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騙術及反人類罪》二十一世紀
季鵬
第二十一章 所謂資產階級右派的猖狂進攻
當毛認為已做足了「引蛇出洞」、「誘敵深入」的文章后，剩下的就是去實際推動了。這時的毛，一方面利用他的統戰、宣傳工具，廣施釣魚之策；另一方面親自出馬去遊說各統戰對象，雙管齊下。
先是叫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專門討論他的講話，率先大鳴大放。自3月7日至19日，共有406人在會上作口頭和書面發言。毛本人則不斷召見新聞出版、文化藝X、科學教育界人士反覆動員，鼓厲他們大鳴大放。他還公開贊楊《文匯報》辦得好，「我也愛看」， 反過來批坪《人民日報》不積極宣傳他關於整風的講話，是和中央方針「唱反調」，是「死人辦報」。 於是全氪笮」?迅速掀起了刊登大鳴大放言論的熱潮。接著，自3月16日起，毛又馬不停蹄南下天津、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到處發表講話，鼓動鳴放，並說自己是「遊說先生」。
毛的?戰部門也空前忙碌。自5月4日至6月8日中共中央?戰部在北京召集民主人士座談會13次，後來章伯均、羅隆基、Π財降熱慫謂的「大毒草」， 就是在這些會議上「鳴放」的。統戰部還召開工商界人士座談會25次，此外，國務院、國務院各部、委、辦，各高等學校，以及各省市自治區，均紛紛仿效召開各種形式的座談會，鳴放會，一時間，全國上下掀起了鳴放高潮。
4月27日，毛以中共中央的名義，正式下達了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指示》要求繼續執行「放」的方針，把毛在那段時間在公開場合的表態統統寫了進去：「為了適應……為了克服……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人，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要「進行既嚴肅認真又和風細雨的思想教育和恰如其分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堅決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方針，達到『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目的……」
文件重申：非黨員願意參加整風，應該歡迎，但是必須出於自願，不得強迫，並且允許隨時自由退出……
4月30日，毛又特別指示：運動「應該多採取同志間談心的方式，即個別地交流，而不要開批評大會，或者鬥爭大會。」
就在同日，毛在天安門城樓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知識界代表人士開談話會，以身示範。毛在會上即席講話，動員大家幫助共產黨整風，大有周公吐哺、求賢若渴之態。毛講話主要內容如下：
幾年來都想整風，但找不到機會，現在找到了。……現在已經造成批評的空氣，這種空氣應該繼續下去，以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題目，分析各方面的矛盾。
……要承認它，然後分析它，找出解決的辦法。現在報紙天天討論矛盾問題，有人擔心人民政府會被推翻，但已經二、三個月了，政府並未被推翻，而且越討論越發展，人民政府就越鞏固。現在高教部和教育部被攻得厲害，越攻越好……幾年甚至幾十年解決不了的問題，一辯論，可能在幾個月內就可以解決。人們並沒有提議要打破你們的飯碗，也不是一棍子把你打死，而是要求改善關係。……多攻一下，切實攻一下，在報上發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義永遠不得解決。找出辦法，要黨內外一起來……報上登一下，就可以打破沉悶的空氣。這時提整風比較自然，整風總的題目是要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反對三個主義。
統戰工作的問題幾年不得解決，如有職無權等，過去很難解決，現在可能解決了……過去共產黨員有職有權有責，民主人士只有職而無權無責，現在大家是有職有權有責。同共產黨黨員一起混，民主人士確是不好當，很有點惱火，不好辦事。現在黨內黨外應改成平等關係，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職有權……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成兩個組織：一個校務委員會管行政，一個教授會議管教學……學校黨委制恐怕不適合，要改一下……要李維漢同志負責找黨外人士和民盟、九三等開座談會，對有職有權和學校黨委制的問題徵求意見。
談話中毛還說了句極誠懇又有幾分幽默的話，他說：「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希望對老和尚也提些意見。」可見當時談話是十分輕鬆的，不象官方報導的那樣乾巴無味。可惜的是，後來儲安平先生將此話當真了，引用此語來給毛提意見，結果引來了烈火焚身，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誰能想得到這些是一場天大的陰謀、一個彌天大謊呢！
據說，在看到毛2月27日講話原文的譯文之後，全世界研究共產主義的「專家」都被毛的開明和氣度感動了，都認為毛的講話將是對共產主義理論的革新。共產主義學說分化了，毛澤東的思想比赫魯曉夫走得更遠……。中國的知識分子們更是奔走相告，幾乎是彈冠相慶，據親自聆聽了毛講話的人士說，毛在講演中給還在遭到文藝界左將們圍攻的王蒙的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解了圍，說寫得相當好，但卻不是很好，因為小說里只批評了北京一個區黨委的組織部，沒有影射黨中央。「我就奇怪，中央為什麼不可以影射呀？中央的官僚主義也可以反嘛！我就說過我對這個小說很不贊成，因為小說寫的還很不夠！」……順便毛又批評他曾經大力支持過的當年反對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的青年學子李希凡，說李現在住在高級機關，當了政協委員，吃黨飯，聽黨的命令，當了「婆婆」，寫的文章不生動了，使人讀不下去。
接著毛又談到詩人流沙河。毛說：還有一個流沙河，寫了個《草木篇》，那是有殺父之仇的人呀……接著他就講草木篇，講著講著又講回來了：「我們要團結一切人，包括有殺父之仇的流沙河，也是我們團結的對象嘛！」
知識分子們被毛的披肝瀝膽的真誠和「大肚能容天下難容之事」征服了，親聆了在全國宣傳會議上毛的講話的著名翻譯家、文學家、美學家傅雷，3月18日揮筆給他遠在波蘭留學的兒子傅聰寫信，深情地寫下了下面一段話：
「毛主席的講話那種口吻、音調，特別親切平易，極富幽默感，而且沒有教訓的口氣，速度恰當，間以適當的PAUSE（停頓），筆記無法傳達。他的馬列主義是到了化境的，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極自然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眾的心。講話的邏輯都是隱而不露，真是藝術高手。滬上文藝界半年來有些苦悶，地方領導抓得緊……毛主席大概早已嗅到這股味兒，所以從1月18日至27日在全國省市委書記會上提出百家爭鳴問題。2月底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就更明確地提出，這次3月12日對我們的講話，更為具體……」
