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新世紀，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一、價值混淆的國共兩黨合作
國共兩黨兩次談判與合作，均以國民黨失敗而告終。第一次失敗是蔣介石清黨不成，共黨實行八一起義，形成暴力對峙。后以抗戰為契機，國民黨被迫承認共黨合法化。第二次談判共黨虛晃一槍，在號稱反對一黨專制之蠱惑下，聯合民眾、知識份子、民主黨派，合力驅逐國民黨至台灣。這兩次所謂談判與合作之歷史，都以蔣介石理想主義和模糊主義的失敗告終。其失敗的根本原因一言蔽之，就是兩黨天然之共同屬性導致——這兩個黨的蘇聯屬性，使得即便是國民黨，在其前期也和共黨之革命理念沒有什麼不同——國民黨變憲政為訓政，共黨變共產為極權（加之其所謂推翻國民黨的短期目的，使得兩黨很像兄弟睨牆）。共黨提出一個大於政黨政治之革命原則，要挾兩黨都要貫徹實行，遂出現兩黨共赴革命之路之情形；換言之，無論國共兩黨，都有專制政黨之理念色彩。都是並不徹底或者戲謔民主自由的機會主義政黨。即便是蔣介石的國民黨，也在理念和主張上朝三暮四，忽而自由主義，忽而法西斯主義。
國民黨在其創建時期，就和共黨在原則和模式上雙向同構，互相滲透 ，和西方真正的民主政黨甚至社會黨不可同日而語。於是，在蔣介石失敗於內戰以後，其轉軌模式並未馬上出現。直到中美建交，台灣地位岌岌可危，才有蔣經國毅然開放黨禁報禁，變國民黨為憲政主義政黨。因此，國民黨前後之歷史遺產和現實處境，有一個向後看還是往前走的問題：是回歸到前此專制主義政黨及其遺產，繼續和共黨遺產沆瀣一氣，還是在歷史的含混中提取其後來基本釐清的民主原則，而非倒退到與共產黨價值混淆的立場上去，是其現實走向的關鍵；換言之，如果國民黨非但不發揚其反共的價值觀，卻是在”融共”的失敗教訓里重蹈覆轍，使得歷史上敗於共黨的價值混淆觀再次出現，那麼，共黨再次觸動其軟肋將其擊垮的可能性就仍然存在。
回顧歷史，國共兩次合作都是共黨實行特洛伊木馬屠城計，打入其中 ，分化瓦解，至其死地。第一次，是所謂打倒軍閥，實行北上，實際上是引入俄國勢力，以俄為師，出賣中國，遵守斯大林之國共合作之謬論，養虎遺患於國民黨，把國民黨之三民主義拉向融共產主義化，最後消滅三民主義。30年代中葉，蔣介石窮寇不追，錯過良機，為所謂抗戰大計，使共軍存在合法化，最後鑄成“攘外不安內”之既成事實，共黨隨之坐大；他們消極抗日，積極反蔣，聯蘇，抗戰末期，獲得日寇在東北之武庫，遂以百萬之眾對峙于蔣軍——一個被日寇奪取2000多將領生命之軍隊。
抗戰勝利后，國共第二次合作。中共以反對一黨專製為蠱惑 ，宣傳土地私有制，（繼而偷換為共產黨之土地政策，就實行土地共產），為所謂解放戰爭打下基礎。在對待蘇聯，抗日和土地革命之問題上，蔣介石大政失誤，掛一漏萬，無以應對，結果慘敗。也就是說，共產黨的戰略，就是提出高於兩黨之所謂普世原則（自由民主）和人民原則，迫使老蔣就範，解除”安內“之政策走向，並且要挾實行多黨政治，使老蔣不知所措，無以應對，妥協為之，最後失敗。其間，國際間社會主義思潮泛濫，自由主義式微，也是老蔣反共對策十分無力之原因。這個社會主義思潮使得中共拉攏大量知識份子和所謂民主人士及其派別，響應共黨宣傳，摒除自由主義，遂出現戰場以外之”第二戰場“，即後方共黨學運。人們以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為理想為目標，最後被共黨脅迫，利用，1949以後，又自作自受，全部被屠。
