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翰萃真(11):庄子《渔父》篇对孔子之知与有所不知

文:王舍微

》现存三十三篇,杂篇中有一文即为《渔父》。这是一篇寓言,借被一位不知名的渔父教诲之故事,寄托儒道之辩的理蕴。 “渔父”这一形象最早恐见于庄子笔下,从此后, “渔父” 这一形象便被定格,同时也赋予了一层世外隐士、得道高人的意涵。

《渔父》开篇便介绍了孔子与渔父见面的缘起:某一日,孔子带领众弟子到鲁国都城东门外的缁帷树林游玩,学生们散坐在草地上读书,孔子独自坐在杏坛上唱歌弹琴。一曲尚未弹完,河边一艘小船上的渔父听到后便走上岸来。这位渔父须眉皆白,披头散发,长袖飘飘,意态潇洒。他走到高台附近停住。左手拍膝,右手托腮,瞑目倾听。一曲完毕后,他便向子贡和子路两人询问孔子的来历。子贡回答说: “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义,饰礼乐,选人伦。上以忠于世主,下以化于齐民,将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 渔父又问道:“他是拥有国土的君主吗?”子贡说:“非也。”他又问:“他是侯王的卿相吗?”子贡说:“非也。”他于是笑了笑就往回走,并说: “仁则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劳形以危其真。呜呼!远哉,其分于道也。” 意思是:仁爱倒是仁爱了,恐怕难免身形劳顿、费累苦心,还会伤害天性之真。唉呀!这与真道的距离有些远了。

子贡回来把事情经过向孔子报告后,孔子即推开琴站起来来到河边,那渔夫正要撑篙离去,回头看见孔子,孔子倒退施礼,然后虚心向渔父求教: “丘少而修学,以至于今,六十九岁矣,无所得闻至教,敢不虚心!”渔父说道,你所从事的,是人世俗事。天子、诸侯、大夫、平民,这四等人各司其职,操心自己份内的事情,互不相扰,那在治理上是最理想的状态了。“今子既上无君侯有司之势,而下无大臣职事之官,而擅饰礼乐,选人伦,以化齐民,不泰多事乎?……子审仁义之间,察同异之际,观动静之变,适受与之度,理好恶之情,和喜怒之节,而几于不免矣。谨修而身,慎守其真,还以物与人,则无所累已。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

渔父上面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你无职、无责、无权,却枉费苦心用礼乐规范社会秩序,以伦理来教化百姓,岂不是多管闲事吗?此外,渔父还详尽列举了这样做会产生的 “八疵” 以及 “四患” ,并可能导致“外以乱人,内以伤身”的后果。渔父批评孔子:你深明仁义的关联,理清同异的界限,留心动静的变化,把握接受和给予的分寸,分析爱好和厌恶的实质,调和高兴和恼怒的差距,可是还不能免除祸害啊。若能“谨修而身,慎守其真”,施惠于人,那就没有什么牵累了。现在你不去修养身心,反而去为他人订立规矩,不也太出格了吗?

孔子面色凝重而忧惧的问道: “请问何谓真?” 渔父答道: “真者,精诚之至也。……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其用于人理也,事亲则慈孝,事君则忠贞,……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贵真,禄禄而受变于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于人伪而晚闻大道也!”意思是说,真性是出于天然的,自然而然不可改变。所以圣人效法自然珍重真诚,不受世俗拘束。愚顽的人正与此相反。不能效法自然而忧心于人事,就不懂得本性的珍贵,随波逐流改变自己而无法满足,可惜呀,你过早沉溺在人为的俗务里却过晚地聆听真道啊。这次会面的最后,孔子拜求渔父学道,而渔父曰: “吾闻之,可与往者,与之至于妙道;不可与往者,不知其道。慎勿与之,身乃无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随后就撑船走了,缓缓飘逝在芦苇水波之中。也就是说孔子“不知其道”,亦非同路人,那就好自为之吧。

从庄子《渔父》篇中的论述可以看出,庄子之真的基点是 “谨修而身,慎守其真”;“法天贵真,不拘于俗。”也就是具体表现为:真在内而贵真不移,动于外则依循人伦常理。同时免受各种“人伪”疵患惑乱、侵扰。那么,何为“人伪”呢?庄子认为孔子“化于齐民”的仁义便是,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对于的修道层面的人而言,目标是出世,所以不再需要世间教化之理的指导。

老子的《道德经》第三十八章云:“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由此可知,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逐渐下滑的过程,人类在下滑中偏离道越来越远,理解不了道的时候,内心还能够接受道德的教化;再下滑之后,人们对德也理解不了的时候,尚能以仁或义来教化;当人们对仁义也淡漠的时候,那就只能用礼法来约束外形,这个时候就是的祸乱之始。

孔子之教正是给人世间下滑中的人类留下的,教化万民延缓、阻滞人类的速度。如果对于领悟不了出世之道的绝大多数民众,没有炳燭之明的道德的心灵指引和纲常伦理的行为规范约束,那将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混乱的社会状态。而孔子思想的核心本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 ,其价值指向是出世的道,而非入世的经世致用。而后人发展、形成的儒家思想体系或新儒学则是及儒家学者,在不同境界中的立言、立论、演变和偏离的产物,显然都没有达到或完全理解孔子所在的境界和心态,也正如庄子《渔父》文中所提到的种种疵患表现。孔子也曾讲过同样的意涵: “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中庸》第13章)”

《渔父》篇也表现出庄子站在出世之道的境界中,未能理解孔子出现在人世间的使命所在。比庄子年轻二十多岁的屈原作有一篇《楚辞·渔父》,这两篇《渔父》却展现出出世与入世的廻异境界。

在《楚辞·渔父》文中,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这里的渔父劝屈原 “与世推移”、“随俗方圆”、“从其俗也”。足见其中所缺少的恰恰是返本归真的价值取向。可是这五千年人类文明史的最后,也就是末法末劫之时,当人类社会面临万劫不复的危险境况时,对于每个生命最重要的就是,凭着内心的良知完成一次善恶价值取向选择的答卷,由此奠定每个生命的未来去向,生存或毁灭、光明或黑暗。

来源:正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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