最後他教育兒子：「他們（指波蘭——筆者）的知識分子彷徨，你可不必彷徨。偉大的毛主席遠遠發出的萬丈光芒，照著你的前路，你得不辜負他老人家的領導才好。」他自己呢？更是興奮難以自制地對人就說：「共產主義者遍天下，毛主席真乃千古一人！」 看來傅先生不僅被毛折服了，還學得了一點馬屁精的本~。
可是誰能料到，對毛如此敬佩之至，赤膽忠心、甚至甘當「毛奴」的傅先生在即刻到來的反右派鬥爭中仍被划為右派，飽嘗批鬥羞辱和皮肉之苦，最終被打成「共和國」的「賤民」，「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文革中，終於被毛的紅衛兵生生逼得夫妻雙雙懸樑自盡！
在國內外對毛的講話一片叫好聲中，只有兩個身份不凡的特殊人物發出不同一般人的低沉之音，他們中一位是蘇共頭頭赫魯曉夫。赫氏在他後來的回憶錄中寫道：
「毛非常明白我們不贊同他的這個政策，我們反對讓那些所有不同的花都開放……另外，我認為『百花齊放』這個口號是個激將法，毛假意把民主和自由發表意見的閘門開得大大的，他想唆使人們把自己內心深處的想法用口頭或書面的形式發表出來，以便他能夠把那些他認為具有有害思想的人除掉。」
另一位是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先生，杜氏讀了毛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英譯本后，如此回答記者的提問：
「我把這篇講演看了幾次，這一類的講演是要多讀的，即使這樣人們還是不能十分確定它們的意義……」
「人們還不能斷定毛澤東關於百花齊放的講話，究竟是標志著自由主義的開端，還是誘人陷入羅網的方法……」
這兩位都是毛的政治對手，赫氏與毛打過幾次交道，特別是經歷波、匈事件，使他對毛的認識有了迅速的提高；杜氏作為美國重臣，艾森豪威爾的主要外交助手，對毛更是有深入的了解。他們對毛的講話不約而同地持懷疑、不信任態度，懷疑它是毛設計的陷阱。
中國的知識分子可不這樣認為，中國知識分子從小受到「仁、義、禮、智、信」 的教育，深信「信者人之本」，「人無信不立」。認為平常人言而無信尚且難以立足社會，何況作為一國之君，又是當著全中國、全世界人民的面，紅口白牙許下的承諾，豈會出爾反爾？縱使有一些口是心非的地方，也只會偷偷在執行中悄悄作一些修改，而不可能將公佈於天下的大政方針棄若敝履，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吧！
看來中國的知識分子的政治學知識，大概只在幼兒園水平。不過這種說法好像也難以說得通，因為中國知識分子中的精英，都受過西方高等教育，有些還是「政治學博士」、「哲學博士」，怎麼一回到中國，回到毛的統治下，就變得跟「白痴」差不多了呢？可見問題可能不只在知識分子這一方面，還在於對方、對手一面的毛實在太過「高超」、太過高明了，以至於這些飽學之士面對他只有束手就擒、任其宰割。當後來這些知識分子一一落入毛的陷阱，被貶為「賤民」發配邊疆、或送去農場勞改、或坐穿牢底，這時才無不對毛的「陽謀」驚嘆莫名！如大夢初醒。這就是亂世中國的政治鬥爭規律：劣幣驅逐良幣。知識分子絕對不是湖南痞子的對手！不過毛對付他們的辦法其實十分簡單，那就是大兵加鐐銬！外加剝奪你的發言權。用句簡單通俗的中國成語就是「秀才遇著兵，有理講不清」， 而且根本不給你「講」 的機會。然後把你捆了送去生不如死的地方，象狗－樣活著，或者廢物利用，乾脆把你宰了用作「肥田」（在延安整風中毛就說他的政治對手不如狗屎，因為狗屎可以肥田，教條主義不能肥田）。毛玩這類遊戲早已輕車路熟，早在十年前的1945年毛澤東去重慶與蔣介石和談，在答覆英國路透社駐重慶記者甘貝爾書面提出的十二個問題中的第十個問題：中共對「自由民主的中國」的概念界說為何？——毛就答覆說：
——「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他們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即「言論和表述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 筆者）。它將保證國家獨立、團結、統一以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
上述答覆是由外國記者向海內外傳播的，當時中共的《解放日報》、《新華日報》均刊登在最顯著的版面。後來毛勝利了。他兌現了承諾了嗎？給了中國人民他說的那些民主和自由了嗎？誰又敢與他較真、跟他算賬呢？連全世界都可以欺騙，中國的知識分子豈在話下！
可惜人們太健忘了，現在只忙於呼喊「毛萬歲」，以致十年前的延安那一幕如今又再次重演了。而在毛看來，對知識分子玩些「陽謀」把戲，實在有如兒戲。不過小菜一碟，何足掛齒！
毛的周公吐哺式的表演大獲成功。魚兒們紛紛吞餌、上鉤了。
第一個「跳出來」自投羅網的是費孝通教授，著名社會學家，其時還掛著國務院專家局副局長、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中央民族學院副院長、民盟中央常委、文教委負責人等一大串頭銜。1957年3月24日他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的文章，正是這株「大毒草」將「右派」這頂帽子牢牢地扣在了自己頭上。
後世的人們也許認為這一定是一篇言詞激烈、批評共產黨不留情面火藥味十足的檄文，不然費先生何以拔得右派分子的「頭籌」？以費先生在知識界的威望，毛共何以絲毫不留情面，要將其作為「右派先鋒」首先拿下呢。
錯了，大錯特錯！好在費文不長，這裏不妨一錄，望讀者諸君不妨用放大鏡或顯微鏡仔細檢查人鰨 看看哪裡有「反毛、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的「病毒」：
去年一月，周總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像春雷般起了驚蟄作用，接著百家爭鳴的和風一吹，知識分子的積極因素因時而動了起來。但是對一般老知識分子來說，好象現在還是早春天氣。他們的生氣正在冒頭，但還有一點靦腆，顧慮似乎不少。早春天氣，未免乍暖還寒，這原是最難將息的時節。逼近一看，問題還是不少的。
周總理的報告對於那些心懷寂寞的朋友所起到的作用是難以言喻的，甚至有人用了「再度解放」來形容自己的心情。知識分子在新社會的地位是肯定的了，心跟著著了窩，安了心。心安了，眼睛會向前看，看出自己的前途，因此，對自己也提出新的要求。有的敢於申請入黨了，有的私下計議，有餘錢要買些大部頭書，搞點基本建設。這種長期打算的念頭反映那些老知識分子心情的轉變。
