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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史翰萃真（14）：晏子的“爱民乐民”与孔子之仁的“爱人” 有何不同？
文：王舍微
《史记·管晏列传》载述：“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 晏婴的父亲晏弱为宋穆公的曾孙，因宋国内乱而到齐国担任上大夫，被齐国赏赐以莱地作为封地。据说晏婴身材短小，其貌不扬，但机敏善辩。
灵公二十六年（前556年），晏弱病故后，晏婴继任为上大夫。历任灵公、庄公、景公三朝，辅政长达五十余年。 “崔庆之乱” 后，晏子才获重用，担任相国，辅佐齐景公，使齐国进入一段较长时间的稳定发展时期。
晏婴平时生活节俭，谦恭下士。内辅国政，屡谏齐侯。晏子被认为是齐国继管仲之后的又一位贤相，其事迹和思想较为集中地保存在《晏子春秋》一书中。《晏子春秋》旧题“春秋晏婴撰”，后人普遍认为是齐国稷下学派或其他后学所撰，成书年代大约在战国时期。柳宗元在《辩晏子春秋》一文中怀疑是墨子的门徒中某个齐国人写的：“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墨好俭，晏子以俭名于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为己术者。” 墨家崇尚节俭，晏子以节俭闻名于世，所以墨子的门徒尊崇并记载晏子的事迹以此抬高墨家学说，而且 “又非孔子” 。
晏子生活的春秋末期，正处在孔子所说的“礼崩乐坏”的动荡历史时期。一方面，周道衰微，诸侯纷争不断，兵戈四起；另一方面，诸侯国内的大夫专权僭越，争斗乱政。齐国自从管仲死后，齐桓公晚年昏庸，他的五个儿子为争夺王位而自相残杀，导致齐国内乱和此后长期不稳定的政局。晏子先后辅佐的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也基本上都是暗弱之君。
晏子的民本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与晋国上大夫叔向的问答中，叔向问，世道混乱就不遵循正道，那么是正确的行道而抛弃百姓呢，还是维护百姓而抛弃道呢，这两种做法对于行道来说怎么样呢？晏子对曰：“婴闻之，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为本也。苟持民矣，安有遗道？苟遗民矣，安有正行焉？”晏子的意思是说：“我听说，地位卑微而不失尊严，自身委屈而不失正直的人，是因为把人民当作根本。如果能使百姓安居乐业，哪里会有遗漏的大道呢？如果百姓都不在了，那君主的正道又在哪里呢？”
此外，《晏子春秋·内篇问下》还载述：叔向问晏子曰：“意孰为高？行孰为厚？”对曰：“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又问曰：“意孰为下，行孰为贱？”对曰：“意莫下于刻民，行莫贱于害身也。”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叔向向晏子请教：“什么样的品德才是高尚的？什么样的行为才是宽厚的？”晏子回答：“没有比爱护百姓更高尚的品德，没有比让百姓快乐更宽厚的行为。”又问：“什么样的品德是低劣的？什么样的行为是卑贱的？”晏子答：“没有比苛待百姓更低劣的品德，没有比祸害百姓更卑贱的行为。[1]”
刘向《晏子叙录》文中说：“晏子博闻强记，通于古今，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尽忠极谏道齐，国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亲附。……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 晏婴的善谏为人称道，与其他谏臣的不同之处是，晏婴在劝谏君王时往往不是直接的强谏而是委婉的曲谏和循循善诱，从中显示出了他的机智。
《左传·昭公三年》记述了晋国大夫叔向对晏子说的话：“即使是我们公室，现在也是末世了。战马不驾兵车，卿不率领军队。公室的战车没有将士，军队中缺乏官长。百姓们穷困疲惫，而宫室更加奢侈。道路上饿死的人接连不断，而君王的宠臣家中财富多得放不下。人民听见国君的命令，如同逃避仇敌一样。栾、郤、胥、原、狐、续、庆、伯八家，地位下降为贱役。政事出于私门，人民无所归依。国君没有一天想到悔改，用过度的取乐来代替忧愁。公室的衰落，还能等多久？……何况他从不思悔改，能维持长久吗？”这就是春秋末期乱世的状态，晏子所处的齐国也处于同样的状态。
据《左传·昭公三年》记述：景公想为晏子重新建造住宅，说：“你的住宅靠近市场，潮湿狭小，喧闹多尘，不能够居住，请让我为你造所高敞明亮的。”晏子辞谢说：“君王的先臣就住在这里，下臣不能继承先人的德行，住在这里，对下臣来说已经是过分了。再说小人住得靠近市场，早晚可以随时得到所需要的东西，这是小人得到的好处。怎么敢烦扰乡邻？”景公笑着说：“你住得靠近市场，知道物品的贵贱吗？”晏子回答说：“既然感到便利，怎会不知道呢？”景公说：“什么东西贵什么东西贱？”这时候景公滥用刑罚，街市上有卖假肢的，晏子因此回答说：“假肢昂贵，鞋子便宜。”景公因此而减少了刑罚。晏子一句话而使齐侯减少了刑罚。正如《诗》曰： “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能任贤明，祸乱难成早已终。）”