這個歷史人們熟知，卻不能舉一反三，得出什麼有利之教訓 。其突出表現，就是台灣國民黨的現實作為。他們從馬到吳，到連，到宋……好像根本不見歷史之殷鑒，匆忙忙向北朝見，和緩為歡，幾乎忙得很高興、很愉悅。他們的說法，也是有著一種似乎好像同樣高於兩黨之理想論。這個理想論，就是兩岸緩和與和平（還有什麼雙贏）論。他們似乎真的要抬出國共第三次合作，以期共慶。這個歷史的重複是極其可悲的。為什麼可悲？就是他們打出的一張共黨改革和前途無量牌。這個牌和中共抗日或者孫文融共之牌路如出一轍。最後，融共變成消滅國民黨——抗日變成消滅國軍。那麼，國民黨現在的”融共”其歸宿將會如何呢？
二、國際維持論
現在我們考察國共兩黨提出的國、共平台之主張，簡單剖析一下。
兩岸緩和論。這個緩和論的前提乃是一種大於兩岸國家認同和主權歸 屬的國際威脅論——就像老蔣或者老毛各自受治于美國和蘇聯——這個美國之”維持現狀”論，其實是兩岸緩和論的基礎。對於中共，其改革開放之於美國經濟同構，是這個維持論頗受肯定的緣由；對於台灣，更加仰賴美國的這個維持論。究其原因，美國是保護台灣生存的唯一國際勢力。於是，國共兩黨對於美國主義的響應，成為觀察兩岸實質關係的要素。在此前提下，中共的解放論也好，調和論也好，甚至擱置爭議論也罷，都是跟隨美國之維持現狀原則而實施和制定的——而台灣的台獨也好，中華認同也罷，同樣不可以跳出美國維持論之藩籬。
台灣民主也好，獨立也罷，都是台灣本土化進程里的一個延伸 。不論是馬英九、還是陳水扁，都是台灣主權意識的自覺執行者——陳水扁的獨立和馬英九的民主，其實無實質區隔——只是馬英九強調民主多些，阿扁強調台獨多些。問題的實質是，馬的民主如果不是大中華之民主，那麼，他的民主其實就是阿扁本土民主、也就是台獨之另一種說辭。阿扁之台獨，違反了美國利益，而馬氏民主是不是違反了美國利益呢？是，也不是——如果馬氏民主只是台灣民主，那麼，美國人不會擔心這個民主猶如台獨之挑釁；然而，如果這個民主，卻是要實行大中華之民主，那麼，就會改變大陸極權，台灣民主的”現狀”——沒有人會說，大陸實行民主不是改變現狀；那麼，這個改變現狀，改變大陸專制極權現狀，是不是也同時改變了美國不允改變之原則呢？這是顯而易見的。然而，美國政府的實用主義政治並不完全代表美國的民意。國會和美國知識份子對於美台中關係的爭執一刻未停。只是美國素有偏向勝利者的習慣。我們只要能夠促成大陸和台灣共同民主，美國的維持論也不是不可改變。只是，台獨方式，在不進行大陸民主進程的時候，強調台灣的獨立和絕對孤立，反倒是美國極力阻止的行為。在這一點上，阿扁的台灣獨立或許也有台灣孤立主義的負面因素。對此一點，亦不可不察！重複而言，我們作為中國人和中華人，絕對不希望任何背棄大陸民主訴求的台獨和台灣民主；但是我們和民進黨人一樣，尊重台灣人的選擇。這一點是不是有奧于馬英九政府的政治觀，尚待事實的演化。從馬英九不談自身是”中國人”和吳氏談及馬只是以”先生”稱謂，可以看出台灣人面北自律的一點穢形！
所以，北京和台北現在心知肚明，就是以不改變之為前提 ，打鑄兩岸共識：台灣可以民主，北京可以專制、極權——這就是典型的美國實用主義政策。我的提問是，美國人既然如此鼓吹台灣之”民主燈塔”說，為什麼不可以改變現狀，使得北京改變為民主政權呢？於是，價值說和民主論被轄治在維持論的限制之下，不得動彈。進而言之，這個所謂兩岸平台的建立，是以維護中共政權之”不改變”為先決條件的。所有的通融，緩和甚至進展，都是不得觸動北京政權的另一種解說。這是北京和中共大力讚揚國民黨送上門來實行”雙贏”的根本原因。我們看到，國民黨領袖吳氏北面君王的時候，他完全失去了”傳聖道者不北面，有盛德者無臣禮“的中華之古訓。