周總理報告之後，各地學校在知識分子問題上都做了不少工作，改善了他們的生活條件和工作條件，兩者比較起來，生活條件似乎改善得更多一些。比如工資提高了，過去許多隻夠衣食的教師們現在可以買買書了，就是子女多，家屬有病人的困難戶也大多得到了特殊照顧，生活上的問題總的來說基本上解決了。知識分子是滿意的，甚至有點受之有愧。而且過去這一段時間里，很多學校里對高級知識分子照顧得也非常周到。比如為了剪髮、醫療、買菜等排隊浪費時間，給高級知識分子優先待遇，甚至看戲都可以預定前排座位。高級知識分子對於這些優待是領情的，但這也使他們過分突出，叫別人看來不很舒服，甚至引起群眾的反感。這些辦法是否妥當還值得考慮。我自己就沒有用過這些優待券，因為拿出來怪不好意思的。
百家爭鳴實實在在打中了許多知識分子的心，太好了。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從立場這一關改起的。劃清敵我似乎比較容易些，一到觀點、辦法，就發生唯心論和唯物論的問題，似乎就不簡單了。比如說，擁護黨、政府、愛國家、人民，對知識分子來說是容易搞得通的，但是要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體系，就有不少人弄不清什麼是唯物的、什麼是唯心的那一套。
他們對百家爭鳴是熱心的，心裏熱，嘴裏還是很緊，最好是別人爭，自己聽。要自己出頭，那還得瞧瞧，等一等再說，不為天下先。依我接觸到的範圍來說，不肯敞開暴露思想的還是占多數。
究竟顧慮些什麼呢？對百家爭鳴方針不明白的人當然還有，怕是圈套，搜集些思想情況，等又來個運動時可以好好整一整。這種人不能說太多。比較更多的是怕出醜……
有一位朋友說得很生動，他說，我不是怕挨批評，我們以前還不是有被批評的，學術論戰還是搞過，現在可挨不得，因為一有人說自己有了唯心主義，明天上課學生的臉色就不同，自己腳也軟了。面子是很現實的東西，戴上一個落後分子的帽子就會被打入冷宮，一直影響到物質基礎，因為這是「德」，評級評薪，進修出國，甚至談戀愛，找愛人都會受到影響。這個風氣現在是正在轉變中，但是積重難返，牽涉的面廣，也不是一下子就轉得過來的。「明哲保身」，「不吃眼前虧」的思想還沒有全消的知識分子，想到了不鳴無妨，鳴了說不定會自討麻煩，結果是何必開口。
筆者以為費孝通這篇文章按毛的標準，不僅不是毒草而是大大的「香花」。因為它既是一篇對共產黨的讚歌，又是向黨的「交心」書，文中對共產黨的感激之情、敬佩之意，溢於言表，發自衷心。它活畫出了那個時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心態，經過建國后歷次政治運動，已經被整得夾著尾巴過日子慣了的知識分子，一旦得到一點「黨」的信任，「黨」的恩惠，便由衷地要叫「皇恩浩蕩」，甚至想喊「萬歲」了。只是做縮頭烏龜慣了，一些人仍然不敢響應毛的號召大鳴大放，他們只想過平安日子，苟且偷生，絕對沒有對「黨」不敬的想法。更不可想象這樣一些奴才相、市儈氣十足的順民，會膽敢向共產黨「猖狂進攻」，想奪共產黨的「天下」！從文中也可以看出毛共對知識分子的「兩手」確實高明，效果不凡；一方面毛對知識分子，尤其是高級知識分子恨之入骨（「讀書越多越反動」，「對教授們的知識當以狗屁視之」，是毛對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的由衷之言）；另一方面卻要把他們全部包養起來，對其中相當部分人的待遇還強於一般共產黨幹部，不過，被豢養的代價是知識分子必須、絕對放棄自已的思想和學術上的自主、自由，亦步亦趨變成共產黨的馴服工具，變成毛主義的傳聲筒。當然也有人不願做這種交易。那麼好吧，毛說：不給他開飯（毛多次說過這句話）。而當時中國人的飯碗確確實實全部攥在毛手裡。當然毛在這裏說不給開飯並非要將其全部餓死，而是意味著送你去勞改農場吃飯、干苦力吃飯。這一著真的厲害，知識分子領教過了，或者看見到了別人被開除「飯籍」后的慘狀。因此都願當被「包養」的馴服的工具了。在毛的高壓和誘惑之下，中國的知識分子的大多數已經成了唯毛的馬首是瞻、且善於見風駛舵的順民，傳統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等等「士氣」已經飛去爪哇國了。
這就是當時知識分子總的精神狀態，或者是他們表面的狀態。費孝通先生極好描述了當時知識分子這種狀態和心理。只是他以為自己的身份、地位比較特殊，應該起來響應毛的號召，代表知識分子說幾句心裡話，甚至想說服那些「明哲保身」者起來響應黨的號召，參与「幫黨整風」， 也算是他對「黨恩」 的一點報答。
以上就是這篇文章的主旨和論題。這樣一篇「頌黨」的「佳作」怎麼被打成「毒草」，作者變成「大右派」呢？這需要具有高度政治敏銳性並了解一些毛政權內情的人才能明白。原來此中的奧秘和關鍵就是他文中幾次提到並歌頌的周恩來總理。費教授不知道「黨」只能與毛划等號，而不能與其他任何人等同起來，特別是不能與周恩來等同起來。費孝通大概沒有注意到毛在2月27日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開頭的幾句：「現在唱『紅娘』的是周總理，我好比那個老夫人，必要時出來扭一扭，扭多了，觀眾就煩了。」（這個開頭語公開發表時自然刪去了。）這簡單一句話，其實包含著毛對周的多少忌妒、怨恨又無可奈何之情！歷史上幾十年的毛周恩怨就不說了，現在毛所謂的周唱「紅娘」這個討人喜歡的角色，直接就是指周恩來在1956年1月在全國知識分子會議上的報告，那個報告讓周恩來擄去了全國知識分子的「心」，讓周成為知識分子的知己和崇拜偶像，這就使毛睡不著覺。如今毛髮動的這場陰謀加陽謀的運動，附帶目標就是要將周的主要「資本」之一的知識分子，連同他們在共產黨內的「知己」周恩來一併打入十八層地獄！而不識相的費孝通，居然首先跳出來歌頌了一番周恩來，是可忍孰不可忍!……
當然這是毛心中的「話」，是不能說出口的，也不能用來當作定費氏右派罪的依據。其他定罪的「理由」 其實是很容易找的，就以費氏這篇文章的題目而論，就包藏禍心，罪該萬死！他將毛花了幾個月營造起來的對知識分子的「寬鬆環境」，居然比作乍暖還寒的「早春天氣」，那麼此前知識分子不是一直處於「嚴冬」之下么？將共產黨和偉大領袖毛領導下的知識分子說成是生活在「嚴冬」里，光這一條還不夠划十個右派嗎……
自作聰明的、自以為是的費孝通教授，其實還不如毛手下一個大老粗戰士的政治水平。而且費的全部學問和知識，在毛說來正是「當以狗屁視之」的「社會學」，它有什麼用？完全是資產階級國家一門無聊學科，既不能多打糧食，又不能用來造原子彈（非常務實的毛在反右派以及後來文革中，都有專門保護自然科學家的規定），還不能如狗屎肥田。所以早在1952年毛共搞的大學院系調整時，「社會學」就被取消了，如今再除去一個費孝通，又有何不可？！
後來費教授試圖通過檢舉右派中的「頭號」章伯鈞（說章說「共產黨要借我的頭」）以及他原來的朋友、清華大學副校長錢偉長（說錢要「教師帶領學生準備暴動」）來減輕自己的罪責，可惜無效。
費孝通雖然是最早跳出來的一個，但從毛的鬥爭部署來看，他還不是毛所要打擊的重點，因為他雖屬高級知識分子，但卻不是職業政治家，不大能夠與毛「爭天下」。真正成為毛在此次運動中必欲打倒的對象、必須除去的心頭之患，是幾個民主黨派頭面人物，他們是後來名噪一時的全國大右派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等，他們各有代表性，其「專利性」的罪名是：章伯鈞要「成立政治設計院」、輪流坐樁；羅隆基要「成立平反委員會」搞復辟翻案；儲安平發表惡毒的「黨天下」論。這三人的「三論」當時作為右派言論的代表，在全國進行大批判，弄得家喻戶曉，婦孺皆知。成為右派「罪惡」的代名詞。
現在就讓我們看看這些被毛澤東欽點的大右派的罪大惡極的代表作到底是些什麼東西。