待到晏子去了晋国，齐景公为他造了新住宅，等他回国，房子已经完工了。晏子拜谢了景公后，把新居拆毁了，建好邻居的房屋，一一都同原先一样，让原来的邻居搬回来，说：“谚语说：‘不是建住宅要占卜，要占卜决定的是邻居。’各位原先都为选择邻居占过卜了，违反占卜的结果是不吉利的。君子不违犯不合乎礼的事，小人不违犯不吉利的事，这是自古以来的制度。我怎么敢违反它呢！”最后又恢复了自己旧宅的规模，齐景公不允许，晏子通过陈桓子请求，才被准许。苏轼有诗赞曰：“贤哉晏平仲，事君不以私。（《和陶咏三良》）”
孔子与晏子应该说是同时代人，只是晏子略早些。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但晏子之生卒年却有不同说法。依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年三十五，因季平子之乱适齐，有考证认为，此时晏子已年逾七十矣。
《韩非子·内储说下》记述：“仲尼为政于鲁，道不拾遗，齐景公患之。” 《晏子春秋·外篇下》也载述：孔子在鲁国担任宰相，齐景公对此很担忧，对晏子说：“邻国有圣人，是敌对国家的忧患啊。现在孔子在鲁国担任宰相，这该怎么办？” 晏子回答说：“您不要担心。那个鲁国国君，是个懦弱的君主；孔子，是圣明的国相。您不如暗中尊重孔子，假意任命他为齐国的相国。孔子极力劝谏，而鲁君不听从，这必定会使鲁国骄傲而与齐国产生隔阂，您不要接纳他。 过了一年，孔子离开鲁国前往齐国，齐景公不接纳他，所以（孔子）被困在陈国和蔡国之间。后来子贡前往楚国，楚昭王出兵来接孔子才解了围。
《孔子家语·政论解》中记载了孔子对郑国执政者子产之“爱民”的评价，反映出孔子仁者之爱人的核心思想蕴涵：【子游问于孔子曰： “夫子之极言子产之惠，也可得闻乎？”孔子曰：“惠在爱民而已矣。”子游曰： “爱民谓之德教，何翅施惠哉？”孔子曰： “夫子产者，犹众人之母也，能食之，弗能教也。”子游曰： “其事可言乎？”孔子曰： “子产以所乘之舆济冬涉者，是爱无教也。” 】 意思是说，子产用他所乘的车子帮助冬天过河的人，那只是施惠于民而没有以德教化。由此可见，真正的“爱人”，是提升人的道德，教人积善行德，从而积累福德。人的福份大了，相应的就会减轻或脱离在世间的苦难。
子曰：“君之所司，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孔子家语·政论解》）”因为孔子在鲁国施政过程中推行德教，所以引发了齐国的担忧，怕鲁国强盛了对自己不利，想方设法要使鲁国不用孔子，说明见到了道德教化的作用，可以改变黎民百姓的精神风貌，同时提升国力，为什么不照着做，反而想办法要阻止他国发展呢？由此可以看出，晏子的“爱民、乐民”只是施惠于民，仅限于维护齐国及其百姓利益，不是出于仁善之心而“泛爱众”，而是建立在爱国基点上的惠民和利益权衡。
《晏子春秋·内篇谏下第二十四》中载述的晏子“二桃杀三士”之权谋 [2] ，就是利用勇士内心的良知和羞耻心而使其自尽。这个故事在秦汉时期就已广为流传，汉代的画像材料中常能看到此故事场景。诸葛亮的《梁甫吟》抒发了对三位勇士的悼念：“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唐代李白的《惧谗》诗云：“二桃杀三士，讵假剑如霜。” 在冯梦龙所撰的《喻世明言》中亦有一章讲述此故事。
“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朱子语类卷九十三》）”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写下了对孔子的景仰：【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孔子游列国，说诸侯，讲道德，授门徒，“志于道，据于德（《论语·述而》）”，播撒仁善和中庸等传统价值文化。韩愈曾言道：“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原道》）”朱子说：“自尧舜以下，若不生个孔子，后人去何处讨分晓？”《朱子语类卷九十三》）
故简而言之，晏子虽是春秋末期齐国的治国理政贤相，但也难免在人类道德下滑的乱世中随波逐流或推波助流，而在那样一个历史时期，不仅有孔子铺垫的道德教化，同时还有老子留下的人类返本归真的文化取向。毕竟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只有守住善道、提升道德，那才是人类的福祉和走向未来的必由之路。
注解：
[1] 国学大师刘师培补释云：“此节四‘意’字，均‘德’字之讹也。‘德’正字作‘悳’，与‘意’形近，故讹为‘意’。关于“行莫贱于害身”，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按：“身”为“民”字之误。
[2] 春秋时齐相晏婴向景公献计以二桃赐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三勇士，令其论功领赏，欲其自相残杀以除后患。后三人因此而自杀。 “二桃杀三士” ，典出《晏子春秋．内篇．谏下》，后比喻运用计谋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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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正见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