在此前提下，國民黨總裁到北京去去作甚？十分明白 。他們是去朝見那個維持現狀之北京政權，並且打消這個政權和台灣政權的某種價值爭議和人權齟齬。他們的短期目的和長期目的並未有效示人；人們不知道他們現在的談判與合作，是不是正在重複國共上兩次合作的夢魘——那個夢魘，以美國宣布延安為民主典範，國民黨為腐敗政權宣告結束。那個起點，就是我們上面說的1949年。美國人在1972年重複了這個做法。這次，他們不是打出威爾遜的民主牌，而是打出了老羅斯福的國際戰略牌，就是對蘇聯打中國牌。現在，美國人要想魚和熊掌兼得。他們只好既打台灣民主牌，也打中共改革牌——這是他們第二次認為中共是民主勢力——未來的民主勢力，是”負責任”的大國，是經濟、繼而政治前景無量之國家，等等——於是，馬政權也就尾隨美國，對於北京政權的一切寧願估計它的好處，而規避了起碼的對於一個極權主義政權應有的批判。在”解放台灣”時期，蔣介石批判過共黨和文革，殷海光批判過紅衛兵——而現在，馬氏政權及其知識份子對於北京的現狀究竟作出何種批判和解析？有一種奇談怪論，人們可以分成藍、綠，質疑當政和在野兩黨於民主原則，而對於北京政權則一切朝好處看——這難道是台灣民主燈塔之原則嗎？批判過六四的馬先生，現在如何應因六四的再解讀與台灣之政黨輪替？究竟有無勇氣否定這個殘酷的屠殺和解釋”北京會好起來”的政治因素？他們釋放的一切善意，中共是不是也會予以回報，所謂國際空間會出現”兩個政府”的理想局面？
台灣人中當然不乏這種具備美國中國觀，中國學之人士 。他們認為中國對於台灣釋出的善意，一如台灣對之釋放的善意，會為雙方爭得雙贏。從加入世衛，到讓度政府席次於聯合國等等。這種一廂情願幾乎成為台灣主流民意和主流知識份子的聲音。其間所謂台海兩岸的國共基本價值分歧，好像變得並不那麼尖銳，可以不釋而存，和平共處了。他們等待一種所謂國際大格局的轉變（馬英九接受美國之音採訪），再來確定台灣主權和主權意識；所有關乎于主權意識和國家認同之說法，好像成為一種高高在上的奢侈品，大家談而生畏，惟恐避之不及。這種孤立主義或者叫做迴避主義觀念，不禁讓我們想起國共上兩次談判與合作的同樣之規避主義。一如前說，只要國、共雙方為了一個高於黨籍利益的原則而進行談判，那麼，這個原則的真偽虛實就可以忽略不計。這個忽略不計的現實表達、就是擱置爭議。這個擱置爭議，是不是很像北伐時期的國共兩黨之合力反對軍閥、抗戰時期之全民抗戰呢？這個北伐是不是造就了葉挺和紅軍，抗日是不是前門驅虎，後門進狼？其間的價值分歧和政治鬥爭，是不是最後壓過了兩黨之”統一戰線”？現在，台灣國民黨以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實行單向主義運作並秉承這個運作製作夢幻交響樂的行止，必然導致第三次國共合作的最終失算和失敗。
三、孫文遺產和民主訴求
