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薛守维

古往今来，无论宫廷还是民间，斗蟋蟀的游戏从不间断，成为许多人的一种雅好。儿时，我家住农村，常在田野山间抜兔草。夏秋季节，偶闻清脆的蟋蟀鸣声，就会循声将其捕捉，然后带回养起来。我听听其鸣声，或带出门跟同伴的蟋蟀争强斗胜，从中获得了一份无邪的童趣。

最难忘的是，蟋蟀可以出售换钱，使我与许多同伴乐此不疲好一阵子。那时，同村有个名叫薛阿来的青年，他为人精明，头脑活络，在蟋蟀活动季节，每天向孩子们收购蟋蟀，然后用自行车载到县城转手出售。少年时，我家贫如洗，每见小同伴有糖果享用时，馋的直流口水。虽然每个糖果只卖一分钱，但对于囊空如洗的父母来说，我想吃个糖果那也是遥不可及的事。自从阿来在村里收购蟋蟀后，我可以在外出抜兔草时趁机捕捉蟋蟀。因而，此后我干瘪的衣袋里常有几分甚至成角的钞票，偶尔也会买上一两个糖果解馋。

县城离我们村有40多华里的路程，那里蟋蟀交易的状况如何，我们这些小孩子不得而知。阿来早出晚归，赚的也是辛苦钱，我们捕捉的是土生土长的虫类，能够出手变钱哪会跟他计较呢？

捕捉蟋蟀最佳季节在“六月豆”成熟、花生扬花之时，大约有3个月的时间有蟋蟀可捉。阿来所要的是雄性、善战、凶悍的蟋蟀，这样的价格会好些。我们通过捉蟋、斗蟋，逐渐也摸索出蟋蟀的一些特性。清晨或傍晚，我会邀上三两个小伙伴，带上捕捉工具，前往山野园地找寻蟋蟀。蟋蟀会发出鸣声，有音色浑厚凝重的，有声调高尖清脆的，也有鸣声微弱或略带嘶哑的。我们会循着鸣声确切地找到蟋蟀的穴居地，然后或用草杆、或用树枝、或用灌水等方法将蟋蟀逐出，这样它就会落入早已守候在外的网罩中。我们有时也会荷锄出动，那就干脆挖地三尺，直接捕捉。

我们把捉到的蟋蟀用陶罐、竹筒贮之，饲以少量米粒、花生花，再用洗脚桶让两只个头相当的蟋蟀相斗。斗蟋是我们最欢乐的时光。相斗时，用草秆、鬃毛撩拨，引逗两蟋触须，使其发怒。两虫撕斗，呲牙咧嘴，胜者振翅长鸣，败者也不至于致死。久而久之，我们可以从蟋蟀的尖齿、腿脚、头部以及鸣声，判断该蟋蟀是否能征善战。如果该蟋蟀凶猛、矫健，那么会被主人冠以各种美名尊称，其售价也会令人刮目。

县城里有闲有钱的人比乡下多，其中更不乏有文化的玩家。我从小学五年级起就大量的看书，记得那时曾读了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其中一篇《促织》令人心灵震撼。故事说的是明朝宣德年间，朝廷向民间征集蟋蟀（也叫促织），一个叫成名的读书人也被摊派到，然而他千方百计捕捉不得。就在他惶惶不可终日之际，终于获得一只能咬善斗的蟋蟀。不想乐极生悲，刚捕到的蟋蟀被调皮的儿子捏死了。儿子惧祸投井自尽，虽被救起，却长眠不醒，魂魄化作一只勇猛善战的蟋蟀。其父得之，献上朝廷，皇帝喜不自胜，重赏了成名。由于皇宫也雅好斗蟋，所以便出现了许多趋炎附势者，历史上最为臭名昭著要数宋朝的权相贾似道。但作为斗蟋爱好者，他曾编著了一本研究蟋蟀的专著《促织经》，却为昆虫研究者所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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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蟋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约始于唐，盛于宋，又历经元、明、清、民国及今，凡千年。期间虽有历史原因而停滞，但仍绵延不绝。近几年，作为一种休闲活动，斗蟋也随之风生水起，中国许多地方有了蟋蟀市场、蟋蟀协会、斗蟋大赛，它已成为广大群众陶冶情操的一种文化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