章伯鈞，民盟第一副主席（主席沈鈞儒已年邁幾乎不管事，所以章是民盟實際負責人），農工民主黨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政府政務委員，國務院交通部部長。光是他的第一個「頭銜」，就註定章是在劫難逃了，因為上文說過毛早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就已徑向共產黨內通報了：等到打倒蔣介石之後，民盟就是主要對手了，要採取措施「一步一步拋棄他們」， 首先是其中的右傾分子，章首當其衝。建國初期，鑒於當時的形勢，毛還需要把「團結民主黨派」、「建立聯合政府」這齣戲演下去，但對於在政府任職的民主黨派人士，對於他們不時的「建言獻策」，已經使毛感到十分不快了。在黨內，毛說這些人是「歷史上包下來的一批王八蛋」，說：「每年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政協會議，總是要對付他們一場，通過法案，他們都舉手，下去視察就找岔子」。毛對他們已經有些忍無可忍了，這次整風運動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把以民盟為代表的民主黨派 「打啞」，把他們中的一些代表人物清除出政權機構和「革命隊伍」，給那些企圖與共產黨分庭抗禮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以當頭棒喝。
擒賊先擒王。章伯鈞就是毛首先要清除的一個「王」。章伯鈞其實並沒有什麼出格的「右派言論」和真正的不軌行為，只是作為一個老牌政客，留德哲學博士，曾經參加過共產黨又自動退黨，如今自立門戶，還有些政治野心。比如他想發展民盟組織，壯大民盟力量，這就居心可疑。其實只要想想，這本屬於其職務份內之事。不過毛可不管，他本能地感覺到章是民主黨派中的右翼，是企圖與共產黨爭天下的最可怕的潛在敵人，整風、反右不打倒此人還打倒誰？
當然，要搞掉章伯鈞以及所有的「右派」，總得抓住一些把柄。於是，毛的辦法是，誘使這些人「鳴放」，請他們幫共產黨整風，只要他講話，提意見，總能從他們的發言中雞蛋裏面挑出骨頭，再上綱上線加以分析，罪名就成立了。這就是毛「引蛇出洞」 的奧妙。然而民主黨派頭頭們也不是瓜，不會輕易上當，他們對毛有幾分了解，所以個個謹言慎行，不得不發言時，就把講話的內容限制在毛指定的範圍，或者重複毛自己說過的話。
1957年5月21日，在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的一再催促下，章伯鈞在中央統戰部舉行的座談會上發了言，提出了後來作為他的右派大罪狀的「政治設計院」問題：
「過去，做了轟轟烈烈的要事，但是有些事情也給國家帶來了損失。如果在工作進行之初，就多聽聽人大常委會、政協、民主黨派的意見就可以少走彎路。如掃盲運動，五年一貫制，推廣雙輪雙鏵犁等問題，如果事先經過國務院的部長們，根據材料，多方面地進行討論，或經過民主黨派、高級知識分子、專家的討論，就會減少損失，如果黨內一決定，就那麼幹下去是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的。
現在工業方面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一個政治設計院，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應該多發揮這些設計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和他們討論，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現在大學里對黨委制很不滿，應該開展廣泛的討論，制度是可以補充的，因為大家都是走社會主義的路，這樣搞，民主生活的內容就會豐富起來。」
這就是被批為全國頭號大右派的主要罪狀。雖然從章的發言中我們看不出有什麼「反黨、反社會主義」 的企圖，但是，提出這個「政治設計院」還是令人覺得有些出格，因為這樣一來實際上有取代共產黨的「政治局」之嫌，再伸引開去，不是要取消共產黨黨的領導了嗎，豈有此理！所以公布章氏這一罪狀后，全國人民莫不憤怒聲討！
可是這時章氏卻頑抵抗，拒不承認批判加給他的罪名。看來底氣很足。後來章伯鈞說出了他的底氣所在：原來這「政治設計院」乃毛澤東首先在黨忍岢觶 是劉少奇將這一訊息告知章氏的，章氏順湯下麵，提出成立「政治設計院」的建議。原本以為這是毛自己的說法，絕不會受到追究，那知毛故意裝作作不知，把這一發明權讓給章氏，當作章氏的一大罪狀。章氏怎會「口服心服」 呢？
知道這一內情后，當時還是毛的寵臣的彭真自願擔當毛、章之間的「調停人」。 經過彭去做章的「思想工作」， 終於達成君子協定：鑒於形勢需要，章擔當這一罪名；作為回報，在作右派處理時對其從輕發落，保證章及家人不會受到太大的打擊。
還有什麼別的更好的出路嗎？沒有了，章伯鈞只能接這一安排。後來處理時宣布：章划為極右分子，撤銷了原有的九個職務而保留了「全國政協常委」一職， 工資由行政三級降為七級，但仍然享有四合院、小轎車、司機、警衛、廚師、勤雜、秘書等待遇。與一般的「極右分子」 比較起來，真可謂天淵之別了。看來，在某些方面毛還是很「守諾」的。可是毛也沒便宜了章，他又加給章氏一頂「章羅聯盟」一號頭頭的帽子，己經舉起白旗的章伯鈞無可選擇，只好勉接受了。
全國第二號大右派羅隆基，亦為民盟副主席，時任森林工業部長。羅氏是留美政治學博士。在國民黨當政時代，羅氏辦報、從教，書生論政，睥睨時流，銳不可當。他曾被蔣介石邀請為其「講課」，頗有「帝師」之范。在1946年初召開「舊政協」會議時，羅氏作為民盟代表，是38名政協成員之一。時羅氏任民盟宣傳部長，而當時有「第三方面」和「中間勢力」之稱的民盟，在政協中的代表比共產黨還多，是左右中國政壇的重要力量。不過它實際上已與中共結盟，互相幫襯，共同對付國民黨。羅隆基以其博聞強記、雄辯滔滔之才，在舊政協會上與中共代表周恩來配合默契，面折廷爭，大出風頭。其才情引起蔣介石和馬歇爾的重視，試圖以高官厚爵拉攏過去。可羅氏不為所動。羅氏雖然為共產黨立下了功勞，但其才華和知識分子的傲氣卻為毛所忌恨，建國之初毛並不給羅任何職位，大概是想殺殺他的傲氣。後來才給了他個森林工業部長這種學非所用的冷扳凳坐，與羅從來不睦的章伯鈞也為此頗抱不平，說羅氏本乃政治外交之才，英語又好，卻叫他去管木頭，是為用人不當，大材小用。孰知毛澤東不但忌才、屈才，還想「殺才」，終於決定將羅隆基也揪來批倒、批臭，清洗出局。
羅隆基的主要罪狀是1957年5月22日在統戰部座談會上的發言中，建議成立「平反委員會」，他的原話是：
「由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一個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不但要檢查過去的三反、五反、肅反運動中的偏差，它還將公開聲明，鼓勵大家有什麼委屈都來申訴，這個委員會包括領導黨，也包括民主黨派和各界人士。我以為這樣做有三個好處：一、可以鼓勵大家提意見……二、過去的三反、五反、肅反雖然有很大的成績，但是也發生了副作用，使人不能講話，有人擔心在這次的『放』和『鳴』之後會有『收』和『整』，在過去運動中受了委屈的，要給他平反，就可以使他們減少同黨和政府之間的隔閡。平反的機構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肅反的機構分開。三、現在誰都不能保證在下級機關里不發生打擊報復事件，有了這個機構，敢於打擊報復的人，知所畏懼；受打擊報復的人就有路可走，他們可以提出控告。這樣，既檢查了肅反中的遺留問題，又配合了整風。地方人代會和政協，也應該成立這樣性質的委員會，使它成為一個系統。」