進而我們要問，孫文”融共”帶來的”聯合”，是不是大於國民黨 ，因而應該極力鼓吹之，實行之？我們的回答也就是歷史的回答，是完全否定的。排除國際社會主義思潮作祟，在國民黨所謂右派方面，這個融共說顯然受到抵制。老蔣親赴蘇聯作出的後來之考察，之判斷，也對此全然否定。所謂第一次國共合作，除去培養出來第一支共黨軍隊以外，並無任何實際意義。蔣介石政權和毛政權，是不是先進于各種軍閥政權，其實本身就是悖論。（段祺瑞為被戮學生下跪的事實，現在流傳很廣——而六四，共黨做了什麼？）再者，孫文的機會主義和列寧的機會主義，是不是在現實中最大限度取消了他們原來的理想主義？孫文通融日本和袁世凱通融歐美之行徑，在原則上應該如何解讀？所以，國共合作和互相認同，其基點就有紕漏——這個紕漏就是，孫文放棄了他早年批判馬克思，批判《資本論》的民主立場，使得國民黨里產生了共黨元素，而共黨這個機會主義政黨，又利用了自由主義。原則的混濁，確實是國共合作失敗之根本因素。
我們說，現在的台灣國民黨，是不是在理念上和實際上反省了包括其 國父在內的融共政策之負面因素，抑或他們還要繼續秉承孫文之融共政策，為共黨合法性敞開大門？我們坦言，蔣介石在各種複雜情勢下承認中共，有他的主、客觀因素。但是起碼，在主觀上老蔣並未接受中共之任何價值觀如同其孫文師。老蔣之”忍共”，不是融共——其在倭寇面前不得不採納”公共”之合法性，是一個價值學說上的悖論。第二，歷史局限性使得他的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之實行變成夢魘，也是他失敗於中國的原因。但是，他的忍共卻犯了不可原諒的錯誤。這個錯誤就是他把土改和節制資本的所謂時機甚至權利讓度給了中共，導致他的徹底失敗。第三，就是老蔣的台灣反攻大陸實行其民主于大中華說，在美國干預下也盡數作廢了。美國人在60年代，徹底阻止了他的”野心”。從那時開始，”大中華民主說”，或者成為一種空想，或者成為一種假說——即便馬先生要在不久以后舉辦的民國百年慶祝，也不可能復活。
於是，我們遲至現在才提出台灣本土的另一種異於國民黨的政治建設 ，就是台灣民主勢力之形成和發展——雖然，現在，民進黨由於種種原因失去了政權，他們的阿扁成為幾乎萬民唾棄而灰頭鼠臉的不幹凈政客，甚至面臨應訴。但是，即便這樣，我們還是不可以忘記一個基本事實。這個事實是，台灣民主勢力並不是完全依靠經國先生之一臂之力，即可達成的。台灣民間實力崛起，其實，第一位的原因，就是因為蔣介石和蔣經國政權雖屬專制，卻非極權。他們的政權性質，絕對不是毛氏的整體主義政權。社會和選舉，文化和自由，宗教和信仰，即便在大陸之蔣氏統治下，也未絕滅——而毛政權，則是消滅社會和信仰的極權主義政權——繼而，所有的不同賴以發生——也就是說，經國先生之改革源於一個專制，甚至是有報紙，有大學，有教會之開明專制社會，遂使得改變可以到來。毛氏政權完全無可能。（贅言一句，有人說，極權主義政權因為災難可以變通性質，出現”公民社會”雛形，真不知道何以見得？……難道唐山地震沒有出現人之良心發現和英雄主義嗎？難道唐山地震不是一種極權主義救災的政治顯示和政治解救嗎？難道眼下的救災，不是在拯救政權和拯救生命之間，交錯進行的嗎？難道會出現一個救災大例外，改變極權主義之道於人命大死亡之現實嗎？）
再就是，台灣民間力量的出現，是民進黨組黨成功的前提— —而這個民間力量卻是發源於大陸的蔣介石政權：胡適之的自由主義，難道不是受到老蔣的某種呵護嗎？殷海光難道不是《中央日報》之前主筆嗎？燕大，清華之學人陳寅恪、吳宓乃至馬相伯、馬一浮、熊十力等等，難道不是民國文化之代表乎？而雷震、殷海光之民間努力和民進黨人的合力推動，成為台灣民主功成之大原因，是不可忽視的。所以，國民黨對待民進黨的態度，應該成為他對待中共的另一種態度的區隔。也就是說，在民主範圍，民主前提下，民進黨和後來之國民黨，是原則趨同的民主勢力——而中共，則是完全另類——如果枉顧這個區隔，就是國民黨背叛主義的復辟，也是中國民主勢力最為擔心的所在。
