSAR）难以直接执行。其后，美军透过欺敌、特种部队渗透与空中掩护等行动，历时数日成功完成撤离。此次行动由特种部队主导，而非空军搜救单位执行，显现美军在高强度战场环境下执行人员搜救任务的弹性与联战协调能力。
CSAR体系与任务型态转变
长期以来，美军CSAR系由空军伞降救援队（Pararescue，PJ）为核心，其具备高空渗透与医疗专长，为人员救援任务的专业执行单位。然而，本次F-15战机失事人员搜救系由海豹六队主导，显示其任务环境已非传统CSAR适用范围。由于伊朗境内防空火力尚存，同时地面部队持续搜寻，美军失事飞行员面临被俘的高度风险。在此情况下，任务核心不再是“快速进出”，而是“隐蔽渗透、敌后接战与安全撤离”，海豹六队具备的战斗专长更适执行此次任务，此反映人员搜救任务正呈现特种作战化趋势。
飞行员被俘的政治效应
过去，美军飞行员被俘经常产生重大的政治影响。1960年，U-2飞行员鲍尔斯（Francis Gary Powers）遭苏联击落俘虏，由于美方事后否认并遭揭露，导致美苏关系恶化加速冷战对抗。越战期间，飞行员马侃（John McCain）被北越俘虏，其父时任太平洋总司令，北越试图透过释俘利用其身分进行宣传。前揭案例显示，被俘人员可能成为政治与心理战工具，因此美军极力避免人员落入敌手，以降低战略与政治面向上的风险。
不遗弃任何一个人的军事价值
“不遗弃任何一个人”（Leave No One Behind）系美军核心价值，这种观念体现在多次搜救行动中。例如，1995年波士尼亚冲突中，一架F-16C战机遭地面炮火击落，美军为搜救飞行员欧格雷迪（Scott F. O’Grady）上尉，部署一艘两栖突击舰“奇尔沙治号”（USS Kearsarge，LHD-3）与直升机编队执行这项任务。此次F-15E搜救任务虽成功撤出人员，却损失了A-10攻击机、MC-130特种作战飞机与UH-60直升机等多架飞机，成本极其昂贵。然而，这种核心价值却可强化士兵对军队的信任，使其在高风险战斗环境勇于执行任务，成为维系士气与战力稳定的关键因素。
从战场搜救到遗骸寻回
美军对战场人员搜救的概念，更进一步延伸至战后失踪人员搜寻与身份鉴识，国防部战俘及失踪人员鉴识局（Defense POW/MIA Accounting Agency，DPAA）负责对全球失踪美军进行追查工作。该机构运用法医学、DNA技术并结合历史档案分析，执行美军遗骸确认工作，其范围涵盖越战、韩战乃至二战，包括“驼峰航线”（The Hump）空运任务中失事机组人员的搜寻，透过现代科技与组织制度结合，美军持续履行将人员带回的信条，这是国家与军队对军人与军眷的长期承诺。
综上分析，此次搜救行动得以成功，展现美军人员搜救行动的高度灵活性，其视战场环境调整兵力组成，加上不同特战单位间的高度协调能力，使任务得以在高威胁条件下仍能成功执行。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美军为了撤出敌后官兵，愿意承担高度作战风险与武器载台损失。“不遗弃任何一个人”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价值与制度的高度体现，此种信念将强化官兵对国家与部队的凝聚力，成为美军维持长期战力的关键性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