羅隆基這一番建議，後來受到舉國一致、同仇敵愾的討伐，認定這是羅氏反攻倒算「變天」的反動言論，成了羅氏鐵板釘釘的「罪狀」。但明眼人一看便知，最初提出這個建議的不是羅，而是毛澤東本人，羅不過是在其基礎上具體化一點而已。1957年2月27日毛在最高國務會議上那次著名講話的第二部分《肅反問題》中，就提出「有反必肅，有錯必糾。」接著說：「在肅反工作中，凡是已經發現了的錯誤，我們都已經採取了或正在採取糾正的步驟。沒有發現的，一經發現，我們就準備糾正。原來在什麼範圍弄錯的，也應該在什麼範圍宣布平反。我提議今年或者明年對肅反工作全面檢查一次，總結經驗，發揚正氣，打擊歪風。中央由人大常委會和政協常委會主持，地方由省市人民委員會和政協委員會主持」。很明顯，羅隆基只是在毛的「提議」的基礎上加以了具體化，基本精神完全一致。所以這一「建議」的發明權（與章伯釣的「政治設計院」一樣）應屬毛，而不是羅。
但是，毛卻不認賬了。就像上次他把設立「政治設計院」 的發明權 「讓渡「給了章伯鈞一樣，毛又將成立平反委員會的發明權讓給羅隆基，而且這次因為是自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公開提出的，所以也就無須彭真去做暗中交易，也就省略了給羅氏經濟補償這筆開支。結果當然硬是把這頂「罪名」栽到羅隆基頭上。特別冤枉的是，羅氏又被「任命」 為「章羅聯盟」 的二號頭頭。儘管羅氏大呼冤，但毛一言九鼎，而且頭號成員章伯鈞己經「認罪」， 你羅隆基還有什麼法子抵賴呢！
右派猖狂進攻中的第三員大將和他的代表作是儲安平的「黨天下」論。
儲安平，留英歸來的精英，其人是風度翩翩的美男子，其才華令廣大青年學子傾倒，亦為世人所推重。1946年儲拒絕了南京政府的委以「高級公務員」的邀請，去自辦了一個名叫《觀察》的雜誌，《觀察》獲得空前的成功，成了當時著名的知識分子的「論壇」。但因為其尖銳的反政府立場於1948年底被國民黨查封，但儲本人安然無恙。毛建國后，經胡喬木、胡繩推薦，周恩來批准，《觀察》在1949年末復刊。
但是不知為什麼，儲安平在《觀察》總編的位置上僅一年多，就被調離了，刊物也更名為《新觀察》。
整風運動尚未開始，毛正在做煽風點火的工作時，得知民主黨派的機關報《光明日報》的幾任總編都是共產黨員，覺得不妥。於是由中共統戰部、宣傳部忙乎了一陣，推出身跨民盟、九三學社的儲安平繼任此職。《光明日報》社社長是章伯鈞，章與儲並不熟，不過既是中共推薦，自然也變成八個民主黨派的公舉了。1957年4月1日，儲走馬上任。
據說，儲在上任的施政講話時還說了一段頗為自負的話，他當著社長章伯鈞的面說：
「我到這裏來工作，中央統戰部李維漢部長支持我，黨是我的後台，他還對周楊部長說過，以後有人批評儲安平先生，你要為他撐腰……」大有「奉旨辦報」之慨。
既然是共產黨叫他來當這個總編輯，共產黨又是他的「硬」後台，儲先生當然要為黨服務、盡忠。他一上任便碰上整風，按照毛的指示和要求，儲堅決貫徹，大力宣傳、報道毛的整風政策和各地整風消息，據統計，從5月初鳴放開始到6月8號毛下令「反攻」為止的一個多月內，《光明日報》編髮了22整版共13萬字的鳴放座談會記錄，以及專題報道等。這就已經決定了作為總編輯的儲先生在劫難逃了。
也許是對黨太過忠誠，又太自信了，加上儲又親自參加4月30日毛在天安門城樓召開的座談會，聆聽了毛關於給「給老和尚提些意見」的真誠召喚，於是便真的提筆向「老和尚」建言了。在1957年6月1日的統戰部座談會上，儲安平以《向毛主席、周總理提些意見》為名發言，他說：
「解放以後知識分子都熱烈地擁護黨、接受黨的領導。但是這幾年黨群關係不好，而且成為目前我國政治生活中急需調整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關鍵究竟何在？據我看來，關鍵在黨天下這個思想問題上，我認為黨領導這個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並沒有忘了自己也是國家的主人。政黨取得政權的目的是實現它的政治理想，推行它的政策。為了保證政策的貫徹，鞏固已得的政權，黨需要經常使自己保持強大，需要掌握國家機關中的某些樞紐，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巨細，都要看黨員的眼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太過份了一點？在國家大政上，黨外人士都心心愿願跟著黨走，但跟著黨走，是因為黨的理想偉大，政策正確，並不表示黨外人士就沒自己的見解，就沒有自尊心和對國家的責任感。這幾年來，很多黨員的才能和他所擔任的職務很不相稱。既沒有做好工作，使國家受到損失，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劇了黨群關係緊張。但其過不在那些黨員，而在黨為什麼把不相稱的黨員安置在各種崗位上。黨這樣做是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從而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一家天下的清一色的局面。我認為，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義的突出，黨群關係的不好，是一個全國性的現象，共產黨是一個有著高度組織紀律的黨，對於這樣一個全國性的缺點和黨中央領導有沒有關係？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意見，我現在舉一個例子，向毛主席和周總理請教。解放前，我們聽到毛主席倡儀和黨外人士組織聯合政府。1949年開國以後，那時中央人民政府六個副主席中有三個黨外人士，四個副總理有兩個黨外人士，也還像一個聯合政府的樣子。可是後來政府改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來中央人民政府幾位非黨副主席，他們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會去了。這且不說，現在國務院的副總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沒有一個非黨人士，是不是非黨人士中沒有一個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沒有一個可以培植來擔任這樣的職務？從團結黨外人士、團結全國的願望出發，考慮到國內和國際上的觀感，這樣的安排是不是還可研究？……黨外人士熱烈歡迎這次黨的整風。我們都願意在黨的領導下盡其一得之愚，期望對國事有所貢獻。但實際政治生活中，黨的力量是這樣強大，民主黨派所能發揮的作用畢竟是有其限度，因而這種矛盾怎樣緩和，黨群關係怎樣協調……主要還是要由（執政）黨來考慮解決。」