我們說過，國民黨可以不發展大陸黨員，不進行大陸民主幹預 ，不釋放大陸改變的信息——但是，起碼你要堅守大陸早至胡適，晚至異議者的這個民主進程，起碼在道義上和精神上予以支持。不然，只是和共黨彈冠相慶，眉目傳情，難道不是本末倒置，價值塗炭之作為嗎？
四、希望與啟示
那麼，從以上所謂國共合作的負面因素觀察，我們究竟要得出什麼結 論，獲得何種啟示呢？這些啟示是：——國民黨可以緩和兩岸關係，但是，實際上有比之更加重要之訴求，就是大陸之民主進程。這個民主進程是不是無關於台灣現實也許可以考量。但是，如果國民黨舍本求末，枉顧”人民最大”而追逐君王最大，中共最大，那末，國民黨就是徹底墮落。
——國民黨應該區隔民進黨和共產黨，看重在野政治的民主性質 ，而不是棄”民”偏共，做出價值顛倒和價值枉顧。因為即便是民進黨再次輪換，不會改變台灣民主——而如果中共入台，那就是民主之休息。任何否定民進黨民主崛起之歷史的說法和做法，不利於普及脆弱的台灣民主——相對而言，任何不試分析共黨極權主義歷史的盲目和忽視之說法和做法，過分偏袒所謂中共改革之說法和做法，都是一種偏見。所有合理的就是現實的之說法，會因為辨正的發展觀而改變為未來的現實，民主的現實也許更加合理之說法。
——國民黨應該有限響應美國之維持論，在堅持台灣民主上不遺餘力 ；在支持大陸民主上，也應該積極改變其政權的極權性質，為其也許一息尚存的政治改變做出努力，以避免台灣小民主之孤立主義。民主價值和穩定、安全說之間的關係，並不會僅僅因為美國的利益考量而失去操作的可能性——一切都是可以改變的；只要朝向大陸民主的方向改變，這個改變就是完全積極可為的——事實會征服美國的實用主義：這真的要看兩岸同胞的努力！
——從歷史的角度反省國民黨遺產中融共親蘇的歷史教訓 ，實行和共產黨價值觀的釐清和辨識，而不是盲目響應孫文式的機會主義，實行價值分治，民主分裂和媚共混淆。要恪守孫文三民主義中的自由主義成分，發揚蔣介石反共遺產中的獨立精神和民主精神。否則，只能是重複孫文聯共和蔣氏談判、合作失敗之覆轍。
——實行真正的民主”傳道”，”傳聖道者不北面” ，不仰視中共價值、中共國體，不放棄民主的全球化努力——不單在台灣，在國際社會和中國大陸一樣秉承此道，在緩和關係的同時，做到民主價值的普及和推廣。真正發揚大中華之民主共治，不管早晚，實行或者大陸之民主，或者大陸與台灣之共同民主——而台灣分治，在這個大目標實現以後，將會變得不那麼重要和單一。
我們只是以大陸百姓的眼光，觀察國共關係和台灣民主的發展 。希望上述意見成為台灣有識之士的一個參考。◆
出 處 :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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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者：NCN 發布時間：6/29/2008 01:28:00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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