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文生律师1月19日被抓。1月20日被以涉嫌妨害公务罪刑事拘留。1月27日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至今不让辩护律师会见余文生。

在余文生律师失去自由的日子里，我的家庭承受了很多不易，我作为余文生的妻子，作为和他生活了15年多的夫妻，在我承受我本来已经无法承受的打击后，依然决定不能不管余文生，因为我们是夫妻，我需要做妻子应该做的最基本的义务，在法律范围内依法为余文生维权。

余文生失去自由了、父母年纪大了、孩子也小。我的首要心愿是希望尽力的帮助余文生，希望他能早点回家。其次就是希望父母不要因为家庭打击而生病；孩子能尽量的少受到伤害、坚强的面对生活。

所以我在努力营救老公的同时，所有压力尽量自己承担，从来不和我的母亲多聊，因为对于我来说，她能帮我做个饭、打扫一下卫生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了，我非常感谢母亲。不然我和孩子估计都不能按时吃饭。就像这次我带着孩子准备去香港玩两天一样，我根本没有告诉我的妈妈。她被警察敲门，我回家后依然没有告诉我的妈妈这件事情。因为我知道和她聊天，她帮不了我任何事情还会让她担心。所以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监督警察不要老在我不在家的时候去敲我妈妈的门。2月24日这次敲门，警察走时还和我妈说以后再来的话和说来一个告别（大声敲门）。警察代表公权力，这种敲门，别人不开门还坚持敲门的行为对于老百姓来说已经构成极大的恐惧，构成了威胁恐吓性质，也涉嫌滥用职权行为。

孩子也是一样，他是未成年人，父亲不在家、警察搜查、敲门、我被传唤到派出所等等打击对孩子伤害很大，我作为孩子的母亲对孩子产生了极大的愧疚感，觉得无力保护好自己的孩子，所以我除了生活上尽力照顾他外，不愿让他承受任何东西，我更不会和他聊一些困境。我知道如果和孩子聊天，他同样是帮不了我任何事情，只能让他伤心无助。我偶尔告诉孩子如果我也失去自由，他要坚强、好好学习、好好生活、爸爸妈妈爱他。我不是故意要让他承受孩子不该承受的东西，我只是希望他在最坏结果出现时之前有心理准备，这样也许最坏的结果出现时他能受伤害的少点。有警察一边当着孩子面搜查，还对说我不该对孩子这么说。难道我愿意这样和孩子说吗？我只是一个家庭主妇，只是为老公维权，确要做失去自由的准备，是什么原因呢？这难道不是一种悲哀吗？！

余文生律师失去自由，他的处境一定极其危险。我作为他的妻子在外面，如果对余文生有什么事情希望处理，我希望一切找我这个妻子，不要去威胁恐吓我的母亲、不要主动去影响我的孩子。

对于我母亲告诉警察只有她一个人在家，警察还坚持敲门甚至说再来的话与用大声敲门作为告别方式是否合法的问题，我将保留投诉、控告的权利。

希望有关部门监督，希望让每一个人能感受到法律的存在，感受到公平正义。

也希望余文生在失去自由期间不要遭到酷刑，能够依法保障他的法律权利，能够早日回家与家人团聚。

许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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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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