應該說儲安平這篇發言是所有參加中共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中所提意見最中肯、最尖銳、也最富邏輯性的一位。而且是以全國大局為出發點對中共最高領導直言不諱的批評和建言，從中可見儲先生既有對黨的一顆拳拳忠心，又不失一個知識分子傳統上的對國家、對人民的責任感和良知。但不幸的是，這篇發言立即使儲安平獲得了全國最惡劣的大右派的稱號，據說是代表資產階級和中共爭天下的代表作，遭到了中共組織的全國性大討伐，「黨天下」也成為最惡毒的右派言論。
現在看來，儲之發言之所以引起毛如此震怒，大概有三個原因：一是儲以「黨天下」概括中國政治現狀可謂簡明形象、一語中的。這個說法後來成為見怪不怪的常用語了，但在當時卻很敏感，因為當時毛總是說「人民坐天下」，儲說是共產黨「坐「天下，就把毛的騙術揭開了小小一角，使毛羞怒；二是儲對毛的大騙局「論聯合政府」在形式上予以質疑（還未從內容、實質上揭露），言之有據，持之有理，使毛無以為對，頗感尷尬。其實毛早已在內部有言，建國后就要把當年的朋友、民盟和其他民主黨派當作新的敵人，一步步拋棄之。1953年由胡喬木起草、毛改定的內部文件《中共中央關於目前政權性質的指示》中就明說，「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就是「由共產黨一黨決定綱領政策和計劃」的「無產階級專政」。但是文件要求只使黨內高級幹部了解而禁止對一般幹部傳達，以免引起「不安、不滿和種種揣測」。作為黨外人士的儲，對此當然不得而知。而毛的這一做法也是只做不說、不能見光的陰謀。如今也被儲安平點破，怎不惱怒？三是文中儲引用毛自己的話稱其為「老和尚」，這種說法只能毛自己在小範圍內調侃，豈能由別人來套用？而且是公開場合，發表出去，豈不影響光輝形象？但是這一條也只能內心惱怒而不能公開說出口。由此可見儲說的三條都點中要害，又令對方不能正面回應，所以這個儲安平晉陞為章羅之後的全國的第三號右派、並且死無葬身之地（儲被批鬥后離家出走，死不見屍。現據知情人證實，已被「革命群眾」打死），也就是必然的了。
但是人們一看也知，這三條其實都在毛欽定的反對三個主義，特別是宗派主義範圍之內，且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從道理上講，毛根本無法將其推翻或定罪，便只好用「大帽子」、「大棍子」將其壓服了。
此時毛親自點燃的整風鳴放之火已經在全國燃起來了，絕大部分在職的知識分子都是在本單位黨政領導的一再動員下，真正抱著響應毛的號召，幫共產黨整風的真誠動機來參加運動的。他們有的對本單位、本部門中的一些不合理現象、不恰當規定，以及一些黨員幹部的特權思想，即三個主義的具體表現提出了一些意見或建議，但很少有涉及到政治層面或全國性的問題。大多數人在提出批評之前還先對共產黨歌頌一番。
上海和華東地區負責人柯慶施，由於已得到毛的「天機」，在「引蛇出洞」、「誘敵深入」中特別賣力。他親自主持召開了有2700多人參加的宣傳工作會議，會上作了三個多小時的報告。這位後來以「中國的知識分子，有兩個字可以概括，一是懶，平時不肯作自我檢查，還常常想翹尾巴；二是賤，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為很了不起了」而聞名的毛的「好學生」、 好幫凶，在那次會議上裝扮成知識分子的知心人，板著臉孔訓斥他的「黨員負責幹部」要「放下架子，老老實實，認真整風，改造自己。」
知識分子們真的被感動了，上海外國語學院教師李炳揚坦言：「即使幾分鐘之前，我還是決心不講話的。」但因為受到「共產黨真誠的感動」，終於開口「鳴放了」，而且還說了很多……
老科學家黃鳴龍說：「我原來顧慮我的意見會被視為對抗性矛盾」，現在顧慮「消除了」，還動員其他老友說：「我們既是共產黨的左右，他們的偏差實在也是我們的過失，他們的錯誤我們應知愧悔。」
上海財經學院的葉元龍教授，在宣傳會議上激情地說：
「我本來是來聽聽的，聽了大家的發言，才知道共產黨是叫我們來批評他們的，天下哪有這樣的事：叫一批人來批評自己，這不正是黨的光榮、正確、偉大嗎？」
就在全國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響應毛的號召掏心挖肺、披肝瀝膽地來幫共產黨整風之時，那個號召他們的毛，此時卻再也挺不下去了。兩年後的1959年7月23日，毛在廬山會議上作批彭德懷的講話時，坦言當年整風鳴放時的心態說：「硬著頭皮頂住，反右時發明了這個名詞。我同某些同志講過，要頂住，頂一個月，兩月，半年……」
可是只頂了半個多月，毛就頂不下去了，5月15日毛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也有人說此文寫於6月以後），給黨內少數高幹傳閱。文中說：「最近這個時期，在民主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益，人們說：怕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現在大批的魚兒自己浮到水面上來了，並不要釣。」「右派要颳起七級以上颱風，搞垮社會主義」。「 大量的反動的烏瘴氣的言論為什麼允許?在報上？這是為了讓人民見識這些毒草、毒氣，以便鋤掉它、消滅它」。文中還咬牙切齒、充滿深仇大恨地說：「右派有兩條出路，一條夾緊尾巴，改邪歸正。一條繼續胡鬧，自取滅亡。右派先生們，何去何從，主動權（一個短時期）在你們手裡。」此文是毛死後的1977年才收入《毛選》第五卷的，已經過修改。據張戎的毛傳說，毛在原文中明白地說：他迄今所做的一切都是「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這就使我們知曉，原來那個滿臉堆笑、極力鼓勵人們鳴放、保證……的毛，背地裡卻對鳴放的人們咬牙切齒、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這需要多麼好的演技，多麼厚的臉皮、多麼「深」 的涵養啊！看來毛不僅是厚黑大師，而且是特級演員。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在他的兩面派被他自己暴露后，不僅絲毫也不在乎，絲毫也不尷尬，還說這是「陽謀」。看來真是斯大林所說的「用特殊材料製成的人」，比之斯氏，又青出於蘭了。
毛原來計劃鳴放要搞幾個月，「硬著頭皮頂住，讓他們攻」。但是，剛一個月出頭，毛就頂不住了，要「收網」了。對於毛要提前「收網」 的原因後來有幾種說法：一種說法是毛聽到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彙報羅隆基在座談會上說：「現在是馬列主義的小知識分子領導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外行領導內行」，勃然大怒，決定收網。此說有一定道理，羅隆基此話可謂字字千鈞，擊中了毛澤東的軟肋。本來毛對知識分子的忌恨，其中一條就是因為自己沒上過大學，沒留過洋，所以對那些學貫中西，「言必稱希臘」的大知識分子有一種不自覺的自慚形穢的感覺，但他又沒有劉邦那種豁達大度，也沒有曹操那種愛才、惜才胸襟，如今雖然位至九五，在權力上是達到頂峰了，但在知識王國，他似乎還有些許遺憾。可以推想，毛自忖如果能在知識界、理論界樹立自已的絕對權威，那樣就「如月滿無缺」了，可毛也知道這一點在他的共產黨內，在工農兵群眾中容易辦到，只是這是不頂用的，關鍵是要在知識界得到認可才行。毛提出「雙百方針」，與文士們詩酒唱和，目的也有贏得知識分子之心，以利確立自己在知識界的領袖地位之狂想。誰知羅隆基冒出的這麼一句，將他的美夢全打破了！原來在大知識分子心目中，他仍然是個「馬列主義的小知識分子」！這真可惡！是可忍孰不一可忍！這是一種深層的文化歧視，對自詡「唐宗宋祖、略輸文采」的毛來說，無疑是個重重一擊！所以他多次提到羅這句話，耿耿於懷。但這種事單靠用權力去壓似乎不太頂用，隋煬帝楊廣為了薛道衡那句令他自愧不如的「空梁落燕泥」的，借故殺薛道衡的故事，可作前車之鑒。他雖不好對羅動刀子，但又憋不下這口氣，最後還是利用權力去整羅氏，硬將羅隆基壓服，叫他承認與章伯鈞搞了個 「章羅聯盟」。這樣做大概也是為了讓這個羅隆基領教權力的厲害。算是報了羅的一箭之仇。
