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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中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域外管辖与跨境镇压风险
来源: 上报 作者: 杨长蓉
2026年7月1日，中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下称《民促法》）正式生效，随即引发不少国际争议，例如美国参议员批评该法赋予北京“近乎无限的权力”，以及据德国之声报导，欧盟在7月2日声明中，对该法的域外适用表示关切，并强调反对第三国法律违反国际法的域外适用。其争议与风险不仅限于中共境内的民族治理，更在于中共试图透过国内立法，对境外个人、组织及其言论与政治活动主张管辖权与镇压。
《民促法》是中共法律战的一环，其欲以国内法将境外个人、组织及其行为纳入规范，并据此主张域外管辖权；惟此主张之合法性仍须依国际法的管辖原则判断。域外管辖与跨境镇压亦属不同层次：前者涉及法律能否适用于境外人员或行为；后者则是国家或其代理人跨越国界压制与介入手段。
域外管辖的国际法界线
《民促法》第63条规定，境外组织或个人若“破坏民族团结进步”或“制造民族分裂”，将依法追究责任，明文将境外主体及其行为纳入规范。惟相关概念欠缺明确定义，致其适用范围难以预见，并为选择性适用留下空间。第44条更提及“台湾同胞联谊会”，反映北京试图将台湾纳入其民族治理及国内法秩序。
国家管辖权原则上限于其领土内。从国际法角度观之，应区分“规范管辖”与“执行管辖”，规范管辖有可能域外适用，惟仍须有连结基础，例如行为人或被害人之国籍等。而中共则可能援引保护原则（protective principle），主张境外“分裂行为”危害其国家安全。然而，该原则主要适用于间谍、伪造通货或颠覆政府等直接威胁国家根本利益的犯罪，“破坏民族团结”是否能扩张至境外政治言论，并足以支持域外管辖的国家安全威胁，存有高度争议。
执行管辖则受到严格的领土限制，一国不得未经他国同意，在其境内调查、逮捕或行使其他强制权力；但发布通缉，或提出引渡及司法互助请求，尚不等同于在他国境内执法。是否采取逮捕、移交或其他措施，仍由被请求国依其国内法、双重犯罪原则及人权义务决定。
从域外管辖到跨境镇压
《民促法》进一步的危险，在于其可能成为中共跨境镇压的法律基础，为通缉、入境逮捕、引渡请求及其他限制措施提供依据。该法亦可能与《反分裂国家法》及国安法制相互配合，使执法机关得依行为人身分、所在地及活动内容选择不同法律工具，其风险可能沿旅行、出版、商业、数位平台及司法合作网络向外传导。亦即，中共无须直接在他国境内逮捕目标，只要透过监控、通缉、家属及经济利益施压，或制造入境风险，即可能促使境外人士自我审查。
今年7月15日，《民促法》施行仅两周，香港国安处即搜查两间书店，拘捕5人并查扣包括台湾出版品《唯红花绽放》在内的书籍。该案虽适用香港国安法制，但其时间点与内容，极可能反映《民促法》与既有国安规范迭加、向境外延伸的风险。合法出版品一旦被赋予“煽动”或“破坏民族团结”等标签，可能反向影响作者、出版社及通路，形成法律外溢与寒蝉效应；若再被用于通缉、威吓或限制境外人士，即可能构成跨境镇压，并危及地主国的主权、民主制度与国家安全。
对我国的风险与因应
对我国而言，该法的风险不限于明确主张台独者。主张维持现状、反对武力统一，甚至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都可能被解读为“制造民族分裂”。经常往返中港澳，或在第三国从事研究、媒体及倡议工作者，尤其可能因此自我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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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我国可参考欧盟作法，建立跨境镇压的定义、通报及资料搜集机制，加强跨机关协调与执法人员训练；同时盘点与中共具有引渡、遣返或司法互助关系的高风险国家，防止相关机制遭到滥用。需要防范的，不仅是《民促法》本身，而是中共如何将其与既有国安法制及跨境网络结合，转化为对台湾及国际社会的政治威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