不過,說毛因此而立即對大鳴大放收網,似嫌理由不足,毛還是個懂得小不忍則亂大謀的道理的人，此事還不足以打亂他的部署。而且時間上也對不上號，羅講此語是5月13日，毛正式收網已到6月8日。可見毛並未因為這可惡的一句話改變他的計劃。
又一種說法是，5月16日，毛讀到一份內部簡報，上面說北大某學生寫了篇題為《我的憂慮和呼籲》的文章，說黨中央開始分裂，毛是主張「鳴放」的開明派，但遭到人數更多的保守派的攻擊，對方想逼毛下台。於是他大聲呼籲，要「團結在毛澤東——赫魯曉夫的周圍」， 那年青人更天真地、充滿感情地寫道：「看來我們親愛的毛澤東同志處在十分困難的地位……」
毛裝作開明表演的結果竟然被大學生誤將他當作了中國的赫魯曉夫！真是始料不及。毛在簡報上批曰：「完全造謠，但值得注意。」考慮到人們把他當作自由派的首領了，這些人幻想有毛的支持，會更大胆地造反、大放厥詞，於是毛決定停止「引蛇出洞」， 立即收網。
這一說也有理，但仍然有理由不充分之嫌，因為毛是不會太在乎幾個學生娃娃的，在2月27日的講話中毛捕風捉影地說到石家莊某學校學生想鬧事、要佔領電台，以及以訛傳訛地說清華大學某學生聲稱要殺幾千人時，毛只是輕蔑地說：他又沒有槍，你怕他什麼？所以毛不大可能把那學生的話當真，並因此改變自己的計劃。
再一種說法是6月6日章伯鈞等人召開的「六教授」會議，引起毛的震怒、重視，於是決心提前收網。
「六教授事件」又稱「六六六事件」，即在6月6日六位教授開會的事，這是毛共宣揚整風運動中右派猖狂進攻的最重要依據之－。
1957年6月6日章伯鈞邀請費孝通、錢偉長、曾招掄、陶大鏞、吳景超、黃葯眠六位教授，也是民盟成員在全國政協俱樂部緊急聚會。除六教授外，還有民盟副主席史良、秘書長胡愈之（「地下」共產黨員）、辦公室主任葉篤義、組織部副部長閔侯剛（「地下黨員」）、民盟北京市委辦公室副主任金若強等共13人蔘會。
聚會的原因是民盟領導和教授們擔心北京高等學校的整風、鳴放可能有失控之虞，他們出於強烈的責任感和作為共產黨友黨的義務，憂心如焚地商量著面對事態發展的緊急應對之策。
此時北京各高校的鳴放活動都進入了高潮，學生們可不像久經官場、老於世故的在職知識分子那樣瞻前顧後，小心翼翼，他們{著年青人的朝氣和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勇氣，對共產党進行了毫不客氣的批評，且不滿情緒與日俱增。5月26日，借北京高校運動會在清華大學舉行之際，北大學生到清華串聯，要求各校互相支援，把民主運動推向新的高潮。
應該說，在當時所有鳴放的地方和單位，只有高等學校的鳴放具有政治性和攻擊性，年青的大學生們以年青人的勇氣和銳氣，勇敢地把矛頭指向共產黨的政治制度，發出了明確的要求自由、民主的吶喊。其中尤以有著五四傳統的北京大學為最。
北大學生傳承五四精神，紛紛自組民主社團，高張自由民主旗幟，從5月19日起鳴放矛頭逐步指向共產黨－黨專政等核心問題。
5月27日，北大學生擅自從美國報紙登X的英譯的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的反斯大林報告中，轉譯了若干章節，擅自加以張貼，報告中所披露的斯大林駭人聽聞的血腥暴行引起了學生們強烈的義憤和反蘇、反共情緒，雖然校黨委立即組織人員將報告譯文揭去，但影響已不脛而走……
28日人民大學出現多次學生自發集會，一些學生提出罷課、遊行，要求「投入整風、趕上時代，反對以學校為界，到社會上去！」
6月2日，人大學生林希翎在人大校園貼出海報，說她要當眾宣讀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全文。后雖被學校黨委「勸阻」了。但她卻跑到北大去講演串聯；隨後，北大學生頻發邀請，要求章伯鈞到學校講演，還要求民主選舉校長。
種種跡象說明學生們有自發衝破校園、將鳴放運動變成一場要求民主的社會運動的?頭。然而章伯鈞等知道，這是共產黨所絕對不能允許的！潛在的危機籠罩在每一個人的心頭。不論從教師責任或民主黨派的責任出發，他們都認為有站出來正確引導學生運動的必要，以便將可能出現的危機化解于未然，為共產黨分憂，為學校解難，為學生免災。
會議由章伯鈞主持。各校的教授都談了本校的嚴峻情況，大家紛紛表示憂慮，總之是擔心學生鬧事，擔心事態擴大的嚴重後果；還擔心學生運動破壞了毛的整風運動的良好初衷，將結果引向反面。最後一致的結論是：大家必須站出來，決不能給情緒激動的大學生當鬧事的 「領頭羊」，要盡一切辦法幫助共產黨穩住整風的大局。
這一事件的重大「失誤」是，沒有提前在事先向中共通報和請示。但據後來章伯鈞的交待，在會議前一天的5日晚，章曾分別給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勛、統戰部長李維漢打電話，但電話沒有接通。章伯鈞等轉而覺得這本是民盟內部會議，也就自己主持開會了。會後大家推薦由史良將他們磋商的結果呈送給周恩來。6日晚，史良向周遞交了「六教授會議」的報告，而周收下不置一詞。7日，國務院開會，章參加，「在會上我寫條子給總理，說情況嚴重，談話的人（即參加六日會議者）的態度頗為誠懇等等。總理也未示可否。」 於是，一場越俎代庖、「皇帝不急太監急」的鬧劇，變成了「好心辦壞~」，令他們想象不到招來了「皇上」的雷霆震怒，幾乎釀成了自己的滅頂之災！
次日，即6月8日《人民日報》刊出了一篇十分醒目、標題為《這是為什麼？》的文章，文章氣勢洶洶，用詞尖刻、霸氣十足，一看便知道，在中國只有毛澤東能寫這樣的文章。文章宣布了整風運動鳴放階段的結束，反右派鬥爭開始。這一天，1957年6月8日，也即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喪鐘敲響之日。但當局對六教授事件的正式回應卻延遲至7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嚮應當批判》，該社論出自誰人之手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毛的心聲：
「反動的階段敵人為什麼會自投羅網呢？他們是反動的社會集團，利令智昏，把無產階級的絕對優勢，看成了絕對劣勢。到處點火可以煽動工農，學生的大字報便於接管學校，大鳴大放，一觸即發，天下頃刻大亂，共產黨馬上完蛋，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鈞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的目前形勢的估計，這不是利令智昏嗎？」
7月3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參加六教授會議的民盟中央常委、組織部副部長、「地下共產黨員」、中共統戰部的「卧底、眼線」閔侯剛的文章：《章伯鈞召集的一次緊急會議》，黑紙白字硬說章伯鈞等人（史良除外，史良早已反戈一擊立了功），策劃向共產黨奪權的陰謀。至此，章伯鈞即使渾身是嘴，也辯不清白了。
「六六六事件」以及北京高等學校大學生們在大鳴大放中的表現，應該是毛提前收網的主要原因。毛?心，再「鳴放」 下去，敵方就形成有組織、有綱領的陣營了，而民主黨派一旦與大學生們結盟，事情就不好辦了。基於這種分析和擔憂，毛決定立即收網，並開展全面反攻，以便趁對方立足未穩之際，殺他個人仰馬翻。從這一事件中我們也就可以看出，喝過洋墨水、獲得過「洋博士」的章伯鈞和六教授們，在政治鬥爭方面與毛的不成比例的差距：明明自己一片好心，想為「皇上」分優，為「黨國」效力，卻被鬥爭性特、嗅覺超級靈敏的「皇上」 當作亂黨一網打盡，這是何等的冤！當然，毛皇後來也完全清楚教授們是在為他盡忠、分憂，但是他更需要一個理由來推進反右派鬥爭，所以對不起，只好委屈諸位了，誰叫你們是資產階級的代表呢。這就叫干大事不拘小節，有如曹操經常「借」別人的人頭一樣。毛說的也許不錯：教授們的知識也許真的當以狗屁視之，教授們在政治鬥爭上確實只能算侏儒，小兒科。當然後來的事實表明，不僅章伯鈞和六教授，就是劉少奇、周恩來、林彪、鄧小平也不是毛的對手，他們的流氣、霸氣、痞氣都遠不及毛，所以與毛一交手立即敗下陣來。毛算是偉大到「頂峰」了。
在打擊民盟等民主黨派的同時，另一個使毛震怒的是北京的大學生們。早在發動「整風」之初，毛就作出了規定：運動只准在各學校分別進行，不準跨校串聯，更不準學生們上街、到社會上去。而且規定鳴放只能以大字報、小字報、座談、講話的方式進行，嚴格禁止以印刷品散發。這樣無論怎樣激烈的言論都不可能形成氣候，構成威脅，更不可能發展成匈牙利那樣的事件。毛想將學生門玩弄於他的股掌之中，就象孫悟空跳不出如來佛的「五指山」一樣。
但是有著反專制、爭民主傳?的北京大學生們不願意就範。北京大學傳統上是學生運動的中心和策源地。起初，學生們按照學校黨委的布置，規矩有序地參与校內整風、鳴放，人們很小心謹慎，因為在兩年前的反胡風和「?反」 運動中，已經有一部分師生——兩百餘人——被抓捕的前車之鑒。但很快，年青人的敏銳和朝氣就衝破了「黨」為他們設計的藩籬，並且越是往後越呈不可控的燎原之勢。
1957年5月19日，是個值得紀念的日子，那一天，北大的學生大飯堂外冒出的一朵帶刺的「小花」， 那是沈澤宜、張元勛合作的題為《是時候了》的一首小詩：
是時候了，
年輕人
放開嗓子唱！
把我們的痛苦
和愛情，
一齊都
瀉到紙上！
不要背地裡不平，
背地裡憤慨，
背地裡憂傷。
心中的甜、酸、苦、辣，
都抖出來
見一見天光！
即使批評和指責，
急風暴雨般落到頭上，
新生的草木，
從不怕
太陽照耀！
我的詩
是一枝火炬，
燒毀一切
人世間的藩?。
它的光芒
無法遮攔，
因為
它的火種
來自——
「五四」！！！
……
昨天我還不敢，
彈響沉重的琴弦，
我只可用柔和的調 子，
歌唱和風和花瓣！
今天，我要唱起心裏的歌，
作為一支巨鞭，
鞭苔死陽光中的一切黑暗！
為什麼，有人說，團體里沒有溫暖？
為什麼，有人說，牆壁隔在我們中間？
為什麼，你和我不敢坦率地交談？
為什麼……
我含著憤怒的淚，
向我輩呼喚：
歌唱真理的弟兄們，
快將火炬舉起，
火葬陽光下的一切黑暗！！！
同一天稍晚，還有張景中、陳奉孝等四個同學貼出的大字報，直接了當、簡明扼要地提出四項要求，直指當局教育問題的核心：
取消黨委制，實行民主辦校。
取消政治必修課。
取消留學生內定製，實行平等競爭的選拔制。
開闢自由論壇，確保言論、集會、出版、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
5月19日的大字如酷夏的火種，衝鋒的號角，迅速在北京大校內、外掀起了民主的波瀾，各色各樣的大字報「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有的矛頭直指中共統治的要害：
「現在的政府保護公民權利的狀況，還不如封建王朝和蔣介石。」
「憲法自一九五四年通過以後，有的被徹底破壞了，有的有名無實。」
「把憲法當手紙。」
「親身經歷過三反、五反、肅反這些運動的人，想起來就心驚肉跳！毛骨悚然」，「真是人人自危，社會大恐怖」！
有人貼出了「白毛女要伸冤」 的大字報……
「要真正整風，首先要把一切不民主的制度一掃而空！」
學生們辦起了自己的刊物《紅樓》、《廣場》，著名的學生右派、新聞系學生，後來以自己慘烈的捐驅，傳承了北大的五四精神的林昭（原名彭令昭）就是《紅樓》編委之一。沈澤宜、張元勛、陳奉孝則是《廣場》編委。其他各種名目的油印小報、板報如《自由論壇》、《民主牆》……也如雨後春筍破土而出，膳廳宿舍，教室過道、一切可以張貼大字報的地方都被張貼滿了……
各種自發、卻又秩序井然的辯論會、演講會也登場了，人們以各種方式傾訴心中的積怨和訴求。後來成為著名的學生右派、人民大學法律系四年級學生林希翎（原名程海果）自動跑來北大演講，她的卓越口才、廣博的知識和澎湃的激情，如江河瀉地、日月經天，她口若懸河，可以不用講稿一氣呵成講上幾個小時。年青的學子被其才華和激情所感染和傾倒，譽其為「一支帶刺的玫瑰」。 隨即，又一個「新星」登場分享了林希翎的風光，北大物理系四年級學生譚天榮以另一種狂放的、激情四射卻又怪誕的方式表達著自己不羈的反叛情懷……
正在紛紛嚷嚷，你方唱罷我登場之際，有人提議打破校際壁壘（林希翎實際上已開此先河），到各校串聯互訪，甚至走向社會，喚起民眾，儼然要做新一代的「五四青年」了。
北京高校的學生鳴放引起了中南海的高度關注，毛終於按捺不住了。在運動之初，毛就作過兩手打算：如果青年學子們對他感恩戴德，願意做他和「黨」的訓服工具，一切聽從他的「戰略部署」，那麼到時他將以新時期的學生運動導師的面貌出現在人們面前，並對學生們大讚大頌一番；反之，學生們如果不識相，硬要走「五四之路」，或匈牙利、波蘭之路，那麼他將毫不猶豫地將學運摧殘于萌芽中。對於學生娃娃的鬧事、造反，毛極端鄙視、藐視，他早就講過：他（們）又沒有槍，你怕他什麼！北京的學生就算全部走上街頭，也禁不住他的部下發動工農群眾一陣拳腳，更不用說出動軍隊了。
現在看來第一種情況是不可能了，學生們不願做訓服工具。這也反證了他認為知識分子是絕對不是自己人的英明論斷。他只好來第二手硬的了。他叫周恩來去北大作了一次反右派報告。接著，又在該校「挖」出了一個「反革命集團」，造成大軍壓境的恐怖陣勢，首犯陳奉孝、主犯張元勛分別被判處十五年、八年徒刑（沈澤宜因為作了公開檢討，沒有進「集團」）。這時只講專政、不講民主了，誰不服抓誰。 在高壓和嚴打的氣勢下，「右派」陣營很快土崩瓦解。]有費多大力氣，學校的右派師生一個個束手就擒。正如毛所預料的，在大的無產階級專政下，一幫手無寸鐵的「秀才」能掀起什麼大浪呢！
看來，章伯鈞一夥確是錯誤估計形勢了：形勢確實沒有他們想象中那麼嚴重；更不是如章伯鈞所說的，毛澤東因鳴放中提出意見過份尖銳而不好下台，弄得進退失據，收也不好，放也不好，要靠民主黨派來收場了……這些書獃子真是太小看毛澤東了，為了打倒、幹掉一個黨內政敵，他可以以數萬無辜生命「陪葬」，他哪裡會被一些讀書娃嚇倒呢？他手裡有大的專政工具，有幾百萬警察，幾千萬大軍，他有什麼「下不了台」？何況，他可以隨意 「變臉」，有什麼「進退失據」？這不，他大吼一聲：我過去說的一切都是「陽謀」， 都是為了引誘你們這些 「蛇」 出洞，然後一網打盡。你們自認倒霉吧！一切問題都解決了。
來源：北京之春